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西路军在永昌与马步芳部队和民团进行了数十次战斗，相持一月之久。然后，经山丹以南的大马营滩，民乐县的永固、乃家崖、六坝等地，向西移动，到临泽的倪家营子。不久，敌人调集大炮、飞机和骑兵、步兵，轮番进攻我们。在北风呼啸的寒冬腊月，我红军战士在衣着单薄、无水喝、无粮充饥、更缺少弹药的情况下，与数倍于我军的敌人死拼硬杀，敌人横尸遍野，我军伤亡也很惨重。最后，红军从梨园口撤退进山，在牛毛山、康隆寺一带又惨遭失败。

    我在康隆寺战斗中被俘，押送张掖城内南城巷车马店关押。每天晚上都有不少战友被敌人拉出去活埋、砍杀，我因身体瘦小，藏于风箱下面而未被发现。后来，未遭杀害的红军被俘战士在敌人押解下，八人一组，抬着马匪伤员往青海西宁送。路经民乐三堡时，住在一户老百姓家，那家老人见我年小体弱，叹口气说:“你走到扁都口就活不了。”当时我想，这位慈善的老人是同情红军的，就苦苦哀求他救我一命。老爷爷二话没说，将我藏在他家草房的草里面，不让我动弹露头。第二天晚上才叫我出来，在老人家里吃了一顿饱饭。他让儿子送我到下天乐河滩，让我讨饭度日。

    在民乐乞讨求生的日子里，顺化乡南泥沟农民何有善愿收我做义子，把我藏在一个山洞里。白天晚上不让出洞，吃住拉屎拉尿都在里面，以后又把我转到山顶上的窑洞内。后来失败的红军三三两两地来了，在那个窑洞里聚集了十七八个人。何家老人家境贫寒，负担不起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为了生活，我们只好下山，冒险乞讨。

    1937年4月间，我们讨饭到丰乐乡新庄村。村子上正修学校，一个老乡收留我们12人磨砖头，以此挣饭糊口，并嘱咐我们不准说话，否则会招来麻烦。一天，一个马匪逃兵闲转到磨砖场地，逼问我是不是“共产”，我只瞪眼不说话。那家伙将我打了几棍，我忍无可忍， 心想，人是一个，命是一条，便说:“我就是‘共产’，我们都是‘共产’， 你干啥？”他把我们带到保里，要马要枪要钱，我们谁也不说真情。太阳快落山了，那个家伙和保长、甲长要把我们押往洪水城(今民乐县城)，行至海潮坝河坡时，由在三十军当过警卫员的陈学品和师部的一个姓王的干部，猛地将马匪逃兵抱住摔倒在地。我们一齐上前，拉的拉，抬的抬，拖到河坝里用石头砸死，拉到崖根里用石头压住尸体。这时，保甲长吓得早不见了。我们不敢停留，便分散活动了。

    1939年5月，我讨饭到洪水城。因不是本地口音，被国民党中央军抓住，圈在营房里。到了晚上，我逃了出来。几天后又在曹营村被抓，送县城逼问，我不说真情。敌人就把我打了一千多棒，打得遍体鳞伤，血肉飞溅。然后把我拖到北教场，割去左耳朵，才算罢休。五六月， 苍蝇遮体，蛆虫缠身，臭气难闻，惨象目不忍睹，人人见了都落泪。

    在那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在我生命垂危的时候，善良的民乐人民，置反动军警的野蛮不顾，你送一碗汤，他给一件衣，救我活命。特别是田明安老人，让自己的儿子田滋发、女儿田桂芳，将我抬到土地庙。每天送水送饭送药，洗伤口，精心照顾了八个月之久，才使我满身的伤口愈合。伤好后，经田家老人指点，我到祁连山打旱獗（jue）、挖药、背煤来维持生活。生活上略有盈余时，我便常来看救命恩人田家老人。田老看我忠厚老实，便将女儿田桂芳许配与我，从此成家定居在洪水镇。

    我深深感到，没有人民就没有红军的生存;没有党的领导，便没有红军斗争的胜利，也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一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悲壮的红西路军西征失败了，数千名党和人民的优秀儿女血洒疆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先烈们的英名长存，千古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