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从事过多方面工作，但持续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多的，一是领导财经和经济建设，二是负责党的组织、干部和纪律检查工作，后者又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年代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7年和改革开放年代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的9年。在这两个时期，他对党的干部工作都做出了卓越贡献，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干部工作思想。即使在其他时期，他作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也对党的干部工作给予过密切关注，提出过许多宝贵意见，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回顾和学习他关于我们党的干部工作的思想，不仅是对他的纪念，同时也有助于总结党的干部工作的历史经验，更好地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有关干部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促进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建设。

    在当前形势下，回顾和学习陈云同志的干部工作思想，我认为有五个方面的内容特别值得重视。

    一、党的干部路线要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

    在延安时代，陈云同志依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党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的思想，要求“组织工作要适合于政治路线的要求，保证政治路线的实行。” 他说：党的干部工作部门对党的政治路线要有正确的了解，同时又要对具体情况有切实的了解。“只谈路线，不了解具体情况，是空谈。只知道具体情况，不了解路线，是盲目。要克服‘上级只谈政治路线，下级只谈具体工作’的缺点。”

    党的政治路线有时会根据党面临的历史任务的变化而有所变化，遇到这种情况，干部路线就应当相应调整，与之适应。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此，党中央早在1938年就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打破组织上的关门主义倾向，其中一个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正确看待知识分子。陈云同志说，有些地方对知识分子不敢放手使用，甚至排挤他们，是因为不了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知识分子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有很大不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许多革命是靠知识分子来领导的。”他强调：“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末，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其政治路线简要说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那时，陈云同志虽然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职务，但对党的干部工作却十分关心。为适应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这条政治路线，他提出干部队伍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主张。他针对当时新老干部青黄不接的局面，认为选拔年轻干部不能一个一个来，那样会有很多争论，耽误时间，要使它成为一个大方针，成千上万地选，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层级都要选；为此可以多设一些助理、帮办、副秘书长一类的职位，把他们先放到领导岗位上考察、锻炼。他就此写了一篇题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的文稿，提出十二条建议，包括建议中组部成立青年干部局和技术干部局，得到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事实说明，陈云同志的这一主张对新时期干部队伍的“四化”和新老干部的正常交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力保证了党在历史新时期政治路线的贯彻。

    陈云同志在呼吁成千上万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同时，也提醒干部部门对“文化大革命”造反起家的、帮派骨干分子和打砸抢分子等“三种人”，一个都不能提。有的同志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说不清楚，还是“俱往矣”吧，意思是一风吹吧。陈云同志说不能“俱往矣”，要“俱在矣”。因为这些人都是能量很大的人，而且年纪轻，不能光看他们现在表现“蛮好”，只要今后时机适宜，必会兴风作浪。为此，他在党的十二大上着重指出，在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上要讲两句话：一是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二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已经在领导班子中的，还必须清除出去。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一主张是颇为重要、颇有远见的。
改革开放后，有些干部出国考察，看见外国的摩天大楼、高速公路等等，就认为中国不如外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不灵了。陈云同志高度重视这种现象，认为让这样的干部做领导工作，是难以全面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为此，他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大会发言中强调：“对于这些人，我们要批评教育；对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经过教育不改的，要调动他们的工作。”

    二、党的干部选拔任用标准要德才兼备、以德为主

    “德才兼备”是中国古代对选人用人标准的一个概括，也是我们党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标准。陈云同志在主管干部工作期间，对这个标准作了进一步发展，认为德才相比，德更重要，用他的话说，叫做：“德才并重，以德为主。”

    什么是德好？不同阶级、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衡量标准。从陈云同志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我们党讲的德好，一方面是指政治方向正确，执行政治纪律严格，即政治要好；另一方面，是指做人的道德品质好，即人品要好。在延安时代，陈云同志对选拔使用干部的标准特别强调四条：即一要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忠实于党，二要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三要能够独立开展工作、能够担负责任，四要遵守纪律。他指出，这四条实际上是两条，即政治和能力。“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如何掌握干部选拔任用标准的问题，又被尖锐地摆到干部工作面前。那时，一些同志提出，要选“开拓型干部”，选“明白人”，选“能人”；还提出，过去许多规章制度束缚干部的手脚，要给干部“松绑”。对此，陈云同志讲：“开拓型也要，但首先要强调有德，有党性。德才兼备，才干固然要有，但德还是第一。” 他希望政治局、书记处要注意这个问题，并反复告诫大家：“德才相比，我们要更注重于德”； “选干部，首先要看德，有才缺德的人不能用。德好，才差一些不要紧，放到领导岗位上锻炼几年，才干是可以练出来的。” 他还针对只看重有的干部文笔好而忽视他们政治品质的现象指出，对拿笔杆子的人，能写文章的人，“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要特别谨慎”。他说：“必须培养既能写，又有德，德才兼备的人。” 针对要给干部“松绑”的口号，他讲：“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工作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 他强调，越是在改革开放的情况下，我们越要严格党的纪律，越需要“金刚钻”的干部。

    对于党的干部工作部门和纪律检查部门选用干部，陈云同志认为标准要更高更严格。在他担任中组部部长时正值抗日战争中党和党的干部大发展时期，他强调：“干部部门要有相当数量和质量的干部，人选力求忠实，公正，有能力（包括有一定革命经验和社会经验，以及细心、耐烦等），上下信任，使之符合于党的发展的需要。” 在他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时正值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党的干部队伍不仅面临长期执政的考验，而且面临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考验。为此，他强调：“做纪律检查工作的干部，应当是有坚强的党性，有一股正气的人；应当是能够坚持原则，敢于同党内各种不正之风和一切违法乱纪行为作坚决斗争的人；而不应当是在原则问题上‘和稀泥’，做和事佬、老好人的人。”

    三、党的干部政策要着眼于使干部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

    陈云同志说：“干部政策，拿俗话来讲，就是用人之道。” 他把党的干部政策概括成四句话、十二个字，即“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

    从陈云同志的论述看，所谓“了解人”，就是不要只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要历史地、全面地看干部，既要看到干部的短处，更要看到干部的长处。所谓“气量大”，就是要不拘一格，敢于用各种类型的干部。所谓“用得好”，简单说就是让干部心情愉快，敢于说话，敢于做事，能够发挥主动性、创造性。所谓“爱护人”，是指对于干部要像父母爱护子女那样，有了问题要帮助解决，有了错误要严肃指出，发现涉及政治生命的事情要十分慎重地处理。他特别强调，对干部不安心的问题要想办法解决。“做干部工作，不论大事小事，都要不怕麻烦。” 干部来了，要放下手中工作，聚精会神地倾听述说，认真负责地解决他们的问题。他还强调，对干部不要“抬轿子”、拍马屁，那样容易养成干部自高自大，只会害了干部。他说：只有“不客气批评别人的人，才是好人，才够得上是革命同志。”

    那时处在战争环境，一些干部被派到很远的地方，有的做秘密工作，有的搞武装斗争。陈云同志提出，组织部门要关心他们的家属、孩子，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放心、安心地在外面工作。对待烈士子女也要关心，使活着的同志心里得到安慰。正因为如此，那时延安的干部都很愿意到中组部去，中组部也因此得到了“干部之家”的美誉。

    四、党的干部管理要注重加强教育、从严要求、纯洁队伍

    陈云同志认为干部教育不仅包括文化教育，也应包括实际工作的教育。他说：“实际工作是重要的教育武器。实际工作的过程，就是教育干部的过程。分配干部适当的工作，使其负责，在工作中受到教育。” 在干部教育中，他尤为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思想教育、党性教育。在1942年延安军事干部会议上，他说：“学习什么呢？学理论，学正确的思想方法。”他针对因为怕犯教条主义错误而不敢读书的现象指出：“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不是不读书。现在我们的毛病，是马列主义不够。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需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

    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地方的少数党政军机关和党政干部同不法分子、不法外商相互勾结，钻改革的空子，行贿受贿、走私贩私、贩卖假药假酒，形成一股歪风。对此，陈云同志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这些问题的发生，同我们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削弱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作用和权威有关，应引为教训。”他强调：“应当把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这种宣传教育不能有丝毫减弱，还要大大加强。”针对“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必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错误认识，他说：“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党员和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才使党始终有战斗力，使革命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更加要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

    过了一年，陈云同志又对中纪委领导同志强调：“我们党是处于全国执政的地位，再加上目前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客观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纪律检查部门和全党各级党的组织，必须重视执政党条件下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党性教育。” “各级党组织和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只是查处违法乱纪的案子不行，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教育和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的教育。提高共产党员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党的建设上的一个根本问题。对这一点要有清楚的认识，要认真地抓紧抓好。”

    在对干部的教育培养工作中，陈云同志十分重视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他说：“党内斗争主要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应该反对干部里面怕斗争的倾向。我们不主张乱斗，而是主张在原则问题上进行必要的斗争。因为各个干部的思想意识不同，还有剥削阶级的影响，所以对一切不好的倾向必须斗争。斗争是为了教育全党，并帮助一些同志克服他们的毛病，挽救一些人，以免他们的错误继续发展。” 他还特别提醒做干部工作的同志，指出：“组织部长的责任是，看到一种错误的现象，就要问，就要批评，说这是错误的，值得注意。这项工作应该是主动地去做。如果是被动的，人家不找来就不讲，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才讲，那就来不及了。”

    改革开放后，一些人错误地总结“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训，由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变为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针对这种现象，陈云同志在审阅党的十二大报告时指出：“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有，但现在比那时要严重得多。”他说：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把它提到全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高度。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