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1年至1985年期间担任陈云同志秘书的。那几年，正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趋于完备、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的时期，也是陈云同志已经步入晚年但仍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通过在他身边工作，我亲眼目睹了他对党、对国家前途命运的运筹帷幄，亲耳聆听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真知灼见，亲身感受了他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和他的高风亮节。他那种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处处以身作则、事事言行一致的高尚品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难以忘怀。

　　陈云同志一向提倡共产党员要敢讲真话，勇于坚持原则，不随波逐流。在这方面，他自己首先做到了。

　　当年，财经战线的干部中流行着陈云同志的四句话，叫做“原则问题，该顶必顶，现在不顶，今后检讨”。上世纪60年代的那次国民经济调整，陈云同志顶住压力，坚持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和城市人口，从而使经济迅速好转的事，大家都清楚，不多说了。就说70年代末的那次经济调整，开始时，阻力也相当大。许多地方和工业部门的负责同志思想不通，认为“资金不足可以借外债，发票子”，“有点通货膨胀不可怕”，“调整是多此一举，会耽误建设时间”。由于认识不统一，1979年和1980年的基本建设规模不仅没有降下来，相反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财政赤字，外贸逆差20亿美元，增发货币130亿元，造成物价大幅上涨。面对这种情况，陈云同志从解决思想问题入手，在中央工作会议、省市委第一书记会议等各种场合，反复给大家讲道理。他指出：经济调整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调整不是耽误，如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对外债要分析，买方信贷的使用取决于国内为它配套所需的投资数量。用发票子的办法弥补基建投资赤字，无以为继，到了一定时候就会爆炸。通货膨胀数量不大不可怕，但数量很大的我害怕。在党中央和陈云同志的竭力推动下，调整方针终于得以贯彻，并很快理顺了严重失调的各种重大比例关系，为后来的全面改革和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稳定而宽松的环境。

　　陈云同志一向提倡学习哲学。1981年，他在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组负责同志谈话时讲：“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长期以来，陈云同志不仅自己刻苦学哲学，还要求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学。我在他那里工作时，有一天，他把我叫去说：“今天和你不谈别的事，就谈学哲学的事。我主张你今后也要抽时间学一下哲学，每天晚上看几十页书，并找几个同志一起学，每星期讨论一次，为期两年；先学什么，后学什么，要订一个计划。哲学是最核心的东西。马克思之所以由青年黑格尔派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就是因为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经过改造，结合到了一起。有了这个东西，才有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他还说，在延安学习哲学，使他受益匪浅。过去，他的讲话、文章缺少辩证法，学过哲学后，讲话和写文章就不一样了，就有辩证法了。我按照他的要求，邀请了几位同志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他知道后十分高兴，还问过几次我们讨论的情况。

　　陈云同志一贯倡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清正廉洁，无私奉献。在这方面，他也是从自己做起。例如，他历来主张要正确看待个人的作用，反对过分突出个人和宣传个人。他在1945年党的七大发言时说：“假设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还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可不可以把次序倒转一下，第一是个人，第二是党，第三是老百姓？我说不能这样看。”他这样说，也这样做。全国解放前夕，他在给老战友孩子的回信中就说：“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

　　陈云同志自1934年进入党的中央政治局，直到1992年离职休养，中间除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外，在中央领导层的时间加在一起近50年之久。这种情况，在我们党内是极其少见的。但是，很多人反映，对陈云同志的情况不太了解，连名字有时都很少听到。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陈云同志本人始终反对宣传他，更不允许在宣传上突出他。凡是宣传他的文章，只要报到他那里，毫无例外地都要被他“枪毙”。有人说，这是陈云同志谦虚。他说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1982年初，为了配合当时党的思想作风的整顿，中央决定发表陈云同志在党的七大上的那篇发言，并冠以《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的标题。文章发表后，报纸上登了几篇学习体会。他一看到便对我说：“搞这个东西干什么？发表文章就行了嘛，为什么还要登学习体会！这样搞不好，告诉他们，不要再登这些东西了，明天就刹车。这种事我要说话，自己不说话，别人不好说。”在审阅党的十二大报告稿时，他看到其中有一处提到他在党的八大上早就提出过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正确主张，可惜后来没有照着去做，便让我转告起草组同志，要把他的名字删掉。有一位瓷刻艺术家做了一个陈云同志肖像的瓷盘，托人送到我这里。我拿给陈云同志看，他看了一眼后便让我拿走。我问放到哪儿？他说放到哪儿都行，反正不要放到他这里。有一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同志说，陈云同志参加公开活动少，想利用他在杭州休息期间拍些镜头，留作资料。但制片厂只拍了一次他在公园和游人交谈的镜头，他就不让拍了。

　　陈云同志注意摆正自己和人民和党的关系，也十分注意摆正自己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1982年4月，有关部门将他在1949—1956年的文稿选编编完。他特别要我向编辑组转告，在文稿《后记》中一定要说明，他当年在中财委主持工作期间，几乎所有的决定，特别是重大决策，除了他做了必要的调查研究以外，都是经过集体讨论作出的。在具体工作中，薄一波同志（时任中财委副主任）起了重要的作用。另外，许多重大决策都是根据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的，或者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大家在阅读这卷文稿时，如果觉得那一段工作还有成功之处，决不要把功劳记在一个人的账上。

　　党的八大之前，中央决定增设四个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职务，并推荐陈云同志为副主席。陈云同志表示自己不行，这样安排不适当，可以不必加他。为此，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七中全会上对陈云同志专门作过一番评价。他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就拿陈云同志公道这一点来说，不仅体现在他处理干部问题、处理和其他同志的关系问题上，也体现在他处理有关个人的一系列问题上。他对别人的功劳从不抹杀，而对自己的缺点、错误却从不隐讳。他要求把他写给中央的关于解放战争时期辽东地区土改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收进他的文选。编辑组几次提出，这个错误在当时是带普遍性的，责任不能由他一人负，因此主张把这篇稿子撤下来，他都没有同意。他说，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他也是有错误的，并不是一贯正确，世界上没有一贯正确的人。一位当年在辽东工作过的领导同志对他说，当时中央在土改方针上有偏差，但陈云同志承担责任，还把自我批评的文章收入自己的文选，这使大家很受教育。陈云同志听后只说了一句：“应当做自我批评。”陈云同志多次对我说过，编辑他的文选，文章原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要按今天的认识去改动过去的文章，不要搞成他好像有什么先见之明。那时，有关部门要把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关于正确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发言收入书中，公开发表，提出其中讲到彭德怀时，后面应加上“同志”两字，而讲到康生时，后面的“同志”两字应去掉。我请示他时，他说，不能改，因为当时提出应当把彭德怀同志的骨灰放入八宝山和审查康生的问题已经很不容易了，看问题一定要把问题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时只能讲到那种程度。

　　在我的印象里，还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陈云同志这种对自己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的精神。那是在党的十二大前夕，有关部门的领导通过我向陈云同志请示，说现在许多代表都将简历中文化程度一栏按照现有文化水平作了相应修改，因此，他们考虑把陈云同志原来填写的高小毕业也改为相当大专，问他是否同意。陈云同志让我告诉他：不要改，简历中的文化程度是指接受正规教育的程度，不是指实际水平，他只上过小学，只能写高小毕业。至于说实际水平，大家都清楚嘛。后来，在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有人反映现在一些领导干部改自己的学历也是一股不正之风。陈云同志看到简报后，批示说工作成就与学历是两回事。

　　在个人生活上，陈云同志更是严于律己，有时到了几近苛刻的程度。他去外地，从不要当地领导同志到机场、车站迎送，也不允许他们陪同，用他的话说，叫做“不迎不送，不请不到”。有一次，他在外地休养，当地一位主要负责同志要看看他，人已到了住地，我只好进去请示，可他就是不见，那位同志在我那里坐了一会儿便回去了。他从不收礼，也不允许工作人员在没经过他同意的情况下收礼。有一次，部队一位老同志从南方给他带来一箱水果，已经送到了中南海大门口，我知道，只要请示他，他肯定不同意收，只好赶到大门口去接待，经过反复解释，总算让人家把东西带了回去。他吃饭也很简单，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粗茶淡饭。有一年，他到外地，接待单位不知道他的饮食习惯，给他摆了一桌子菜。他一看，坚决不吃，坐在那里和我聊天，直到厨房重新做了他平时吃的一荤一素，才肯就餐。还有一年春节，我到他那里请示工作，正赶上他吃午饭。我看见桌上还是平时的两菜一汤，就说今天过节了，是不是多加几个菜。他说：“不用加，我天天过节。”我知道，他指的是现在的生活和过去比，就和过节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