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春天，祁连山里寒冷得还像十冬腊月。一天，我12岁的女儿坎召领着她的小妹妹索娜什吉去放羊。姐妹俩出去时间不大，就跑了回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阿扎(爸爸)、达达（妈妈），野马沟一个松树底下的雪地里躺着一个人，在救命、救命地喊哩。”我的老伴是个药匠（藏医），一听两个女儿的话，便对我说：“召卡什吉，你快熬茶，我去看看，这一定是前几天打马家军的红军。”说完便一溜烟跑到了呼救的地方。一看，果然是位红军。这时，此人已冻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耳朵也冻烂了，腿冻得直挺挺的像根棍子，手指头硬梆梆的握不回来。他顾不上问什么，就背起这人往对面的一个山洞里跑。到山洞里，把人一放，赶快拾了点柴，生起了火。又用双手捧来积雪，给这位红军进行雪治。他用雪不停地在这位红军的手上、脚上、脸上使劲地搓。直到把皮肤搓得发红，他才松了口气。可他只管搓红军的冻伤，却忘了搓一搓自己的手，结果把自己的手背也冻肿了。

    我在家里熬好奶茶，左等右等不见老伴回来，放心不下，准备去看。只见他从河坝里跑来了：“快把酒壶子给我，先给他暖暖身子；快熬点青羊肉汤，送到山洞里来。”说完，就提起酒壶和奶茶走了。我还没把肉汤熬好，老伴又跑了回来。我忙问：“怎么样?”他说：“那个山洞不保险，要换个地方。”我说：“柳柴洼大，最好藏在柳柴洼深处。马匪来了也不可能到柳柴洼里去搜，就是搜也搜不着。”我和老伴收拾了几张青羊皮、毡子等，又用罐子提上熬好的青羊肉汤，来到山洞里。叫他喝了点肉汤，就背上他转移到了柳柴洼。

    在茂密的柳柴洼里，我们俩选了一个避风向阳的地方。铲掉积雪，砍了些柳柴，又用树杆搭成一个简易的小柴棚，里面垫上柴草，上面铺好青羊皮和毡子，一个又安全又暖和的小房子就成了。由于天气太冷，把这位红军战士冻得太厉害，手不能拿东西，脚不能走路，我们就给他一勺勺地喂茶喂饭。为了尽快地养好伤，老伴还上山采雪莲，配成药给他治伤。又打来青羊，扒出热突突的青羊肚子，拔治他的手和脚；我在家尽量弄点好吃的送上山。那时候，没有什么好吃的，但牛奶不缺，我一天总是熬三次鲜奶让他喝。几天后，这位红军说，他喝不惯牛奶，最好还是在牛奶里掺点水。我想，前几天不是喝得好好的，怎么说不习惯呢?我就说：“你放心吧，别的没有，牛奶我们有的是，多喝对身子好。”他双手捧着奶碗，两眼含着激动的泪花说：“你们一家人真好！”为了不让马匪发现目标，白天不敢生火取暖，到晚上才敢生火。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治和休息，这位红军的伤治好了，身体也恢复了。他红光满面，很有精神。他说：“现在我要赶队伍去。”可是，他的手指和脚趾头都冻掉了。我们看到此状，再三劝说，休息好了再说。可他说，时间越长，越难找到部队，并说要向西走。看来没法留住他，我们就给他收拾行装，连夜缝了一个小襟涟，装上炒面、曲拉(牛奶制成的熟食)和干肉，又缝了一件褐衫，还把老伴的一件皮袄也给了他。当他伸来那双被冻掉指头的手接过这些东西的时候，哭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他说：“救命恩人，等我找到队伍，一定给你们来信，革命胜利了再来看你们。”我和老伴把这位红军送到了白泉峡门的大路上，指给了向西走的路和要注意的事，就分别了。从此，再也没有听到他的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