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贺龙率劲旅到冀中，齐会大战扬美名

    1939年底，疯狂的日寇在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的重要城市和铁路干线后，腾出手来，开始派出大量兵力围攻冀中抗日根据地。
    冀中的部队整编还没有结束，军事训练、作战经验还比较薄弱，加上“肃托锄奸”运动的干扰，情势一下变得严重起来。
    党中央、中央军委知道这种情况后，立即命令贺龙率领120师一部分主力冲破几道封锁线进入冀中，帮助冀中地区巩固根据地，扩大队伍。
    为了统一领导冀中地区的斗争，中央和北方局决定：由120师、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的领导贺龙、吕正操、孟庆山、黄敬等组成军政委员会，贺龙任书记。
    1月25日，贺龙率领120师一部分主力抵达河间县惠伯口村，吕正操、孟庆山等早就在村口等候着。
    见到贺龙，吕正操、孟庆山赶紧上前敬礼。
    贺龙用力握住他们的手，风趣地说：“你们冀中搞得不错啊，根据地的人口比陕甘宁还多两倍呢！”
    孟庆山高兴地说：“欢迎贺老总来冀中啊！你来了，我们就有主心骨了。”
    在延安的时候，孟庆山就认识了贺龙，知道他对党忠诚，为人耿直，在中央和八路军领导层占有重要的地位，深深感觉到贺老总的到来，一定会使冀中的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
    贺龙到冀中后，先后与冀中区的党政军领导谈话，了解情况，指导工作。
    因为都是红军干部，孟庆山几次与贺龙谈话，如实地汇报了冀中的问题，特别是“肃托”的问题。贺龙听了，眉头紧皱，说：“乱弹琴！咱们党和军队吃这样的亏还少吗？”
    吕正操与贺龙也谈了几次话。贺龙赞扬吕正操深明大义，与国民党一刀两断，高举抗日大旗，跟着共产党，与孟庆山一起，坚持敌后抗战，精神可嘉，并说120师此次到冀中，是来支援帮助冀中巩固根据地，扩大人民武装的。
    吕正操见贺龙态度和蔼可亲，诚恳真挚，心里踏实了许多。
    原来，在贺龙到来之前，吕正操知道了上级将要派120师来冀中，心里产生了一些错觉，曾给晋察冀军区领导打报告，贺龙来了让他担任冀中军区司令员，自己带一支部队回东北打鬼子。经晋察冀军区领导解释，才打消了他的顾虑。
    贺龙来到冀中，制止住了“肃托锄奸”运动的错误，解救了一批被冤枉的冀中区的干部。
    在冀中军政委员会会议上，贺龙提出：当前的作战任务由120师承担，冀中军区的部队利用间隙进行整训。紧接着，贺龙又从120师选派了不少干部给冀中部队，然后带着冀中部队打仗。
    贺龙的120师来到冀中，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所以日寇并不知道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已经来到冀中。贺龙与吕正操、孟庆山在寻找战机，准备狠狠地打击敌人，杀一杀日寇的嚣张气焰。
    1939年1月底，日军第27师团宫崎联队气势汹汹地进入冀中腹地。
    针对面前的敌情，贺龙和孟庆山进行了反复研究，按照预定的战略部署，孟庆山带领第四军分区的部队经过短暂抗击后撤了出来，日军很快占领了任丘、河间两座县城。
    日军占领两座县城后，得意忘形，不断派出部队扫荡，妄图把我军逼出冀中中心地区，但他们并不知道贺龙的120师也正在寻找战机，准备消灭他们。
    2月2日，一支300多人的日军从河间城出来扫荡。听说北曹村驻有八路军，便杀气腾腾地直扑过来。贺龙得到情报后，决定歼灭这支日军部队。贺师长把部队布置在村外，指挥部设在一个小树林里。
    日军在离北曹村还有几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先打了一通炮，然后又打了一阵机枪。训练有素的120师官兵岿然不动。鬼子军官挥舞着指挥刀，指挥鬼子向村子冲来。日军刚到村边，我军指挥员一声令下：“打”，机枪和步枪子弹如瓢泼大雨般落入敌群。骄横的鬼子顿时晕了头，不知所措。
    可是不久，日军很快就就调整成了战斗状态，拼命抵抗我军的进攻。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我军在伤亡了近百人的情况下，基本消灭了这支日军，只有十几个鬼子在增援的日军帮助下逃回了河间县城，我军也在夜幕的掩护下转移了。
    日本鬼子在北曹村吃亏后，纠集了几个地方的日军和伪军，寻找机会报复我军。我120师在贺师长的指挥下，东奔西走，与鬼子兜圈子，时不时的打上一仗，消灭一股敌人。鬼子恼羞成怒，可是毫无办法。
    4月22日，日军侦知我120师一个营驻扎在河间县齐会村，派了日军吉田大队1000多鬼子包围了齐会村。贺龙师长得知情况后，与政委、参谋长等进行了商量，决定在齐会村与日军打一场大仗。
    孟庆山和他领导的军分区及其部队积极配合120师的作战，主动阻击任丘、大城的敌人，120师主力包围了围攻齐会村的日军。
    战斗打响后，气急败坏的鬼子决心先攻下齐会村，占领村子后然后与我军决战。贺师长当然知道敌人的意图，坚决不让敌人达到他们的目的，也决心在齐会村外歼灭敌人。他给坚守齐会村的我军指挥员写了一封信，派了两个通讯员冲进齐会村，命令他带领部队死守齐会村，顶住敌人的进攻。固守齐会村的我军这个营，面对数倍于我的敌人，英勇顽强，死死的顶住敌人的进攻。而包围敌人的120师主力，集中所有的火力，狠很地打击鬼子。
    老鬼子吉田见攻不下齐会村，而又面对着八路军的内外夹攻。连连电请任丘、大城等地的日军支援。可是前来支援的日军又被我军阻挡在半路上，根本帮不上忙。此时，战斗已经持续了一整天多。抗日政府组织老百姓给八路军送饭、送水、送子弹、抬伤员；白求恩大夫率领的战地医院也在齐会村不远的温家屯搭建了手术室抢救伤员。而日军只能进食随身携带的饼干和壶水，伤员也得不到救治，部队损失了多一半。
    老鬼子吉田见机不好，决定集合队伍突围。鬼子抬着伤兵好不容易跑到了张曹村的一个坟地，结果又被120师包围了。鬼子狗急跳墙，向我八路军施放毒气弹。贺师长也中了毒，卫生员跑来要扶他到安全的地方去，他拒绝了，卫生员只好把一个口罩浸湿给他戴上，他闭了会眼睛，继续指挥战斗。
    中午过后，贺师长发出总攻的命令。我八路军战士象下山的猛虎，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枪，杀向敌人。老鬼子吉田也被打死了。这一下，敌人慌了，象惊了魂的兔子，在麦子地里乱窜。我八路军战士越战越勇，象老鹰啄小鸡似的，很快就结束了战斗。
    这一仗，1000多鬼子的吉田大队，除了几个化装侥幸逃回河间县城之外，全部被我英雄的120师消灭了。
    齐会大捷轰动了冀中平原，在全国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延安的毛泽东主席，在山西的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分别打电报给贺龙师长，祝贺齐会大捷。跑到重庆的蒋介石委员长也发来电报祝贺。
    120师在冀中的日子里，孟庆山与贺龙师长朝夕相处，建立了很深的友情，这种友情一直持续到解放后的六十年代。
    贺龙率领他的120师一部初来冀中时只有3000多人，在他们离开冀中时，部队已经发展到了一万多人。孟庆山在120师扩充兵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发动群众送子当兵外，还把原河北游击军的不少部队，成建制地拨给120师。

    二十四、找到革命伴侣，赴延安前结婚

    1939年8月，120师奉命转移离开冀中，孟庆山和冀中的同志依依不舍地与贺龙和120师话别了。
    孟庆山到冀中两年了，他每天忙于发动民众，扩大组织，建立抗日武装，指挥作战，根本无暇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好在组织上和同志们非常关心他的个人生活，积极为他物色合适的对象。
    经过多方挑选和考察，组织上为孟庆山选择了国防剧社的宣传队员黄克。
    黄克，原名王青园，黄克是她参加八路军后的化名，此后一直沿用这个名字，并载入了共和国的档案。
    1921年6月20日，黄克出生在河北省新城县（现河北省高碑店市）一个律师的家庭里。黄克的父亲王茂棠先生是个知识分子，为人秉直、开朗，信仰孙中山的“民权、民族、民生”。黄克的母亲是小商人家的淑女，虽没上过学，却跟父亲学了很多字。加上新城县距保定、北平较近，受新文化的影响，所以，这个家庭里封建迂腐的东西比较少。
    黄克七岁的时候，父亲不顾“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教条，送她上了新城县女子小学。在学校，小黄克聪明伶俐、学习刻苦，成绩一直名列班上前几名。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此后在短短的几十天时间里，日本野蛮地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并把魔爪伸向了华北。当时，黄克还是一名小学生，但闻知“9.18”事变的消息后，同当地的广大爱国学生一道，结队上街游行示威，抗议日寇侵占我东三省。
    1935年，黄克考上了新城县简易师范学校。虽然她才十五、六岁，但个子很高，脸色白皙，俨然是个大姑娘了。在这一段时间里，中共新城县的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简易师范的李老师就是共产党员，他几次借去女生宿舍巡查的机会，将秘密的进步刊物丢在那里。黄克每当看到这些刊物时，阅读起来如饥似渴。渐渐的，她对日寇的侵略本性，对中国政府的腐败，有了更深的认识。
    这年12月9日，北京学生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反共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这股风，很快吹到了新城县，新城县的青年和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游行，人们能看到一个很引人注目的姑娘在行列外带头呼口号。
    这个学生首领就是黄克。这次示威游行活动，再一次锻炼了黄克的革命意志和才干。
    1937年7月7日，日寇又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事变后，由于蒋介石政府对日寇采取绥靖妥协的方针政策，仅过了二十多天，北京、天津相继沦陷。
    占领北京、天津后，日寇又向华北大举进攻了。
    国民党的败兵。天天像蝗虫似的往下退。逃跑的国民党政府官员、难民，挤满了新城县。
    9月18日，涿州被日寇攻陷，新城县的失陷也是早晚的事儿。
    日军的飞机天天从头上呼啸而过，能跑的军队、官员都跑了，只剩下普通的老百姓。人们不愿束手待死，有的下乡投亲靠友；有的四处购买枪支。败兵和土匪们也打起了抗日旗号；到处招兵买马，打家劫舍。一时间，盗贼蜂起，民不聊生：“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生动的反映了当时的形势。
    战争彻底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也破碎了黄克和同学们的求学梦想。学校停课了。黄克与她的同学吴颖在共产党员许家祥的影响下，决定投笔从戎，到安新县投奔孟庆山的抗日队伍。
    1938年3月，黄克和吴颖瞒着家里，先坐马车后坐船，在安新县新安镇找到了河北游击军部队，被分配在政治部妇女部工作。
    黄克读过师范，在农民成分居多的游击军里算是个知识分子了。在革命队伍里，黄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妇女部的工作，她的文化知识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开始的工作是写传单、贴标语、在集市上向百姓进行宣传，以后就是每天坐船到白洋淀里的一些村庄，教大姑娘、小媳妇们识字，宣传、放足、剪发、抗日。由于黄克工作积极肯干，成绩卓著，在一九三八年八月，黄克被组织上任命为新城县妇联主任，发动妇女，提高她们的思想觉悟，动员她们送夫送子参军，为部队筹集给养，做衣做鞋，支援部队抗日。
    后来黄克又调到地委政治训练班，负责每天上课讲授抗日战争中的政策和游击战术。在这期间，黄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她把自己的一生全部交给了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
    1939年2月，黄克被组织上调到冀中军区九分区国防剧社，担任女生队队长。
    担任国防剧社女生队队长后，黄克平时抓全队十几个女生的学习和生活，还要组织女生们到集市上讲演和排节目。讲演时，在集市上摆个桌子，站上去讲国际反法西斯形势，讲抗日道理。
    黄克在过去有参加集会的经验，在讲演时，她口齿清楚，声音甜美，摆事实，讲道理，所以每次都能收到较好的效果，深受部队首长的赞赏。可是黄克非常谦虚，每逢听到群众称赞和领导表扬时，她总是羞得涨红着脸连说不行。
    黄克做宣传鼓动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对演戏，开始还有点不适应。
    那段时间，国防剧社排练了话剧《军火船》和《秋收之后》，黄克都担任了角色。排练的时候，台词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到登台演出的时候，她紧张得磕磕巴巴，上气不接下气。她的慌张神态，引得台下不时发出一阵阵友好的笑声。一场戏演下来，汗水湿透了她的衬衣。
    第二天上午，九分区司令员孟庆山，政治部主任李天焕来到剧社看望大家。这是黄克第一次近距离与孟庆山见面，之前，她虽然也看见过孟庆山，听到过他的许多传奇故事，但这次见面，使黄克看到了这个名扬冀中的抗日司令的威武形象。
    领导们当来到女生队宿舍时，很高兴地夸奖道：“演得不错，演得不错。昨晚戏散了，老百姓还围着台子不肯走。”黄克害羞地回答：“演得不好，让领导和大家见笑了。”
    此后，黄克在剧社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利用一切时间和机会锻炼自己，很快就适应了演出，为部队演出了许多优秀剧目。
    1939年春季，日寇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大“扫荡”，部队几乎天天行军，转移，战斗。黄克和女生队的姐妹们一起紧跟着队伍与敌周旋，在艰苦的生活中，她们黑了，瘦了，脚上打了泡，头发上长了虱子，但人人毫无怨言。
    反“扫荡”由春季一直持续到夏天。潴泷河大水泛滥，阻碍了敌人活动，一段相对安定的时间到来了，国防剧社随9分区机关又回到了军分区驻地蠡县的莲子口村。
    这天，分区宣传科长找黄克谈话。开始，她还以为是谈剧社的工作，哼着歌，蹦蹦跳跳来了。科长让黄克坐在破旧的八仙桌边，自己靠在炕沿上，对她说：“孟司令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过去斗争艰难，一直没找上对象，现在已33岁了，咱们帮他找个对象吧。”
    “行啊！”黄克扬起脸，高兴地问：“你看给谁说吧？”女生队有十几个年轻姑娘，黄克不知科长说的是哪位。
    科长笑咪咪地指她鼻子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你。”
    “什么！我……”黄克惊讶得眼睛睁得老大，半晌，明白过来，连连摆手，打机关枪似的说：“不行、不行、我不行……人家是老革命，思想觉悟高，工作经验丰富，我刚参加工作……”
    “那多好啊，你们可以互相帮助，他帮你提高思想觉悟，你帮他学习文化。”科长笑着说。
    “不行、不行！……”黄克红着脸说。
    “孟司令岁数虽然比你大些，文化也没你高，可是，他却是一个很有水平的领导。”
    “不行啊，真不行！”黄克说着，捂着发烫的脸跑出去。
    不久，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和宣传科长又一起给做工作，给她讲述了孟庆山的许多传奇故事。在谈话中。李天焕告诉她，孟庆山很快就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希望这件事能在孟庆山走之前定下来。
    经过李天焕和宣传科长做工作，黄克答应先与孟庆山通通信，互相了解一下，再最后确定。
    李天焕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他用大哥哥的口吻劝黄克：“你想通信互相了解，这很好，可是环境不允许呀。战争年代，好多情况的处理，都是用非常方式，其中包括爱情、婚姻，希望你能服从组织的介绍。”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领导找黄克谈了4次话，她终于同意了。
    1939年9月下旬，黄克和孟庆山结了婚，婚事办得很简单，政治部为他们写了证明，证明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愿意结为革命伴侣。
    结婚那天，组织上为他们筹办了两桌菜，买了几瓶红薯干酒，孟庆山和黄克请司、政、后领导和科长们喝了一顿。

    二十五、聂荣臻宴请祝贺新婚，孟庆杰负伤离开部队

    战争中的革命夫妻，没有花前月下，也没有卿卿我我，而是相互鼓励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中去。孟庆山率领他的部队继续与日寇进行殊死的战斗，黄克也依然做着她的抗日宣传工作。
    1939年11月初，晋察冀军区通知孟庆山到军区开会，正好组织上也派黄克到北方局党校去学习。这样，结婚刚刚一个多月的孟庆山和黄克，一同前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
    到了阜平县，聂荣臻司令员听说这对新婚夫妇来了，专门请他们夫妻俩在阜平县城南庄吃了一顿饭。在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物资匮乏，但聂司令员为了招待孟庆山和黄克，派人到老乡家买了两只鸡。席间，聂司令抱歉地笑着说：“现在部队和群众生活都很苦，这顿饭很简单，既是庆贺你们新婚大喜，又是为你们接风洗尘。”
    看到百忙中的聂司令员如此厚爱自己，孟庆山和黄克心里很是不安，他们连忙说：“聂老总，这就不错了，我们是来开会学习的.......”
    聂荣臻爽朗地笑了：“对对对！你们都是来工作的，不是专为吃饭的。可是，作为庆山的老上级，我总得为你们的新婚庆贺一下呀！”
    黄克羞涩地笑了，孟庆山也感激地笑了。
    聂荣臻司令员在城南庄给他们找了一间房子，他们在这里住了一宿。第二天，黄克到了北方局党校驻地——阜平县台峪村，孟庆山就在军区开会。
    会议结束后，孟庆山很快就返回了冀中，指挥部队与敌作战。
    在北方局党校，黄克像其他学员一样，发了一身灰军装，每天早上出操、跑步，然后听课、讨论、写体会，紧张得很。就这样学习了三个多月，黄克发现自己怀了孕，她没有声张，一直坚持到学习毕业。
    黄克把怀孕的事情写信告诉了孟庆山。孟庆山心疼自己的媳妇，在黄克学习结束的时候，派了自己的警卫员小董来接她。
    开过了毕业典礼后，黄克到宿舍收拾了一下自己的东西，骑着小董带来的大骡子上了路。
    走了两天，才出了太行山。黄克充满着喜悦，催促着大骡子加快脚步赶往冀中。
    快到任丘县时，大骡子突然失了前蹄，一下子将黄克摔了下来，黄克躺在了地上，只觉得腹中一阵阵剧痛，豆粒大的汗珠从脸上滚下，她痛得咬住嘴唇，心里暗暗叫苦，看样子要流产了，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警卫员小董也吓坏了，围着她直转，不知怎么是好，黄克咬着牙坚持着，过了好长时间，疼痛渐渐轻多了，看着天色已晚，她让小董扶她骑上骡子，继续赶路。
    半夜时分，黄克和小董终于赶到了第九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任丘县。
    看到黄克回来了，孟庆山喜悦地把她接进屋，给她打热水洗脸，又做了一顿热乎饭。
    当听说黄克摔了一跤，孟庆山心疼地掉下了眼泪。
    在任丘住了几天，黄克经常觉得不舒服，加上鬼子又开始“扫荡”，部队时常转移，政治部主任李天焕非常关心黄克的身体安全，和孟庆山商量之后，安排她到九分区留守处。留守处在河北完县（今顺平县）神北村，那里是半山区，比较安全一些。
    去那里时间不久，黄克在神北村生了一个女儿。
    当时孟庆山的父母亲在聂司令员的指示下，也被部队护送到了这里，顺便照顾黄克。
    黄克生孩子后，组织上找了一个奶姆帮助照看孩子，这个奶姆有一个一岁多的孩子。
    孩子很瘦弱，可刚过满月不久，领导征求意见让黄克去完县抗日中学当主任。黄克只说了声“组织上让干啥就干啥”就去上任去了。领导觉得她身体不好。临行前给了她一匹瘦马。
    黄克到抗日中学上任不久，敌人又开始了大“扫荡”。黄克和另外几个教员带着学生们翻山越岭，躲避敌人。冬天的太行山区，格外寒冷，黄克刚生完孩子，当时奶还没回去，奶水把褂子上湿得一片一片的，经风一吹，冻得浑身酸痛，但她没叫过一声苦。白天转移时，那匹瘦马也是让给学生和病号骑。反“扫荡”一个多月，黄克瘦下去十来斤。
    敌人在“扫荡”中，探听到孟庆山的亲属住在完县神北村，他们偷袭了神北村。
    鬼子把没有跑出去的老乡们堵在了山上，在汉奸的指认下，孟庆山的孩子和奶姆被敌人抓住了。
    为了报复抗日将士和他们的家属，凶残的敌人把把孟庆山的女儿扔下了山，幸运的是孩子被山下的树丛拖住了，鬼子撤离后，被乡亲们发现救了过来。可是，奶姆和她的孩子却被鬼子用刺刀活活地挑死了。
    孟庆山和黄克后来才知道这个消息的。他们非常悲愤，想到全国有无数同胞被日本鬼子杀害，心中更加坚定了抗日杀敌的斗志，以更大的力量投入到了工作中去。
    后来，黄克找了个机会，到奶姆的家里进行了慰问，同时也安慰了一下自己的公婆。
    孟庆山的小弟弟孟庆杰参加游击军后，没有受到任何照顾，而是在一线部队当了一名战士。游击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他分到了九分区主力部队33团。他在战斗中有一股猛劲，因此常常被挑选出来指挥尖刀班和突击队。
    一次，在攻打敌人据点的战斗中，部队受到了挫折。由于我军没有大型火炮，从傍晚打到深夜，也没有接近到敌人据点的围墙。33团团长刘秉彦急得团团转，他命人找来了孟庆杰。
    “庆杰，你看，我们打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攻下敌人的据点，不能再拖了。我们以前夺取敌人据点，有几次是你带领尖刀班拿下的。你看这次.......”
    “团长，你别说了，让我带尖刀班去吧！”
    刘秉彦见孟庆杰爽快地接受了任务，高兴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好兄弟，不愧是孟司令员的亲弟弟呀！这次敌人防守很严，据点也很坚固，你和同志们要小心哪！张参谋，你在门板上描绘一下敌人据点的地形草图，给庆杰同志讲解一下！”
    张参谋用木炭在一扇门板上简单描绘了据点的地形图，并给孟庆杰作了讲解。
    孟庆杰很快带领尖刀班出发了。他背上背着马枪，左手挎着一只篮子，里面装着十几颗拉出弦的手榴弹，后面的十几个战士也都跟他一样的装备。
    团里集中所有火力向敌人发射，孟庆杰和他的战友们像出山的老虎扑向敌人的据点。
    战斗异常残酷激烈，尖刀班的同志牺牲了好几个，孟庆杰也负了重伤，但我军终于攻克了敌人的据点。
    浑身是伤的孟庆杰被战士们送到了医院。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下，孟庆杰从死神那里捡回了一条命。
    伤愈后的孟庆杰正想再回一线部队时，组织上却命令他去参加军区敌工部举办的训练班。
    在军区敌工部，孟庆杰接受了几个月的训练。
    当分配工作的时候，领导让他到保定去搞地下工作。孟庆杰对领导说：“我的脾气性格不适合做地下工作，我还是回部队吧！”
    这位领导说话也难听，非要孟庆杰去保定做地下工作，性格倔强的孟庆杰死活不答应。这样一来二去，孟庆杰与领导闹僵了。
    过了几天，领导找孟庆杰谈话，说：“既然你不去保定，现在你的伤还没有好利索，你就先回万安村家里休息休息吧，等你身体好了，再给你重新安排工作，到时候组织上会去叫你的。”
    万般无奈下，孟庆杰只好回了万安村。
    回到村里后，孟庆杰一会儿也没有闲着，他向民兵传授打仗经验，帮助村里做一些实际工作。同时，天天盼望着部队来人叫他回去。
    可是，直到全国解放，部队也没有派人来。
    孟庆杰回到村里的时候，孟庆山正在延安学习，他并不知道他的小弟弟离开了部队。
    当解放战争开始的时候，孟庆山回到冀中，担任了石家庄军分区的司令员，因为整天忙于战争，根本顾不上小弟弟的事情。
    解放后，孟庆山担任了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依然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弟弟找回应该得到的待遇。
    那个时候的人们就是这样。大家都是首先想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很少以权谋私。同时，也说明了孟庆山为人正直、不徇私情的高尚品德。

    二十六、当选党的七大代表，带“东进支队”赴延安

    中共六大是1928年6月在苏联的莫斯科召开的。
    早在1931年，中共就曾有过准备召开七大的动议。但是，之后由于国民党接连对中央苏区发动反革命“围剿”，党要以主要精力集中于战事。加之这期间，党的高级领导人顾顺章、向忠发的被捕叛变，中共中央被迫由上海转移至中央苏区。这样，召开七大自然无力顾及，准备工作被迫中断。
    1936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随后发生了“西安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成立了由毛泽东任主席的七大筹备委员会。然而，由于一些情况的相继出现和诸多因素的不断干扰，这个决议最终没有付诸实施。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关于召开七大的有关事项。任弼时在会议结束后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当年的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七大的决议，对七大报告的起草、议事日程、代表分配及产生办法等问题，作了若干规定和明确指示。
    1939年6月和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两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
    冀中区党委按照中央和中共晋察冀分局的要求选举出了出席党的七大代表，孟庆山作为冀中区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与黄敬、鲁贲、侯玉田等人顺利当选。
    1940年初，孟庆山率部从王力村突围后，很快接到了晋察冀军区的电报，指示他迅速到晋察冀军区驻地阜平县集中，准备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
    孟庆山接到电报后，交代好了工作，同冀中区其他当选的七大代表一道，昼伏夜行，穿越平汉铁路，经完县、曲阳县，顺利到达阜平县。
    在城南庄一间普通的农舍里，孟庆山见到了聂荣臻司令员。聂司令员亲切地和他握手、上座、倒水，同坐一条长板凳交谈。
    “庆山同志，祝贺你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你的顺利当选，充分说明了你在冀中的才能和威望。我们晋察冀边区其他地方的代表正在向这里集中，估计三四月份能集中齐，争取五月份出发，六七月份到达延安。”
    孟庆山静静地聆听着聂司令员的讲话，不时地点头。
    “去延安的人员大概150人左右，为了安全到达延安，分局党委和军区决定组成‘东进支队’，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同志总负责，陈伯钧同志担任大队长，你呢，军事上比较熟悉，就当参谋长吧。你们要争取把这些干部全部安全地带到延安，他们可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呀！”
    “谢谢司令员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小心谨慎，和舒同同志、伯钧同志共同努力，把这些党的重要干部带到延安。”
    孟庆山与聂荣臻司令员谈完话，走出了屋子。他感觉这次任务非常艰巨，心里有些沉甸甸的。从阜平到延安，行程一千多里地，还要通过敌人几道封锁线，谁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呢？
    孟庆山告别了聂荣臻司令员，到了离城南庄不远的台王村，找到抗大二分校校长陈伯钧，商量赴延安的工作。
    在等待其他地区代表的日子里，孟庆山与舒同、陈伯钧一起反复研究去延安的路线和敌情，以及其他一些细节。
    在冀中的时候，孟庆山就听说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生活很清苦，所以，临来阜平前，他把自己分区缴获、采购的一些延安缺乏的物资带来了阜平，把这些物资捆绑成六个驮子，准备出发时用马匹驮到延安。
    1940年5月，晋察冀边区各地参加七大的代表穿过封锁线陆续来到阜平。在聂荣臻司令员的亲自操持下，晋察冀边区参加党的七大代表组成了“东进支队”。为了路上安全，聂荣臻特地抽调了两个连队作为警卫。
    1940年6月9日，赴延安的“东进支队”出发了。三四百人的队伍，走起山路来，连绵数里。
    “东进支队”经长城岭、石咀、耿镇、北高洪口，翻越五台山，逐渐进入游击区，接近敌占区。
    作为支队参谋长的孟庆山，时刻提高着警惕，唯恐有什么闪失。他和大队长陈伯钧商量后，把一个警卫连放在支队的前面，另一个警卫连放在后面，由侦察员前后联系，观察四处敌情。
    “东进支队”进入山西省定襄县境内，距离敌人的封锁线越来越近。支队由日行夜宿改为日宿夜行。
    距离同蒲铁路还有一天的路程时，支队在一个小山村里休息了一天。后勤人员在这里购买了一些烧饼，也给马匹购买了一些饲料，准备过敌人把守严密的同蒲线。
    趁休息的时候，舒同、陈伯钧、孟庆东分别到大家住的地方巡视了一遍，嘱咐大家准备过同蒲线。
    因为支队地方干部多，他们没有作战经验，孟庆山反复叮嘱大家做好急行军的准备。
    第二天半夜，队伍向同蒲铁路出发了。
    部队沿着崎岖的山路前进，越走路越窄越陡峭。特别是驮着东西的马匹，在陡峭的山路上几乎不走，干部战士们急得没有办法，只好一个人前面拉，几个人在后面推。
    孟庆山走在队伍的前面，不时从侦察员那里了解情况，向后面传着话：“注意，要翻陡坡了，右面是深坑。”
    清晨，队伍才爬上山顶。孟庆山传令休息一会儿，架锅做饭。
    说是做饭，实际上就是烧点水。大家用开水调炒面，就着咸菜，吃了两个烧饼，就又出发了。
    又是一个半夜时分，距离同蒲铁路只有十几里地了。孟庆山和舒同、陈伯钧商量后，传令大家做好过路准备，同时派出侦察员到前面侦察情况。
    一个小时后，侦察员们回来了，报告说前面没有异常情况。孟庆山派人叫来两个连长，打开手电筒，让他们在地图上看了行军路线，叮嘱他们：“千万不要走错路，特别是前卫连，你们要和支队保持密切联系，听明白了吗？”两个连长点头说：“明白了。”
    “出发！”孟庆山下达了命令。
    前卫连走出十几分钟后，支队也出发了。陈伯钧和孟庆山骑着马走在最前面，鲁贲、侯玉田他们紧随其后。
    走了一会，到了公路边，只见月光下的公路像一条蜿蜒的青蛇。
    孟庆山扭过头来，传令后面：“快点！再快点！”
    过了公路，很快就到了铁路边，孟庆山环顾了一下，四周静悄悄的，没有看到敌人的炮楼和装甲车，于是命令队伍快速过铁路。支队在急速的行军中穿过了同蒲铁路。
    过了同蒲铁路，孟庆山紧紧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按照地图上的标记，从前面的天水镇一侧穿过，又进入了群山，那里就是游击区了。
    这时，侦察员回来报告：“前面是一条山路，路左面是悬崖，右面是几丈深的大沟，有几里地长。”
    孟庆山问：“前卫连呢？”
    侦察员说：“已经过去了，刚才联系他们，没有联系上。”
    孟庆山和陈伯钧商量了一下，命令队伍继续前进。

    二十七、“东进支队”路上遇袭，贺龙师长派兵救援

    “东进支队”在险恶的山路上走了一会，突然听到远处有狗叫声。凭着多年的军事斗争经验，孟庆山感觉有情况，立即警觉起来。他勒住马的缰绳，对陈伯钧说：“老陈，不好，有情况。先停一会，派侦察员摸一下情况，再和前卫连联系一下。”
    陈伯钧也勒住马的缰绳，听了一会儿，说：“就几声狗叫，没事。咱们快走吧！”
    “还是了解一下情况再走吧！”
    “没事的，老百姓养的狗叫是很平常的，咱们还是快走吧。”
    孟庆山见陈伯钧叫走，也就不再坚持了。
    支队刚走到一个半山腰，突然，左面的山包上闪出几处火光，空中发出“吱——吱——”的响声，“轰隆——”，一发炮弹在队伍附近爆炸了。紧接着，“嘎—嘎—咕—咕—”“叭勾——叭勾——”，机枪、步枪一齐向这里射来。
    支队的骡马都没有受过训练，听见激烈的枪炮声，一下子惊叫着乱跑起来。
    侯玉田骑的马前蹄一扬，长嘶一声，一下子把侯玉田摔下马来。
    孟庆山一看，赶紧大声喊道：“老侯，小心！”又对鲁贲大喊：“老鲁，快下马！”
    可是已经晚了，鲁贲连人带马一起跌入漆黑的山沟里了。
    整个队伍一下子全乱了，特别是骑马的地方干部，好几个都是连人带马一起跌入到山沟里。
    孟庆山跳下马来，掏出手枪，高声喊道：“有枪的集合！不要乱，都趴下！”
    孟庆山的呼喊没有起作用。混乱中，有的人往前跑，有的人往沟里跳。
    孟庆山见状，没有办法，只好再大声喊道：“都往前冲，到前面集中。”
    孟庆山提着枪向前跑了一段，隐隐约约看见前面有两个端着枪的鬼子过来了，也许是侦察，也许是搜索，后面并没有其他鬼子。
    孟庆山屏住气息，蹲在一个坟头后面。鬼子越来越近了，20米，10米，五米，孟庆山扣动了手枪扳机，“啪，啪！”，随着两声枪响，两个鬼子应声倒下。
    孟庆山一跃而起，向前冲去。后面，又有几个同志跟着跑来。
    跑了一阵，也不知道到哪里了，猛然看到前面有一道发白的线，像是路。孟庆山停下来，四下里看了看。
    紧跟着孟庆山冲的同志也停了下来，等待着他的指挥。
    “大家注意了，前面是有一个大沟，再往前就是路了。不知道大沟的深浅，我先跳下去，如果不深，你们再跳。”说完，孟庆山顺着坡滑了下去。刚到沟底，一个女同志紧接着也滑了下来，正好砸在他的后背上，幸好大沟不深。孟庆山赶紧扶起这个女同志，然后向上轻轻地喊道：“都下来吧！”
    听见孟庆山的呼喊，上面的几个同志也都滑了下来。
    孟庆山把这几个同志集合好，带领他们继续顺着沟走。
    走了不远，突然看到前面沟里黑乎乎的一群人。孟庆山和这个女同志赶紧卧倒。又看见有骡马的影子，像是自己人。孟庆山问：“什么人？”
    “老孟，自己人！”是陈伯钧的声音。
    孟庆山和这个女同志站起来，向前走去。
    看见自己人，孟庆山非常高兴，问陈伯钧：“其他同志呢？”
    陈伯钧说：“都跑散了，好多人掉进沟里了。”
    孟庆山把几个有枪的同志集合起来，让他们警戒。又派了一些人，找回了一些人。
    又有一些同志陆续追了上来。这时天色渐渐亮了。
    孟庆山与陈伯钧商量了一下，说这里距离敌人的封锁线比较近，不能久留，就带着这些同志继续往前走。
    走了一会儿，碰上了前卫连。原来前卫连走错了路，刚退回来。
    孟庆山和陈伯钧没来得及批评他们，大家看了一下地图，重新选定了行军路线，继续率队前进。又派人与后卫连联系上，命令他们迅速与干部队靠近。
    天亮的时候，后卫连跟了上来。
    舒同、陈伯钧、孟庆山集合好队伍，清点了一下人数，发现少了几十名同志和一些骡马。
    他们刚要派人去找，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敌人追上来了。
    舒同说：“情况紧急，不要找了，赶快走！”
    原来敌人以为这是八路军的一支普通队伍，但后来发现这只队伍不普通，集合了人马，尾追而来。
    支队除了两个警卫连是作战人员外，其余的都是很少经历与敌直接打仗的地方干部。
    这些干部又累又饿，气喘吁吁。孟庆山鼓励他们：“不能停下来，敌人追上来了，只有甩掉敌人，我们才能脱离危险。”
    大家听了孟庆山的话，一下子来了精神，急速地往前走。孟庆山又命令炊事班跑步赶到前面，简单煮点黑豆，让大家一边走一边吃。
    就这样，孟庆山跑前跑后，指挥着支队前进，强调决不能再让参加七大的干部受到损失。
    在这种紧张的状态下，支队走了三四天，终于与贺龙的120师联系上了。贺龙师长派出部队把“东进支队”接到了120师师部——晋西北的娄底村。
    在娄底村，孟庆山他们见到了贺龙师长。孟庆山汇报了支队与敌人遭遇受袭的经过，他难过地留下了眼泪。
    贺龙师长见状，赶忙安慰他，说：“庆山同志，不要想得太多，大部分同志不是过来了吗？你们先在这里休息几天，我再派人去找找失散的同志。”
    贺龙师长派人出去找了几天，没有找到失散的干部，但打听到了有的同志牺牲了，有的同志被俘了。
    “东进支队”在娄底村休息了几天，舒同、陈伯钧、孟庆山又把队伍重新编了组，确定了负责人。
    两个警卫连的连长由于指挥失当，被撤职下放到炊事班当了炊事员，陈伯钧、孟庆山又重新任命了连长。
一切准备安排好后，“东进支队”又出发了。
    离开娄底村的时候，贺龙师长又送给他们一些物资，还派人护送他们。
    因为从这里到延安几乎都是根据地，所以虽然路不好走，但行军还是非常顺利。
    几天后，“东进支队”抵达离延安不远的瓦窑堡。安排好大家的住所，舒同、陈伯钧、孟庆山一起到杨家岭，找中央组织部汇报情况。汇报中，孟庆山多次向组织上检查自己指挥失当，使党的干部受到损失。
    对此事，中央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细致的了解调查：“东进支队”遇袭事件，使得冀中区副书记鲁贲、地委书记吴建民等几十名同志牺牲遇难，还损失了一些从晋察冀给中央的一些物资。陈伯钧作为队长，在队伍遭遇敌人后，不听参谋长孟庆山的建议，处置失当，应负主要责任；因此，中央给了陈伯钧处分。
    处分了陈伯钧后，孟庆山多次找到有关领导，请求撤掉陈伯钧的处分，要求给自己处分。
    有关部门负责人拒绝了孟庆山的要求，并说：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这个不能替换。
    孟庆山没有办法，只得服从组织的决定。他住在总政治部的招待所里，等待党的七大会议的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