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姐弟在云岭寻访到了我们母亲所在单位——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驻地和父母亲共同所在单位——新四军教导总队驻地，非常兴奋。

    接下来，继续沿着他们在新四军中的足迹行进。

    当我父亲还继续在新四军教导总队中任二大队六队队长时，我母亲却在临近“毕业”时，被调入新成立的新四军政治部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作了一名调查员。这个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的主任就是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薛慕桥。非常可能，是薛主任点名调我母亲到该委员会工作去的。

    在后来写下的回忆中，我母亲对尚未在教导总队毕业，就被调去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非常有意见。我母亲写到：可是（在教导总队学习）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还未毕业，我就被调出来工作了。在十二月间，军政治部成立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就把我调来工作了。我心里很想学下去，可是我不知怎么讲，终是上级叫的，也就稀里糊涂出来工作了。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是薛暮桥、石西民，我们的任务是按照各项需要的内容，分成几个小组到各地民间去访问、收集、调查。每次出发都要半月二十天，有时一个多月才能回来。回来之后划成各种表格、比例，整理成材料，向项英副军长、邓子恢主任报告。

    时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子恢，是闽西革命根据地和苏区的主要创建者和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将闽西红军带到安徽岩寺集中的领导人之一，邓子恢的夫人陈兰也同在军中。后来我母亲调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时，邓子恢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同为福建籍红军，邓子恢是我母亲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一直到我母亲去世，她与陈兰始终保持着真挚的革命情谊。

    关于新四军政治部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的文献很少。薛暮桥涉猎经济学的启蒙老师是陈翰笙，陈翰笙反对引经据典，反对不做调查研究、空谈理论，注重田野调查，并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带领一群年轻人开展了轰轰烈烈、规模空前的农村社会调查。显然，新四军开展农村经济调查受其影响，是为了弄清情况，发展抗日区域的经济。

    要知道，新四军本身就是知识分子汇集的地方，而新四军政治部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更是知识分子精英汇集的地方。我母亲在这样的一个精英群体中，感到了压力，她后来在回忆中写到：我因文化低，这些动笔的工作都干不了，只是不怕疲劳、与群众打成一片，同他们一起、帮助他们劳动，从中得到不易得到的材料。有时别的小组未能完整的材料叫我去调查，（我）能够完成任务。邓主任叫我“铁鬼”，大家也叫我“铁鬼”。
我母亲入伍时的姓名是“郑丽英”，在新四军中改名为“郑铁英”。在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的工作经历中，我母亲首次被誉为“铁”，后来更得名“铁鹰”（以下将讲述到我母亲得名的缘由）。

    1939年5月中旬，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庐江东汤池（今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成立，任命张云逸兼指挥，先后任命罗炳辉、徐海东为副指挥，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兼任江北政治部主任。此时，我母亲调任江北指挥部文化教员，不久又任江北指挥部代理政治指导员。而我父亲则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一个月后，从新四军教导总队调到江北指挥部江北游击纵队三大队任副大队长。当1939年9月江北游击纵队成立教导大队时，我父亲被调任队长，他在自传中记叙到：……由部队回学校，无为游击纵队成立教导大队，集训班排连级干部，因我是从军（部）教导队出来不久，故上级又决定让我去任队长。两个多月以后，即与江北指挥部教导队合并，我任二队长。我父亲对于自己好不容易争取到了战斗部队，才不久又被“发回”教导队，是非常不满的。那时，大家都知道，到战斗部队不仅有仗打，而且“进步”快。

    我父亲提到的江北游击纵队、无为游击纵队是相关的——1938年10月，新四军第四支队将庐、无、巢等地抗日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游击第二纵队”，司令部驻无城，下辖3个大队；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到无为，拟定将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二游击纵队改名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次年1月，正式成立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1939年7月23日，江北游击纵队发展到1000余人。后一大队开赴和（县）含（山）地区，二大队开赴定（远）合（肥）地区，纵队部与三大队仍在无为地区；1940年3月，江北游击纵队将所属各部编为3个团1个大队，即新七团、新八团、新九团及教导大队，共3000余人；1940年9月16日，巢湖地委书记周新武与孙仲德、高立中率江北游击纵队第二团团部、团直属队、三营营部和八连进入无巢山区，和在无巢山区坚持斗争的游击队会师，该部与先期到达的第二团第四、第五连及地方游击队合编为“无为游击纵队”；1941年3月，国民党军队桂系第一七一、一七二师及地方武装近2万人进攻银屏山地区，历时1个月，新四军无为游击纵队及时转移，未遭损失；1941年5月1日　新四军第七师在白茆胡家大瓦屋正式成立，下辖第十九旅（辖第五十五、五十六团）、挺进团及3个独立营，其主力部队就是无为游击纵队，还有皖南事变后突围到无为的部分干部、战士及无为、巢县一带的游击武装。

    在我父亲的自传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我们三队（指江北游击纵队三大队）担任江北指挥部警卫任务时，那时江北指挥部司令部机关指导员就是我爱人郑铁鹰同志，她对我就有这个深刻的影响（印象），觉得我这个队长太严格了。

    好了，这下我知道了，铁定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时期，我们父母亲互相知道对方了、关注对方了，起码的！至于是组织上“照顾”他（她）们而去江北指挥部的，还是他（她）们自己主动要求相跟着去江北指挥部的，使劲猜也猜不出来呀！

    我母亲担任江北指挥部代理政治指导员这一段，她自己在自传里有描述：1939年5月，开辟了江北根据地，成立江北指挥部。这时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结束，我被分配到江北指挥部任文教，后代理指导员。我心里很害怕的，不知道指导员该怎么当，又不敢说不干，机关这样大，上有张云逸指挥、刘少奇同志、科长、参谋等，下有各种战杂人员，别的单位有政指、文教、青年干事，我只有一个人，也不敢说，想着谁都比我强，有长征的、有三年游击战的老同志，谁都比我大，我这时才18足岁（注：那时还不到18岁），所以我的工作只在战杂人员中进行。有时开会干部到不齐，我也不敢说他们。刘少奇同志经常叫我去问问干部的生活思想，我也说不好。他就告诉我机关政指应该做哪些工作，又说在党内不论什么人都得执行支部的决议，服从支部书记的领导，叫我大胆工作。每次开支部大会、俱乐部军人大会，他都先到场。此后工作就慢慢的好做起来，自己也慢慢的比较大胆，心里感到首长对我这样好，我要好好地干，要不然叫别人笑死了。所以不知累、不怕苦，干得很起劲，不懂就到处问。在完成扩军任务时，能发动大家，自己也亲自到处去宣传动员参军，做到了超额完成任务，得到单位扩军优胜奖。

    刘少奇同志当时是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他是在1939年11月初以中央代表身份来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寻访。

    新四军江北部队致力于挺进皖中、皖东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

    为了统一新四军江北部队的领导和指挥，1939年4月27日，叶挺军长率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第一支队副司令员罗炳辉、军参谋处长赖传珠等从皖南抵达江北，视察工作和准备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因庐江县东汤池地处大别山余脉，南临安庆、北接合肥，西南环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党组织建立得早，群众基础好，所以是江北统一指挥作战的理想根据地。5月6日，叶挺一行到达庐江东汤池，与军参谋长张云逸会合。叶挺在此写下了著名诗句“云中美人雾里山，立马汤池君试看，千里江淮任驰骋，飞渡大江换人间。”

    1939年5月9日，项英副军长就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第五支队致电毛泽东、张闻天。电文中请示的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是郭述申，后来实际任政治部主任的是邓子恢。

    5月中旬，在江北第四支队驻地严家松园组建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江北指挥部。7月1日，江北指挥部对江北部队进行全面整编，下辖第四支队、第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张云逸任指挥，徐海东、罗炳辉任副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张劲夫任政治部副主任。江北指挥部驻此至1940年3月撤离，至1941年2月结束编制。在中共中央局和刘少奇同志领导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江北部队开展华中抗日战争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建设，由初建时的7千余人发展到2万余人，进行大小战斗200余次，歼灭日伪军9千余人，并取得反日伪“扫荡”和反国民党顽固派“摩擦”斗争的胜利。

    新四军创建的敌后皖东抗日根据地示意图，标示出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四支队、第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的位置。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旧址已不复存在，现在我们能够到达的，是位于庐江县汤池镇南一华里金孔雀度假村旁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纪念馆。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纪念馆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东侧马槽河畔，由中共庐江县委、庐江县人民政府主办、中共庐江县委党史研究室负责承办。中共庐江县委、汤池镇党委于1994年修建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纪念馆，始建时位于原松元村甲烘村民组，后因开发金孔雀度假村，迁至靠着金孔雀度假村的松元村大行村民组。

    镌刻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志》。

    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纪念馆前，是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纪念碑和几组塑像、碑刻。

    一组雕塑像做的比较“不形象”，除了戴鸭舌帽的塑像应是叶挺军长，猜测其余的雕塑像身份就很难了。好在旁边有雕塑像的简介，雕塑根据当年叶挺与赖传珠、罗炳辉、张云逸（从左至右）会合时，合摄于庐江东汤池的照片制作。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组建时间的碑刻和集毛泽东手书的“新四軍　華中人民的長城”。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纪念馆的入口。

    我们姐弟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纪念馆的入口处留影。

    进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纪念馆的院内。院内两列6尊半身雕像，还是比较“不形象”，好在塑像基座上都有铭刻，一列雕像是新四军军长叶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另一列雕像是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徐海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参谋长赖传珠。

    纪念馆是四合院式的馆舍，采取仿民间建筑形式，徽派建筑风格，白墙青瓦，分外庄严肃穆。主体建筑为7间民居式平房，建筑面积约250平方米，其中展厅5间。馆内设有展版120平方米，展陈内容主要包括“日军侵华暴行”、“抗战中坚新四军”、“四支队东进抗日”、“江北游击纵队坚持皖中”、“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五、六支队在皖东”、“皖南事变”、“二师的诞生”等方面。馆内收集有历史图片200多幅，还有当年指挥部使用的桌椅、马尿桶等物品以及各类军事物资。

    纪念馆里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简介》。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纪念馆展示的新四军精神。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纪念馆展示的《前言》。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纪念馆展示的珍贵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