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毛泽东听广播喜闻孟庆山消息，游击军自卫军两军合编八路军

    坦荡如砥的华北大平原，犹如一块美丽的锦绣铺展在神州版图上。但是，一千多年来，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就没有停止过金戈铁马。

    因为战争中的攻防需要，冀中的几十个县城，每座都筑成了高大坚固的城池。城墙一般三五丈高，一两丈宽。城墙里有藏兵洞、运兵道，顶部有便于侦察敌情和进行搏击的垛口，城外还有护城河。

    在冷兵器时代，城门一关，进攻者很难攻破，但在我军与日军的战斗中情况就大不同了。日军武器装备精良，火力密集，占领县城后，我军武器装备简陋，很难破城。反之，我军占领县城后，敌人用大炮轰击，城门城墙难以保全，没有重武器守防，很难御敌于城外。

    河间一战，让孟庆山想到以后日军大举进攻冀中，每个县城都会成为鬼子的坚固据点，所以，他向保属省委建议拆城破路。

    省委的同志看到高阳、河间被鬼子占领的过程，深有体会，一致同意了孟庆山的建议。

    于是，在冀中，一场轰轰烈烈的拆城破路运动展开了。关于拆城破路的情景在著名作家孙犁先生的著名长篇小说《风云初记》里有详细的描述，这里暂且不表。

    再说孟庆山被派回冀中几个月，延安一直惦记着他，一直想知道他更多的消息。

    一天，毛泽东正在窑洞里起草文件，罗瑞卿手拿一张纸推门走了进来。

    “主席，敌人的电台播发了孟庆山在河北发展人民武装的消息。”他高兴地对毛泽东说。
    “是吗？”毛泽东微笑着站了起来，接过罗瑞卿递过来的那张纸。
    “这是搞监听的同志记录的。”罗瑞卿说。
    毛泽东认真地看着纸上的字：
    “直隶18日电，山本大佐率71旅团与敌酋孟庆山部激战三日，于今日勇猛突出重围，歼敌1.1万余.......”
    “好家伙，真要歼灭孟庆山一万多人，那他们得有十万人喽”毛泽东欣喜地晃着手中的记录纸说。
    “是啊！听北方局的同志汇报说，冀中的抗日局面很好，但没想到这么快就能与日寇打大仗啦！”罗瑞卿感叹道。
    “好啊！要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不要受国民党的啥子限制！”毛泽东用力挥了一下手，又问：“这个消息啥时还广播？”
    “大概下午四点钟吧。”
    “好，我下午要听听这个广播。”

    下午，毛泽东在百忙中，从矿石收音机里收听了这个消息。听完后，他思索着，运筹着抗日战争的总战略方针。同时，他也把孟庆山这个名字记在了心上。

    1938年4月中旬，冀中区准备召开党代会，黄敬（本名俞启威，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父亲）被组织上派到了冀中，拟准备担任冀中区党委书记。

    1938年4月21日，冀中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共冀中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安平县城召开，会议选举黄敬为中共冀中区委书记，鲁贲为副书记，孟庆山、吕正操、张君、周小舟、孙志远等为委员。会议还分析了冀中地区的斗争形势，总结了建军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经验，确定了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

    为了解决河北游击军和人民自卫军互相猜疑、互相摩擦、干部中本位主义和严重军阀主义、农民习气等问题，5月4日，八路军总部命令：将河北游击军和人民自卫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同时成立冀中军区，军区领导机关由纵队领导机关兼任；吕正操任纵队和军区司令员，孟庆山任纵队和军区副司令员，李英武任参谋长，孙志远任政治部主任，熊大正任供给部部长；纵队下辖四个支队（军分区），每个支队下辖四个团；第一军分区（7支队）司令员赵承金，第二军分区（8支队）司令员于权伸，第三军分区（9支队）司令员沙克，第四军分区（10支队）司令员孟庆山兼；安平县的回民干部教导队开赴河间，与马本斋领导的献县回民教导队合编成“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1939年7月该部改称“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孟庆山派红军干部郭陆顺去当政委）。

    不久，又将活动在霸县、永清、安次（现廊坊）一带的抗日武装改编为冀中军区独立第一支队，后成立第五军分区，朱占魁任司令员。

    1940年8月，中共北方局和晋察冀军区决定，冀中军区所辖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军分区改称为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军分区（地委、专署以此类推），这种番号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在冀中军区成立的过程中，部队要进行整编，情况十分复杂，不但有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干部安排、士兵转隶的矛盾，还涉及到装备、给养、驻地等问题。很多参加整编的部队不愿意离开本地，一些河北游击军部队过去就对东北军有看法，现在仍然对人民自卫军怀有警惕。还有一些部队的领导人想固守自己的地盘，也对整编不积极。

    整编虽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但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还是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的命令，作为冀中抗日根据地主要创始人的孟庆山更是率先垂范，积极落实。

    首先提到军区领导议事日程上的问题，就是需要调动高顺成的游击第一师。

    高顺成本是任丘县的一个土匪，因为贩盐，先是组织了一个百十来人的武装队伍，对抗官军。“七七事变”后，在大地主色宗峰的鼓动支持下，打着抗日的旗号开始拉队伍，由于顺应群众要求抗日的心理需求，队伍很快就聚集了四五千人马。

    高顺成本人对群众危害不大，还有点正义感。但他的外甥高宁子则是一个流氓、恶棍，经常欺压百姓，鱼肉乡里。

    孟庆山在冀中收编改组杂色武装的时候，加封高顺成为游击军游击第一师师长，高顺成也是冀中地区比较早归顺河北游击军的地方武装首领。在孟庆山攻打河间的时候，高顺成率领他的部队也参加了。

    虽然高顺成接受了河北游击军的委任，当了师长，但他一直保持着独立性，没有形成实际的隶属关系。因此，他一直盘踞在任丘县城里。

    5月底，军区敌工部报告：高顺成派人与保定的日军特务机关秘密联系，并附上了照片。军区领导接到报告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高顺成部的改编工作。孟庆山、吕正操、孙志远等一起分析了高顺成部队改编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有利因素是：高顺成虽然土匪出身，但有民族正义感，而且几个月前还配合孟庆山领导的游击军攻打了河间县城。不利因素是：，高顺成匪性顽固，心狠手毒，他手下几个小兄弟胆大包天，曾扣押过我党派到任丘县的县长。

    敌工部的同志还报告：高顺成和任丘大地主大豪绅色宗峰关系密切，他与日军特务机关的联系也是色宗峰所为。

    会议研究决定：为了争取高顺成，切断他与敌特机关的联系，必须立即处理大地主大豪绅色宗峰。同时调高顺成部到安平整训。

    会后，孟庆山直接找高顺成谈话。谈话中，孟庆山赞扬了高顺成的民族正义气节，传达了冀中军区调训的决定。

    高顺成听完孟庆山的话后，心里虽然老大的不愿意，但也不敢硬抗，只是说：“我部官兵都是任丘、河间、大城的子弟，他们当兵，就是为了誓死保卫家乡。如果部队要调离，好多人就都不干了。”他以此为借口，拒不执行命令，但同意在当地整训。

    孟庆山为了不把事情搞僵，暂时同意了他的请求。

    进入七月份，高顺成借“七七事变”三周年之际，召开纪念大会，邀请冀中区委书记黄敬和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为部队讲话，妄想借机先动手把黄敬和吕正操扣押起来。

    那天，黄敬有事不能去。为了表明对高顺成部的重视，吕正操决定带部分军区领导前去讲话。去前，与孟庆山等人进行了商议。

    为了防备高顺成搞“鸿门宴”，军区调动了附近的一些部队，同时还带去了一个手枪排。吕正操讲话时，手枪排的战士们手握驳壳枪，在主席台四周严密警戒。高顺成知道吕正操他们有防备，反复思量没敢动手。

    几天后，冀中军区派副官长王文光去高顺成部队，并带去了整训方案。

    高部的整编还算顺利，一周时间整编完了。番号为冀中军区第一旅，下属三个团。高顺成任旅长，冀中军区派去的副官长王文光任副旅长，参谋长、供给部长、敌工科长也都是军区派去的。

    改编之后，军区很据情况，再次命令高顺成部调防安平县。命令下达后三四天，高顺成迟迟不动。

    几天后，军区在任丘县青塔村开会，孟庆山亲自给高顺成打电话，让他和副旅长王文光和参谋长张海春前来开会。

    第二天出发时，王文光发现同去的除了警卫排，还有骑兵连，就问高顺成：“军区没叫带部队，你带骑兵连干什么？”

    高顺成赶忙掩饰说：“让军区看看咱们的骑兵。”其实他对军区采取了非常戒备的态度。

    任丘县城离青塔村只有十几里地，一会儿就到了。还不到开会时间，王文光说：“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等开会时间快到了，咱们再去司令部。”

    高顺成这时烟瘾犯了，趁机对王文光说：“你在司令部待过，都熟悉，就请你找个休息的地方吧。”说完，带着贴身警卫找了一个熟悉的地方抽大烟去了。

    王文光找好地方，来找高顺成，发现骑兵连的战士们都在原地，没有了高顺成，知道他又去抽大烟了。他对骑兵连连长说：“这里不需要你们了，你们都回去吧，一会我们在军区开会。”说完就走了。

    高顺成抽完大烟，回来一看，骑兵连不见了，心里发慌，就想溜回任丘城。王文光怎么喊也喊不住，带着警卫员就往东跑。

    村边的哨兵拦住了他，他更慌了，掏出手枪就打哨兵。

    哨兵躲过了高顺成的枪击，也举枪向他射击，结果把他击伤了。

    高顺成受伤后，躲在一个老乡的大门洞里，外边怎么喊话也不出来，还不断向外射击。

    哨兵们也向里面还击，结果一阵乱射，把高顺成打死了。

    吕正操、孟庆山他们知道后，赶紧开会研究，决定：封锁高顺成被打死的消息；王文光立即赶回任丘城，稳住部队；调派军区部队赶往任丘，关闭城门，切断内外联系；解决高顺成的嫡系亲信，对不服从命令想造反的武力解决。

    王文光赶回任丘城的旅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军区派去的干部外，还有高部本质比较好的军官。

    当王文光把高顺成被打死的消息传达后，大家开始很吃惊，王文光细说了孟庆山关于稳定部队的指示后，大家很快就安定了下来。

    经过王文光等人的细致工作，除了高顺成的外甥高宁子叛乱被枪毙外，高部的绝大多数官兵都留在了部队。后来，经过新的整编，这支部队成了冀中军区的一支劲旅。

    冀中军区对高顺成没有按反革命处理，对他的家属也做了妥善的安排。

    二十二、“肃反”严重扩大化，枉杀游击军干部

    河北游击军和人民自卫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及成立冀中军区，这是两支部队走向正规化、革命化的重要一步，也是冀中人民抗日战争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但是，在两支部队整编过程中，由于部队编制、干部职务都是由大变小，路、支队、大队改为团、营、连，总指挥、司令当团长，团长当营长，营长当连长。有的由平行关系变为隶属关系，有的几个单位合成一个单位，因此，在部队里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一些原河北游击军的部队到了原人民自卫军的领导手下，也产生了一些不服气和其他矛盾。有的人找到孟庆山，愤愤不平地说：“你原来在共产党的红军里当团长，他老吕原来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团长，冀中的抗日局面是咱们共产党打开的，为什么让他当正司令，而你却当副司令？”

    孟庆山微笑着说：“咱们共产党是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的，不能争个人的地位和权力。上级这样安排，是基于全局的考虑，我们必须无条件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这些人本来憋着一肚子火，到孟庆山这里来发泄发泄，还想得到孟庆山的支持和安慰，没想到孟庆山的胸怀是这样的宽阔，对此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对于河北游击军在改编中出现的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孟庆山和保属省委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保证了改编的顺利进行，防止了分裂。

    整编中，晋察冀军区领导与孟庆山商量，建议把河北游击军第一路军调拨给平汉路西山区的第三军分区。孟庆山毫不犹豫，坚决执行，并专门找了许佩坚、田同春谈话，帮助他们补充装备，统一官兵思想。

    同时调拨去的还有游击独立第一师。

    第一路军编到第三军分区后，改称独立第四团，许佩坚任团长，田同春任副团长，在保卫晋察冀根据地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9年12月，在野北战斗中，团长许佩坚和上百名战士英勇牺牲；副团长田同春一直随这支部队战斗到新中国成立。解放后，田同春先后担任河北省军区副参谋长、副司令员，1955年授衔大校。

    然而令人痛惜的是，在改编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惨痛的事情。

    孙必寿原任游击军独立团第三营营长，是孟庆山组建河北游击军后建立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军事主官。他作战勇敢，敢打敢冲，是游击军很有前途的军官。

    游击军和自卫军合编以后，孙必寿被调到军区担任手枪队队长。冀中军区司令员是吕正操，军区司令部许多部门负责人都是吕正操原东北军691团的人。孙必寿脾气刚烈，与军区的一些人发生了一些矛盾。孙必寿气不过某些人的做法，有一天，他没有请假就回了老家孟仲峰。孟仲峰村个别混入地方党组织和政府的阶级异己分子，向冀中军区报告，说孙必寿私自卖枪，每天和地主喝酒赌钱。当时正值肃反锄奸，军区的个别领导，未加审问，就把孙必寿抓起来活埋了。

    可怜的孙必寿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而且还背上了叛变通敌的罪名，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被平反。

    杀害孙必寿的时候，孟庆山不在冀中而在路西（京汉铁路西）。他回来后，查清情况后，下令把参加杀害孙必寿的凶手陈锡周、宋暗中等活埋了，为河北游击军的第一个营长报了仇雪了恨。

    河北游击军第二师是孟庆山到冀中后收编委任的第一支地方武装。师长段士增、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杨万林、团长崔凯都是参加1932年“高蠡暴动”的老党员，暴动失败后，仍坚持革命斗争活动。

    “七七事变”后，中共保东特委指示发展抗日武装，根据当时“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的原则，动员了很多村庄地主的枪支，武装了抗日队伍。同时，部队驻防到哪里，就由哪个地方的地主出粮食。一些地主听说共产党肃反除奸的消息后，他们串通一气，利用他们的子弟混入部队之机，“联名”写信诬告第二师抢劫老百姓的财物。

    冀中军区接到联名信后，军区领导几次开会，研究段士增和第二师的问题，一位主要领导说：“段士增他们抢粮食，开粮店，是土匪行为，应该枪毙......”

    孟庆山极力反对。他说：部队成立初期，要打仗、行军，紧急情况下，向地主的粮店借些粮食也是正常的，不能说是土匪行为。他们几个都是老党员，在发展抗日武装工作中有贡献。有错误可以批评，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处决他们。

    这时，有人说：联名告状信上说段士增家盖起了小楼，国难时期，他借筹备给养发财，按规定应该严惩。

    孟庆山说：“告状信说什么就是什么吗？那也得调查核实呀！”

    会议开了几次，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

    安平会议后，部队进行整编，命令第二师到河间集中。段士增他们部队因为其他事耽搁了几天。这下可被抓住把柄了，“旧账”“新账”一起算，硬是给段士增他们按上了“托派”的罪名。

    5月中旬，游击军第二师4000余人，在段士增、杨万林的率领下，开到河间接收整编。冀中行署和冀中军区主要领导给孟庆山打电话，命令立即将段士增等三人抓起来。孟庆山一再解释也不管用，只好执行命令将他们三个抓了起来。

    段士增他们几个不服气，但战争时期也无法向更高级别的领导申诉。

    随着“肃托除奸”运动的发展，情况越来越严重，有关领导几次给孟庆山打电话，命令孟庆山将段士增、杨万林、崔凯处决。

    孟庆山苦口婆心解释：“这三人都是咱们部队的好干部，虽然有错误，但实在不应该枪毙呀！”

    领导批评他：你是红军干部，包庇托派，会有什么后果，你难道不清楚吗？

    听了这话，孟庆山心里一颤。他在苏区的时候，亲身经历过肃清什么“取消派”、“AB团”的政治运动，知道凡是力图保护“取消派”、“托派”性命的人，往往也被杀掉。

    1938年5月24日，孟庆山率第九分区机关转移到高阳县莘桥镇，夜里，孟庆山翻来覆去睡不着。为了快捷保持通讯联系，孟庆山经常把电话机放在枕边，这天也照例将电话机放在了枕边。

    当时线路较差，电话串了线，电话机里传来说话声，是某个领导与另外一个人讲话：如果再不处决段士增他们，就连孟庆山一起处决......

    听了这话，孟庆山一激灵，一下子坐了起来，脑子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许久，孟庆山把牙一咬，大声喊警卫连：把那几个“托派”提出来，处决！

    警卫连长闻令没说话，带几个人到后院，将看守室里的段士增、杨万林他们带了出来。

    段士增二人见半夜里把自己押出来，明白将会发生什么事。走到前院，看见孟庆山和几个随从站在月光下。

    段士增走到孟庆山跟前，问：“老孟，这是干什么？”

    孟庆山往前走了几步，眼睛湿润了。“老段，上级几次来命令，让执行你们，不执行不行啊......”

    段士增激动地说：“上级就不调查调查？他们说我家盖起了洋楼，可俺娘住在土坯房里，炕席都是半拉的......”

    孟庆山低了低头，显然是想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老段，别说了，你们走后......家里的事......我们照顾”说完，向警卫连长挥了挥手。

    杨万林也激愤地说：“暴动没死，大战河间没死，却死在自己的党里......”

    “共产党真是遇见鬼了，放着敌人不杀，却杀自己人。老孟，你也别违抗命令，我们走了！”段士增仰天长叹道。

    在冀中“肃托锄奸”过程中，河北游击军的许多干部战士被冤杀。如游击军政治部主任侯平、供给部长熊大正、第八路军总指挥刘可忠、第五路军副总指挥张静明等。

    解放后，段士增的儿子拿着请求为父亲冤案平反的材料，找到了孟庆山，请他写个证明。孟庆山不仅热情地招待了段士增的儿子，而且亲笔写下证明材料。

    孟庆山也多次对爱人黄克谈到这个冤案，谈到自己担负的责任。

    孟庆山生前，一直关注着被迫害致死的同志，一直想为他们的平反做努力。可是，当时由于种种原因，他最终没有把这事办成。
    在“肃托锄奸”中被杀害的共产党员，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才陆续平反昭雪。高阳县还为段士增、杨万林他们立碑，以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