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大力提倡认真学习和正确认识党史国史，深刻总结和善于借鉴历史经验，并把这些作为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措施。与此同时，西方敌对势力为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加紧诋毁、丑化、抹黑我们的党史国史；国内以否定革命和共产党领导为目的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在频频拿我们的党史国史说事。面对这个大背景，我们在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着重学习他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和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民族是一个有着优良史学传统的民族，我们党是一个历来重视研究历史问题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党。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也反复强调学习历史知识、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性，要求各级党组织用中国近代史和党的历史教育青年。陈云同志作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不仅一生与党史国史息息相关，而且十分重视和关心党史国史的研究、宣传、教育工作。他在对党史国史工作给予指导的过程中，回答了许多人们长期弄不清楚的疑难问题，提出了许多对人们具有启迪意义的精辟见解，给人们树立了许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范例。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深入研究，并从中汲取智慧。

    陈云同志自幼家境贫穷，没有多少条件看历史书籍。但他从小酷爱历史，通过民间说唱艺术等形式，获取大量历史知识。14岁那年，他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有了接触史书的条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更抓紧一切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包括历史在内的文化知识。通过学习，他意识到运用述史形式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的重要意义，并在十分危险和动荡的环境下，假借被俘国民党军医的口吻，亲笔撰写了一篇长达3万余字、题为《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历史纪实性报告文学，生动详细地描绘了红军长征的伟大壮举。该文最初发表于1936年3月巴黎《全民月刊》上，接着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它比斯诺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问世，为粉碎敌人对红军的诬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后来，他虽然没有多少时间再写这类体裁的作品，但在讲话、报告、文章中，仍然喜用历史事例阐述革命道理。例如，在党的七大发言中，为了说明个人有成绩应当首先归功于人民的力量和党的领导，他就举过红军长征的例子。改革开放后，他为了说明农村党员集训要误工费是错误的，也曾采用历史对比的方法。他说：“解放前，同样在农村，支援战争，运送弹药、伤兵，非但没有误工补贴，而且常常因此而受伤或死亡。相比之下，现在这些误工补贴能算合理吗？”

    陈云同志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从五卅运动、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党和国家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他对党史国史的研究工作有着特殊感情，给予过热情支持和许多具体指导。在历史新时期，他出任过主要由老一代革命家组成的中央党史委员会委员，认真审查过革命博物馆的党史陈列，详细解答过党史工作部门提出的各种问题，为许多革命烈士书写过证明材料，为许多革命胜地和革命前辈的纪念碑、纪念书籍、纪念活动题过词，还为专事新中国历史研究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写过所名。他多次主动过问和亲自主持过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其中花费精力较多的有对“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这一党内文件的撰写，有对《遵义会议传达提纲》这一历史档案及遵义会议前后中央领导机构组成问题的答复，有对“西路军”历史问题的澄清，有对东北解放战争历史的编写。这些工作为解决党史诸多疑难问题起了重要作用，也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研究党史做出了示范。

    陈云同志主张，无论研究历史问题还是总结历史经验，都要先把史实搞清楚、弄准确，使它站得住、立得稳，以便做到结论客观公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纵观其一生，他不仅从始至终坚持了这个主张，而且为此提出并坚持了三条原则：一是对历史问题的看法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例如，他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不顾“两个凡是”的禁令，提出天安门事件应当平反，邓小平同志应当早日恢复工作；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突破禁令，呼吁实事求是地解决“文化大革命”及此前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同邓小平等同志一道积极推进刘少奇冤案的平反，并力主重新审查潘汉年历史积案，等等。二是对历史问题的看法要力求全面，防止片面。例如，他在指导东北解放战争历史的编写时，实事求是地看待林彪和苏联的作用，等等。三是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尽管可以变，但对史实不能随形势变化而任意改变。例如，他在彭德怀平反和康生被开除出党籍后，坚决不同意对自己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有关彭德怀和康生两人的称呼作重新处理；在党的十二大前夕，断然拒绝把自己履历表里的“小学毕业”改为“相当大学”，等等。正因为始终坚持了这些原则，所以他在历史问题上说过的话，总是能经受住时间的检验。

    历史是事物的发展过程，看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只有放在历史的全过程中考察，才可能看得清楚，作出科学评价。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原理，陈云同志铭记在心，运用娴熟。1980年，党中央决定就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起草一个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邓小平同志指出，决议最核心的一条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决议初稿拿出后，邓小平同志认为没有很好体现他的设想，要重新来过。为此，陈云同志建议在决议中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的历史段落，指出：“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60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况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邓小平同志当即表示，“这个意见很好” ，指示起草小组照办。

    列宁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原理，陈云同志尤其重视，经常强调，并在实际工作中努力贯彻。例如，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两案”审理，涉及不少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部队老干部。陈云同志依据《历史决议》的精神，在一个批示中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他说：“这种处理办法，既必须看到这种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更必须看到处理这场斗争应该使我们党今后若干代的所有共产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取得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

    再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行的经济体制全面改革，涉及对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的评价。陈云同志一方面主张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另一方面，针对一些人关于我国计划经济学的是苏联那一套的非议指出：“对这些问题都应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 “那时我们不能不学苏联。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学美国、英国、法国行吗？”“即使那时，我们的经济工作也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的，没有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 

    再如，对外开放后，涉及如何对我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比较的问题。陈云同志认为，进行这种比较，必须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而且要把发展水平与社会制度区别开来。那时，有些人出国考察，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就以为中国不如外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不灵了。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发言中说：“对于这些人，我们要进行批评教育；对于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经过教育不改的，要调动他们的工作。” 他在发言最后强调：“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我们可以充满信心，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如何看待时代的性质，也是唯物史观中的重要问题。邓小平同志根据20世纪80年代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个突出问题的重要论断，但他从来没有说过当代是和平和发展的时代，而且始终认为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和平和发展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1989年9月，陈云同志在同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说：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没有过时。“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 过了八天，邓小平同志在同一位美籍华裔学者谈话时也说：“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

    如何看待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站在不同立场，秉持不同历史观，得出的结论肯定不同，甚至截然相反。陈云同志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反对不恰当地夸大个人的作用。他说：“个人的作用是有的，不过自己不要估计太大了。任何人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一件事也做不出来。” 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他针对革命胜利后如何防止党内出野心家的问题，讲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不能只靠毛主席一个人，可靠的、永久的、可传到子孙后代的办法，是提高全党高级干部的革命觉悟和革命嗅觉；二是高级干部在胜利的环境中要警惕骄傲，千万不要背所谓“一贯正确”的包袱。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由本质和现象两方面构成，本质是事物比较深刻、比较稳定的方面，现象有时反映本质，有时并不反映本质。党的性质、宗旨与党的路线相比，是更具深刻性和稳定性的方面，在历史上，有时党的路线错了，不等于我们党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性质就变了。这个观点，陈云同志多次讲过。例如，在党的七大上，他说：“内战后期，虽然路线错了，老百姓还是欢迎我们。我这样说并不是为那时的错误辩护，而是讲事实。老百姓不说你是教条主义路线，他只看见你是共产主义者、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为人民谋利益。” 后来，在1977年审查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党史陈列时，他又说：“‘八七’会议后，党号召党员积极分子参加农村暴动。当时凡是积极分子都参加了，不是积极分子的就退党了。暴动中有很多人牺牲了••••••他们虽然是在盲动主义路线下参加农村暴动的，但是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而英勇牺牲的，被敌人枪杀时还高呼革命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