编者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诞辰90周年之际，翻看人民空军早期历史书籍与文章，彭真、刘亚楼、伍修权、吴溉之、朱瑞、薛少卿、常乾坤、王弼等领导人跃然纸上。今天我们发表4位空军老前辈及1位专家的讲话或回忆文章，以反映人民空军早期真实、有价值的历史，以此来纪念建军节。

    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

    空军首任司令员刘亚楼在空军正式成立后，就以什么原则建设空军和怎样建设空军撰文，他告诫空军官兵说：

    中国人民军队，在二十几年来的革命战争中，是在没有空军配合的条件下，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主要是靠陆军而且基本上是靠步兵作战，我们战胜了国内外的装备优势于我军的敌人。我们的志愿军又在朝鲜沉重地打击了号称装备最好的美帝国主义军队。这二十几年的战争经验说明了步兵始终是主要的兵种，正因为我们在这个主要的方面是优越的，所以我们虽然还缺乏其他兵种，但仍然战胜了具有现代化各兵种的敌人。人民解放军的步兵战士用手榴弹、炸药包与敌人的坦克肉搏，端起刺刀直接向敌人的炮兵阵地冲锋，那是很通常的动作，这也说明了我们的步兵是善战的，它在以劣势的装备与装备优势的敌人的作战中，发挥了高度的智慧，创造了各种巧妙的办法，使敌人的技术兵种常常处于无用武之地。它锻炼出了“小米加步枪”，打败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的一整套的作战艺术和战术。当然，二十几年的战争经验，并没有否定除步兵以外的其他兵种的作用。在过去的革命战争中，由于没有技术兵种尤其空军的配合，曾使我军遭遇到若干困难。如果我们强大的陆军再加上空军，那么敌人将会遭到更大的歼灭和更快的失败。正因如此，中国人民老早就渴望着一支空军。当革命刚刚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时，毛主席就指示：“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党和政府两年来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建设人民空军。这是国防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参加空军建设的每个同志的光荣任务。

    怎样来建设我们的空军呢？应该依据什么基础来建设呢？人民空军是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因此，人民军队的本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保卫祖国和人民权益的热忱、为正义的人民事业而献身的高度革命英雄主义、不怕任何困难的艰苦奋斗精神、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的纪律等等，所有这些我军建设的基本思想和原则，对于人民解放军的一切军兵种是毫无例外的，这也就是人民空军建军的基本思想和原则。在这里，任何强调空军特殊或表现空军突出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当然，人民空军是一个技术军种，由于它所具备的技术条件、所担负的战斗任务、所处的战斗环境之不同，所以在军队建设的许多具体问题上是与其他军兵种应有所不同的。然而，就是在这些方面也一定要靠陆军做基础，一定要向陆军学习。只有把陆军的传统、经验、机构、人员，结合空军建设的具体条件，加以正确运用，才能使人民空军很好地建设起来。比如：

    （一）坚强的政治工作，这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人民解放军中的党委制、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机关、政治工作和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是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人民军队的革命品质，保证我们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基本因素。建设人民空军，就必须以我们陆军的久经考验的这些政治工作制度、方法、经验作为基础，在既估计到了相同又估计到了特点的条件下，灵活应用到空军中来，建设空军部队的政治工作。

    （二）二十几年来，毛主席在各个革命战争时期规定了人民革命军队的科学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结合。空军作战在作战艺术上和战术范围内与陆军有若干的差别，然而要以陆军的战术经验、战术原则为基础，是毫无疑义的。尤其是，各军兵种协同动作在现代战争中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这种协同动作又必须以主要兵种——步兵的利益为基础来组织。因此空军的最主要任务，就是给陆军部队以有力的协助。这更加说明空军战术必须以陆军（步兵）的战术为基础，每个空军人员同时必须很好地学习步兵战术。

    （三）为建设人民空军，中央从陆军中调来了一批整师整团的步兵部队作为组成第一批空军部队的组织基础。这批经过了战斗锻炼和工作锻炼的组织机构，把解放军陆军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带到空军来了。我们必须很好地利用和发挥这批宝贵的组织机构之作用，并使之迅速适应空军的条件和环境，以便在这一基础上来建立大批的有战斗力的空军部队。

    （四）为建设人民空军，中央从陆军调了大批干部来空军担任各种工作，又调来了大批航空学员，培养成为飞行、机械人员。这批具有战斗经验、工作经验的干部和学员是人民空军建设的干部基础，是空军最宝贵的资本，是空军战斗力的核心。

    上述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就是建设人民空军所要依据的基础之基本内容。

    在谈到建设空军的基础这一个问题时，我们必须反对两种偏向。一种是脱离我军建军已有的优良基础而企求另搞一套，他们以为空军是新的军种，陆军的建军原则和经验不适用，要另起炉灶；另一种是满足于已有的陆军经验，忽视对新军种的认识，或机械地搬用陆军的经验，不注意空军的具体条件。这两种偏向都是错误的，都会妨碍人民空军的建设。应该了解，我们所要建设的是人民的空军，它是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人民军队的本质是肯定不移的。我军的建军思想、原则、传统、作风对于空军是宝贵的资本，不以这些为基础，脱离这些基础，而企求另起炉灶，其结果不是使空军建设搞不起来，就将要犯大错误。当然，空军是新的军种，是技术军种，有其具体的特点，因此不应而且不能满足于陆军的已有经验。如果不在已有的基础上，充分估计到空军的具体特点，向前发展一步，那么我们将不能解决空军建设中所必然发生的新的问题。此外我们还必须虚心向苏联空军学习。苏联空军是先进的、人民的武装，它也是在陆军基础上建设，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它经历了艰巨的考验，已成为世界上最坚强的空军，它是我们空军最好的榜样。

    总之，靠陆军做基础，以苏联空军为榜样，这就是人民空军建设应走的道路。
                 
    目前空军的成员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的：从陆军来的人员，新参军的青年学生和曾在国民党空军工作过的技术人员。空军的建设，应该以从陆军来的人员为骨干，团结新参军青年和旧空军人员一道前进。

    为建设人民空军，中央从陆军调来了大批干部及战士，其中除一部分已入航校学习，准备培养成飞行、机械人员外，大部分担任着空军的军事、政治、后勤等工作。这批人员是建设空军最主要的基干力量。这批人员中有很大数目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是在解放军优良传统下培养教育出来的。其中最大多数受过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经历过艰苦的战斗考验，长期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这就锻炼了他们优良的政治品质，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英勇顽强自我牺牲的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特别重要的是其中大部分人在作战指挥方面，在政治工作方面，在部队管理教育方面，均经过了较长期的实际工作，因而在掌握军队领导工作上具有一定的经验和能力。这些同志只要能对于空军这个新的军种的具体条件和特点有正确的认识，只要能下定决心努力钻研，搞通一般的技术常识，是能很快成为空军中很好的技术干部、政治工作干部、参谋干部、后勤干部的。已入航校学习的同志，只要他们有决心努力学习，是能很快成为党的技术干部，成为人民空军空勤、地勤人员的骨干的。建设人民空军应该珍视他们，以他们为骨干，以他们为种子，来承受和传播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以他们为核心来锻炼人民空军的战斗力。这点应该成为不可动摇的方针。

    从陆军来的人员的一个短处，是他们中间很多人暂时还不懂技术，对空军的工作还很生疏。我们必须了解，技术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是可以学会的。苏联空军的许多干部，过去也是从陆军调来的。当时他们对航空知识同样毫无所知，但经过努力学习和锻炼，很多同志很快成了航空专家。我们人民解放军的一批干部，尤其抗战时期中央送到新疆学习航空回来的一批干部，他们经过了一定时间的学习以后，今天已经逐渐成了内行，成了党的技术干部了。可见其他同志只要能努力钻研，积极学习，也一定可以学会技术，成为内行。

    人民空军的建设中涌进了千万的优秀青年学生。其中不少是优秀的青年团员，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是经过了革命斗争的教养和锻炼的，富有革命热情，有朝气，对新鲜事物有敏锐的感觉，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这是人民空军建设的新生力量。我们必须以极大的热忱来欢迎他们，关心和教育他们。但是他们还有许多缺点，他们缺少革命的实际锻炼，并带着旧社会不良思想的尾巴，这就是小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残余。有的对于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缺点认识不足，忽视了思想改造对自己的必要，由于经历和锻炼还不够，还缺乏领导经验，工作中常常出一些岔子。因此他们应该踏实虚心，决心改造自己，向陆军来的干部学习，学习他们的斗争经验和优良作风，学习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学习领导工作的各种方法。

    人民空军的成员中还有一批过去曾在国民党空军工作过的技术人员。他们有一定的文化和技术知识，大多数都愿意力求进步并积极参加人民空军的建设，这是人民空军建设很需要的一批力量。但是他们还带着许多旧的思想和旧的作风；意识上还有个人主义打算、享乐观点、单纯技术观点等；作风上还有虚浮散漫、不够老实的地方。他们有的瞧不起陆军来的干部，以为是“土包子”，而不知道这些干部可贵的政治品质、崇高的革命精神，正是自己所欠缺所应该学习的东西。但是，他们绝大多数是可以改造教育成为人民空军很好的技术干部的，而且有一批目前已经成为很好的技术干部。空军对这批人员应该是团结教育他们一道前进，而他们应该努力学习政治，切实改造自己，洗清自己的旧思想旧作风，牢固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发挥自己的技能，使自己成为对国家对人民对人民空军建设有用处的人才。

    总之，我们新老干部间、各种人员间，应该是彼此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既尊重和学习掌握领导工作的知识与经验，又尊重和学习掌握技术业务的知识与经验。这就是全体空军人员在建设人民空军的目前阶段上应当遵守的一个原则。

    在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领导之下，将近2年来，人民空军的建设事业已经有了初步的规模，取得了若干成绩。但是我们工作中还有很多缺点需要改进，更重大的任务还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发奋努力，在强大的陆军基础上为建设人民的空军而努力奋斗。（本文发表于1951年，有删减。）

    八路军总部航空队

    据空军早期历史当事人方子翼回忆：

    为了建设人民的空军，中共中央利用统战关系。于1938年春选派了一批年轻的红军干部到新疆省督办公署航空队（亦称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技术。当时共挑选了43人，18人加入第二期机械班，25人加入第三期飞行班，两个班同时于1938年3月初入校开课。机械班学习了1年半，飞行班学习了4年半。两个班分别于1939年秋和1942年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不久，盛世才投靠国民党蒋介石，反苏反共，他先在6月份将八路军的航空人员赶出航校，于1942年9月份将包括航空人员在内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全体人员逮捕下狱，一直关押了4年。在党中央的大力营救下，国民党于1946年6月10日宣布在新疆被押的共产党人全体无罪并无条件的集体释放。我们31名航空人员与全体出狱人员一起，于同年7月11日胜利地回到了延安。

    我们在延安期间，得到了党中央的优厚照顾和领导机关的亲切关怀。初回到延安时，中央指示全休3个月以后再行分配工作。因为我们是从新疆回来的，又是航空人员，当时在延安的同志便称我们为“新疆航空队”。这个“新疆航空队”有飞行员15人：吕黎平、方华、方槐、方子翼、陈熙、袁彬、赵群、夏伯勋、刘忠惠、安志敏、黎明、张毅、杨一德、李奎、胡子昆；有机械员16人：严振刚、朱火华、金生、周立范、丁园、刘子立、刘子宁、陈旭、陈御风、王云清、王东汉、曹麟辉、云甫、吴峰、黄思深、周绍光。

    大约在1946年8月中旬，我们听说八路军总部准备将“新疆航空队”正式编为“八路军总部航空队”，并准备开赴东北恢复技术。

    记得在8月29日那天，朱德总司令将我们这批从新疆回来的航空人员召到八路军总部开会，并宣布成立八路军总部航空队。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将新疆回来的航空人员编成一个航空队，暂定名为“八路军总部航空队”。任命方子翼为航空队队长，严振刚为航空队政治指导员。航空队的下属组织，由航空队自己确定编排。

    航空队当前的任务就是要及早地恢复技术。但是，恢复技术必须去东北。东北已收缴了许多日本飞机，但缺少航空人员去掌握。东北民主联军已在牡丹江成立了一所航空学校，但缺少教练人才，目前主要由日本人协助训练。所以，中央指示，八路军总部航空队成立后，争取早日开赴东北，恢复飞行，提高技术。   

    根据朱总司令的指示，我们航空队采取空地勤混合编组，将全体人员编为3个分队，由方华、陈熙、吕黎平分别担任第1、第2、第3分队队长。编组后，八路军总部航空队每天集体复习航空理论，锻炼身体，练习行军，为赴东北恢复技术做准备。

    航空队9月20日由延安出发去东北，行军路线走晋冀鲁豫军区，在胶东半岛渡海转赴东北。 9月20日清晨，我们航空队和刘善本机组的全体同志集合在八路军总部驻地王家坪，在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二部以及从新疆出狱回延安的全体同志千余人的欢送下，肩负重任，踏上了赴东北的征程。

    在行军的途中，我们得到了沿途各地党政军首长和机关的特殊照顾。经过山西吕梁军区时，彭绍辉司令员亲率3个团的兵力护送我们下平川，过汾河，通过同蒲铁路封锁线。在经过晋冀鲁豫军区时，薄一波副政委亲自拨款为刘善本机组途中改善生活。到渤海区时，山东惠民军分区派遣部队全程护送通过羊角沟、昌邑封锁线。经过胶东军区时，许世友司令员专门调拨3艘汽艇和两营武装护送通过海上封锁线，并亲自在山东烟台组织和指挥渡海。在沿途我党政军的关照下，航空队于1946年12月29日安抵大连。1947年元旦过后，在大连警备司令边章伍的安排下，航空队乘苏联军队的轮船抵达朝鲜镇南浦，由东北民主联军驻朝办事处将我们接到平壤，并安排火车转赴我国东北边城图门。经图门市市长兼警备司令饶宾安排，航空队于1947年1月下旬乘火车安全到达牡丹江。

    航空队到达牡丹江后，我和严振刚率刘善本机组直奔哈尔滨，到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报到。我们到哈尔滨后，先是到东北局，将八路军总部和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和刘善本机组4人当面交给东北局书记彭真，然后把八路军总部和中央组织部关于八路军总部航空队及航空队全体党员介绍信当面交给了东总政治部周桓副主任，民主联军首长当即指示，可直接介绍到航空学校(即东北老航校）。我和严振刚在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办完手续后于1月底到达航校，将介绍信当面交给航校校长常乾坤、政委王弼，并向常、王口头汇报了航空队的空地勤人员的技术情况和身体状况。

    八路军总部航空队进入航校后，在短期内迅速恢复了技术。由于航校所有的日式飞机都是一些破旧器材拼凑起来的教练机，没有一架能作战使用。为了充分发挥这一部分技术干部的作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将八路军总部航空队的全体人员分配到航校下属各单位担任领导工作和教学工作，吕黎平和方槐分别任训练处处长和政治协理员，安志敏任副大队长，方华和陈熙分别任第2飞行大队大队长和政治委员，袁彬任混合大队大队长，金生任机务训练大队大队长，夏伯勋、黎辉、赵群、胡子昆分别任各飞行大队的中队长，丁园、陈御风、陈旭、刘子立、曹麟辉、云甫、吴峰、黄思深等分别任外场机务队、飞机和发动机修理厂、航材场、油料场单位的领导工作。至此，八路军总部航空队的组织宣告结束。

    由党悉心培养的这批航空技术人员，把所学的技术全部奉献给党的航空事业，为创建人民空军做出重大的贡献。（本文有删减）

    中央军委航空局组建始末

    据空军早期历史当事人方槐回忆：

    1949年初，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先后胜利结束，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大部被我军歼灭。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建立人民航空事业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为歼灭残敌，保卫新中国的需要，党中央即着手进行军委航空领导机构组建工作。中央军委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1949年3月30日，任命常乾坤为中央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并任命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统管航空业务的办事机构——中央军委航空局在北平（后改北京）的灯市口同福夹道正式办公。当时局里还没有成立党委，只成立了局机关临时党支部，接受军委机关党委指导。当时我任支部书记，委员有朱火华、王涛、韩志明、伊琦，后又增加刘德深、安志敏。

    航空局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主要的工作任务是组织接收国民党遗留的机场、航空设备，收留旧航空技术人员；组织修复航空工厂，并尽早恢复生产；加强机场管理，开辟空中航线；加速培养航空技术人才，为正式组建空军创造条件等。

    在航空局存在的短短7个多月时间里，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组成航空接收组随军南下。局里抽调了吕黎平、蒋天然、张孔修、丁园、张开帙等一批干部，组成航空接收工作组，随解放大军前进，分别赴华东、华中、西北地区，接收国民党空军留下的基地、设备、器材、人员等。

    第二件事是建立各地区的航空办事机构，就是在各大区建立航空办事处或航空处。计有：1949年4月1日在北京成立华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由方华任处长；7月在武汉成立华中军区司令部航空办事处，由张孔修任主任，程启光任政治委员；9月1日在上海成立华东军区司令部航空处，由蒋天然任处长，王集成任政治委员；11月在兰州成立西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由赵光远任政治委员兼处长；1950年1月，在沈阳成立东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由王海清任处长；同年1月22日，在重庆成立西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由余非任处长，夏屏西任政治委员。与此同时，还在天津、徐州、青岛、杭州、南京、张家口、太原等地建立了航空站。

    航空办事处机构在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各该地区国民党空军和民航人员的接收、安排和处理；航空器材、物资的清点、登记和分配使用；恢复修理厂（所），维护各类航空装备，恢复通信、导航设备；组建航空站、接送飞机以及完成其他有关航空事务的工作。

    第三件事是开辟空中航线。为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北、西南，经中央军委批准，开辟了几条主要航线。当时除东北的空中航线较有保障外，其他地区有的机场被破坏得很厉害，必须进行大量的修补工作。开辟新的空中航线，对航空局来说是一件新任务，我们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因此困难不少，截止1949年10月，先后开辟了北京——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苏联赤塔；北京——太原——西安——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北京——石家庄——开封——武汉；北京——济南——徐州——南京——上海等新的空中航线。在这期间还执行保障了几起重要的专机任务，如接送新政协代表在北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第四件事是组建一支担负北平防空任务的战斗飞行部队。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5月4日，国民党空军6架B-24重型轰炸机，对北平实施空中袭击，空袭敌机8时57分采取低空进袭南苑机场，集中对刚刚恢复维修工作的航空修理厂和宿舍区进行轰炸。这次空袭对刚解放的北平人民和我们党的领导机关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为防止敌人从空中破坏，保卫北平的安全，保证全国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军委周恩来副主席指示：把能作战的飞行员调来，组织起来，在北平组建一支能担负起防空任务的作战飞行队。你们回去后拟定一个计划向军委报告。经常、王局首长审批同意，于7月7日正式向军委提出报告。得到批准后，航空局于7月31日至8月8日召开了工作会议，研究决定飞行队的组成人员，其中有徐兆文、赵大海、杨培光、阎磊、谭汉州、刘卓生、毛履武、任永荣等战斗机飞行员，有王玉珂、邓仲卿等飞蚊式轰炸机飞行员以及运输机飞行员谢派芬、杨宝庆、徐骏英等，后来因任务需要，又从东北航校调来孟进、林虎。飞机有P-51作战飞机10至12架，蚊式轰炸机2架（原预计3架，因上海修理厂修的一架在试飞时发生了事故而未用上），B-25轰炸机1架，此外，还有两架C-46，两架PT-19，两架L-5以及C-47、AT-6、PT-17等飞机各1架。飞行队下设3个飞行分队，一个机务分队。从9月5日起，以2至4机正式担负起北平地区的防空值班任务。

    第五件事是组织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空中受阅。1949年8月下旬军委航空局接受开国大典的空中受阅任务后，于1949年9月1日开会布置任务和人员分工。受阅总的组织计划由我负责，并选调飞行员；拟定编队的编组，按各个编组的不同机种拟定各机组的训练计划，我还同安志敏、刘善本进行领航计算；根据各种飞机的性能拟定起飞、出航、集合、出发进入航线的时间，各型机（组）通过天安门速度、高度等。各机（组、分队）按上述要求由飞行队徐兆文负责组织训练。全日使用跑道、各型机的开飞、结束时间由徐兆文安排。后因徐兆文在飞行事故中负伤住进医院，又从东北航校飞行战斗训练大队调来邢海帆代理徐的工作。受阅部队的一切地面组织指挥和保障工作由华北军区航空处的油江统一负责。航空局作教处的李裕担任受阅训练和正式受阅的机场塔台指挥，同时协助徐兆文（后是邢海帆）机场战斗值班的塔台指挥。

    由于我的工作责任在身，在聂总处我当面请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通过天安门上空的高度问题，一个是政治安全问题。第一个问题，聂总同意我问在座的那位苏联空军中将。我向他请教，苏联十月革命节阅兵时空中机群通过红场上空的高度怎样规定的？他告知说，是根据飞机下滑的安全系数来定的，飞机万一在天安门上空发动机停止工作，能在这高度上滑行离开天安门和居民区，不伤害人民群众为原则。关于第二个问题，为防止重大政治事故，保证中央领导同志和开国大典的安全，我请示受阅飞机有武器装置的只留几架担任机场战斗值班装实弹，其他飞机装哑弹；没有武器装置的飞机，进行安全检查，不许带任何可抛出机外伤害地面人员的物件等，同时还选派了一些同志上C-46飞机作为安全保障人员。机务分队的负责人刘平凡、于广昌亲自检查每一架飞机，将装有机枪的换上哑弹，弹仓检查后“封死”。

    1949年9月23日，空中受阅梯队第一次通过天安门上空作受阅航线试飞预演时，正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代表们听到上空有飞机通过的声音，担心是国民党飞机来扰乱，关切地询问哪里的飞机？周恩来副主席当即告知代表们，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自己的飞机，他们是保卫我们政协会议的，还准备参加开国大典的空中受阅。代表们听到是我们解放军自己的飞机时，心情都很激动，他们对新生的人民空军表示敬意。

    我作为一个老飞行员也参加了空中受阅的飞行，心情格外激动。我是党和人民军队培养长大成人的贫农孩子，1938年党中央派我去新疆学习航空技术，今天驾驶飞机，庆祝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心情怎能平静。

    空中受阅结束后，小型飞机还担负了空中摄影和散发传单的任务。我与领航员曲衍椿负责天安门广场和前门外一片散发传单，我还带着电影摄影师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拍摄开国大典盛况。安志敏、杜道时、任永荣也担负了从空中散发传单的任务。受阅任务安全顺利完成后，受阅的全体空军战士应邀参加了开国大典的盛大招待会，党和国家领导人给我们很高的评价，大家受到很大的鼓励。

    第六件事是设计人民空军的军徽、机徽和空军男女指战员服装样式。这是7月间一次军委星期六的办公会议上，聂代总长提出来的。朱总司令指示过，设计军种标志和服装时，要根据各军种的特性，有所区别。

    军委航空局指定我牵头，负责组成设计组。我与安志敏商量选人组成两个设计组，一个是由我直接负责的军徽、机徽标志组，成员有张成中、李裕、姚维涛等，并请刘善本、杜道时等提供意见；一个是由安志敏负责的服装组，成员有韩志明、伊琦、王健等。

    为设计出人民空军的军徽、机徽，我们到处收集各国空军的标志样品，对当时所能找到的制式样品都进行了研究。制成样品后，报刘亚楼司令员和局领导审评。刘亚楼司令员看后向我们提出：空军是新建立的一个军种，是在陆军的基础上开始建立的，还很弱小，不要太露锋芒；机徽有和美机相同之处等。我向他及局领导说明：我机是红五星，星中有中文“八一”字样，美机是白五星，在星左右代表机翼的“带”，我机是红带金色边，美机是蓝色，完全可以区别。与苏机也有区别，苏机是红五星，没有其他配衬。刘亚楼听完后表示认可。他同时还审查了军装制式样品，表示同意上报军委。军委在一次办公会上，朱总司令、聂代总长亲自观审了人民空军的军徽、帽徽、机徽图案，由王健、高伯陶分别试穿男、女服装后，当即批准使用。在开国大典时，人民空军指战员首次使用了新设计的军徽、帽徽、机徽标志和服装，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第七件事是筹建人民空军的领导机关。正式成立空军，第一步的工作是组建领导机构。中央军委决定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4兵团的机关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领导机关。

    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主席给周恩来副主席的信中，正式提出组建人民解放军空军。11日，党中央书记处召见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4兵团司令员的刘亚楼同志，责成他负责正式组建人民解放军空军的任务，并要刘亚楼提出空军主要领导成员的人选名单和空军领导机关组成的方案报中央军委。刘亚楼即向当时在北平的中央军委领导同志邓小平、罗荣桓、聂荣臻等报告请示。接着又向军委航空局常乾坤、王弼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和军委领导同志的指示，并在他们的住处召集小型会议，商议有关正式组建人民空军的几件大事。参加会议的除常、王局领导外，还有薛少卿和我。刘亚楼首先说：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要正式建立人民解放军空军，要我负责搞个计划报中央军委。现在我们还没有什么组织名称，我请你们一块开个小会，就叫党小组会吧，商量一下先要办几件什么事。刘亚楼向我们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和军委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后提出：向中央军委请调空军的领导干部；建立空军的领导机构；组建新的航空学校；拟定请苏联援助的意见等。刘亚楼提出要尽快办好的几件事：

    一是由刘亚楼自己提出，向中央军委请调肖华同志来空军工作，并要求我们向他提供各野战军中有相识且合适的同志的名单。他说：从各野战军请调的干部，主要是团、师、军级，年龄要小一点，身体要好，要有点文化水平等。为妥善调配干部，他还提出成立一个干部调配小组，负责调进干部的事宜。

    二是向中央军委请示，调人民解放军第14兵团机关改建为空军的领导机关，同时请调第4野战军后勤6分部改建为空军的后勤机构。三是向中央军委申请从各野战军部队中选调飞行学员和机械工程技术学员，组建新的航空学校，并拟请派一批人去苏联空军学校学习。四是向中央军委提出，准备去苏联请求援助的意见。刘亚楼最后说：他的办公地址就在军委航空局。在刘亚楼的主持下，经过几天日以继夜的工作，拟定了组建人民空军的初步方案和空军领导成员的配备意见。在此过程中，刘亚楼曾多次向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军委领导同志面谈组建空军的重大问题。

    1949年7月26日，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上决定调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第14兵团的机关和军委航空局合并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关。8月1日，中央军委令第14兵团机关（司、政、供、卫各部和警卫分队等）由武汉来北平待编。19日，14兵团机关2000多名指战员在该兵团司令部参谋处长何廷一、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王平水率领下乘火车抵北平，进驻南苑。我和姚峻前去欢迎他们成为人民空军第一代的领导机关。何廷一、王平水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交谈时我提出，目前机关部队除进行思想政治、时事政策教育外，要拿出一定的时间进行航空知识教育，他们表示同意。报领导批准后由我负责具体组织。1949年10月间，兵团机关与军委航空局在北平灯市口6、7、8号合署办公。

    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任命4野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第13兵团政委肖华为空军政委，2野第17军军长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11月11日 军委航空局撤销，虽然只有7个多月的时间，但它完成了党和人民的委托。（本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