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北京2015年6月9日电  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今天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召开的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朱佳木首先讲话，题目是《学习陈云的改革开放思想——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全文如下：

    改革开放作为专有名词，特指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时期。但从改革的实质是解决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开放的实质是加强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联系的视角看，我们党关于改革和开放的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产生了。陈云同志作为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领导人，更是这一思想较早的酝酿者和提倡者。因此，回顾和学习陈云的改革开放思想，不能仅局限于改革开放时期，而应把它放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长河之中考察，这样才能全面准确地认识他这一思想的全貌。

    一、陈云的改革开放思想是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的思想

    陈云同志思想的特点一向是既灵活又务实，很少被框框所束缚。这个特点可以从他所归纳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格言得到验证，也可以从他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得到说明。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构筑了计划经济体制。在此过程中，陈云同志倾注了大量心血，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较早发现了其中的弊病，率先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改革开放后，他对计划体制改革作了更深入的思考和更系统的阐述，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想，从而“对推动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然而，当改革中出现片面夸大市场作用的倾向后，他又反过来提醒大家注意忽视和摆脱国家计划的问题。不过，他那时所说的计划，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高度集中、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而主要是指导性计划，也就是今天说的战略性规划；即使指令性计划，也是指需要更多运用经济手段的计划。但他始终认为，无论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都不能只有市场而没有计划。拿今天的话说，就是不能只讲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而不讲政府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农业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陈云同志从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尽快解决粮食减产问题出发，赞成一些同志提出、一些地区已在实行的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做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安徽等一些省份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和土地承包责任制而受到较大压力时，他率先表明了支持的态度。然而，当包产到户得到普遍推广，出现粮食生产计划和许多农副产品征购派购任务落实不了，城市粮价波动、副食品供应发生困难时，他又指出：“搞了生产责任制以后，包产到户以后，计划并不是不要了。” 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他进一步指出：“现在有些农民对种粮食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注意••••••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问题是‘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 “‘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 由于一些领导同志对这一提醒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误以为粮食问题已经过关，导致粮食在连续增产几年后出现下滑趋势。实践说明，我国要把农业搞上去，一方面生产经营方式要适应气候影响大和人均耕地少的特点，另一方面决不能离开政府的引导；一方面要尽可能多地运用价格手段引导农民生产，另一方面决不能放松政府的领导和组织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的“九一三”事件后，陈云同志协助周恩来总理研究外贸的方针政策问题。他根据当时外贸已由过去75%面向苏联、东欧国家变为75%面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提出对资本主义要研究、要利用的观点。然而，“四人帮”粉碎后，全国上下出现一种急迫情绪，希望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提出要组织“新的全面跃进”，并且不顾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实际，把希望寄托于放手利用外资、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迫使银行增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面对这种情况，陈云同志明确指出：资金不够借外债，“这是打破闭关自守以后的新形势”， 但对外资要分析；利用外资要考虑国内资金配套能力；要买设备，更要买技术、买专利。后来，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他又率先提出向海外投资的思想，说：“对外开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可以到人家那里去。” 可见，对于陈云同志来说，不存在要不要引进外资的问题，而是在引进外资时如何更好地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对外引资、投资的问题上，如何做对自己更合算。

    二、陈云的改革开放思想是既要积极推动又要稳步前进的思想

    陈云同志在领导全国经济工作时，一向主张既积极又慎重的方针，并因此被一度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但实践证明，这个方针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地域广、经济落后且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来说，是完全适宜的。对改革开放，他提倡的同样是这个方针。陈云同志对改革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改革的意义“不下于五十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指出改革打破“大锅饭”，“将会大大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 但他同时强调，改革的步子要稳，指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

    陈云同志多次说过：“资本主义企业里头相当有计划”， 而“我们有些地方是大少爷办企业，没有时间概念，没有利润概念。”他还指出：“政企职责分开很必要。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给企业比过去大得多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可以使各级政府部门从许多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议大事，看全局，把宏观方面管住管好。” “企业不能开除人，这套东西是从苏联来的。” 然而，当有人把农业包产到户的办法机械搬到工矿企业，提出“包字进城，一包就灵”等等错误观点时，他又及时提醒大家，推行企业责任制必须搞平均先进定额，否则起不到促进生产的作用；质量不能下降，否则害民害国；单位成本不能提高，否则国家吃亏；要从全局出发合理分配增加的收入，做到“一要吃饭，二要建设”。 他说：“企业实行承包制，有积极的一面，也要看到消极的一面，比如不少企业为了完成承包数，硬拼设备，带病运转。近年来安全事故增多，恐怕与此有关。企业一定要维护好设备，特别是关键设备，四个九不行，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他强调：“现在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都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种掠夺式的使用资源的倾向，应当引起重视。” 实践说明，陈云同志这些提醒是完全必要的，那种只顾赢利而不顾生产安全、资源、环境的做法，只能是竭泽而渔，是难以持续的。

    价格改革是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陈云同志的态度也是既要积极又要稳妥。1982年，国务院鉴于棉花提价而棉布价格一直未动，使纺织企业亏损越来越严重的情况，制定了纺织品价格调整方案，送给陈云同志征求意见。当了解到这个方案中既提高棉布价格，也降低化纤价格，因此纺织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对人民生活影响不大时，他明确表示同意。 1984年，国务院就价格改革的整体设想再次征询他的意见，他指出：价格改革现在确实是有利时机，应该稳步进行。上次化纤降价、棉布提价没有引起社会震动，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可以借鉴。 但当1988年党中央酝酿更大幅度的价格和工资改革方案，打算用5年时间，每年价格上涨10%，人均收入增加11-14%时，他明确表示不赞成。他对中央有关领导说：“物价每年上涨10%，连涨5年，我打个很大的问号。”“物价上涨后不拿工资的农民怎么办。” “每年物价上涨10%，办不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 然而，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听不进这个话，坚持认为“物价这一关非过不可”，并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改革方案。方案基本内容一经公布，立即出现全国性抢购和提款风潮，物价猛涨到百分之二十多，迫使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进行解释，表示银行将开办保值储蓄。但事情已闹大，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随之而来的“八九”政治风波的起因之一。风波过后，陈云同志对刚刚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说：“国家财政补贴取消不了。暗补、明补，都是补贴。在我国，还是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好。这是保持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国策。即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某些产品也是实行补贴的。当然，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可以逐步减少一些不合理的补贴，例如某些企业的亏损补贴，但要从根本上取消补贴是不可能的。” 今天，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不合理的补贴已越来越少，但无论消费环节还是生产环节，仍然有许多补贴，有些还在增加。这表明，陈云同志所说的价格补贴在“小的方面不合理、大的方面仍然是合理”的观点，同样反映的是客观经济规律，违背了同样是要受到惩罚的。

    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地方试办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采取的重大措施。对此，陈云同志强调得比较多的是：特区第一位的任务在于总结经验；特区不要再增加；特区内不能几种货币同时流通；特区经济要由进口型逐步变成出口型。有人因此认为陈云同志不支持特区，甚至反对办特区。其实，创办特区的决策是在陈云同志参与下制定的。每当谈到特区问题，他总是先说“特区要办”。他之所以强调特区要认真总结经验，目的恰恰是为了把特区办好。他之所以强调特区不能再增多，尤其“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 ，完全是特区性质所决定的。当时，四个特区搞的来料加工、外商投资办厂或合资经营等等，许多地方也可以搞，但在货物进出口关税上的减免，人员进出港澳审批手续上的便利等，则是其他地方不能搞的。正因为如此，特区与内地接壤的地方采取了隔离措施，凡内地去的人要办理特殊的通行证。如果其他地方也这样搞，第一，并没有多少地方具备四个特区那样的区位优势；第二，内地城市甚至整个省要变成特区，很难采取隔离措施。所以，陈云同志说：“来料加工，合资经营，现在许多地方也在做，但不能再增加特区。”“广东不是全省特区，福建也不是全省特区”。 后来，邓小平同志在提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时也指出：“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事实证明，进一步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所享受的特殊政策，主要是外商投资上的优惠和地方自主权的扩大，并没有特区那种关税上的优惠和人员出入境的便利。可见，当初不增加特区而是采取逐步增加开放城市、开放地区的做法，既保证了特区的健康发展，也保证了各地开放的有序进行，是我国对外开放成功的重要经验。今天创办的自由贸易区，许多做法借鉴的也正是当初办特区取得的经验。

    那时，特区为解决建设资金不足问题，要求发行与港币挂钩的特区货币，并得到了有关领导部门的同意，连货币都印好了。对此，陈云同志表示不赞成。他解释说：“如果特区货币只在特区内发行，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问题。如果各个特区都发货币，那末实际上就是两种货币并存。而两种货币并存，人民币的‘腿’会越来越短，特区货币的‘腿’会越来越长。因为‘优币驱赶劣币’，这是货币的客观规律。” 后来，他在一封反映特区货币发行问题的信上又批示：“特区货币发行权必须在中央。决不能让特区货币与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流通。如果不是这样做，就会出现国民党时期法币发行之前的状况。” 由于他紧紧把住了发行权在中央和不能在内地流通这两关，使主张发行特区货币的同志也感到这样做意思不大了，主动撤回了原来的要求。这个过程说明，陈云同志反对发行特区货币并不是不支持特区，而是防止包括特区在内的国家金融秩序由于流通两种货币而陷于混乱。

    1984年，陈云同志听取关于开放沿海城市问题汇报时曾说过：深圳有管理上的“拳头”，但还没有“拳头”产品，而且“要它那里搞‘拳头’产品有困难”。 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那时深圳多数企业搞的是来料加工、贴牌生产，而“拳头”产品是指自己的名牌产品、优势产品，要生产这样的产品，对国内工业必须实行适当保护。他表示，为吸引外资，让出一些国内市场是必要的，问题是让多少。让多了，自己正在发展的东西就会被挤掉。他说：“对国内工业，保护落后我不赞成，但是，要使自己的东西一步一步地前进，达到先进的水平，这还是应该提倡的。” 那时，有人制造舆论，说他和李先念同志反对经济特区，因此从来不去。李先念同志逝世后，他在悼念文章中特别说道：“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说到这里，他专门讲了一句：“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 可见，陈云同志对特区办得好不好的衡量标准，是看它有没有形成自己的名牌产品、优势产品，能不能把自己的产品打出去。这是创办经济特区的最终目的，当然也是对外开放的最终目的。

    三、陈云的改革开放思想是既要搞活微观又要管住宏观的思想

    稳中求进、活而不乱，是陈云同志关于经济发展的一贯指导思想，或者说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境界。1982年底，他在与全国人代会的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座谈时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著。现在百货商店里的东西多得很，‘卖方市场’正在变成‘买方市场’。群众把票子拿在手里，好的就买，不好的就不买。这么好的形势，很久以来没有见过。” 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但他同时认为，只有“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

    就在上述那次谈话中，陈云同志提出了“鸟与笼子”的著名比喻。他说，搞活经济与计划指导的关系，“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这个比喻中的“笼子”解释为像鸟笼那样狭小的笼子，并据此把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污蔑为“鸟笼经济学”。只要稍微认真和稍加思考的人都会看到，这个比喻不仅对于微观搞活与宏观控制相互关系的表述十分形象和贴切，而且，由于比喻中特别强调了“笼子”可大可小，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可以跨国跨洲；作为“笼子”的五年计划本身也要经常调整，因此，极富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征。比喻中虽然只讲了计划是“笼子”，但由于它揭示了搞活经济必须在宏观上加以控制的道理，所以为人们把法律、政策、规章、制度等等也作为“笼子”，即宏观控制的手段，打开了思路，提供了启示。

    对于企业间的竞争，陈云同志一向认为有利于增加品种、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改革开放后，许多轻纺企业在上海开花，在外地结果，反过来进入上海市场，挤上海的产品，引起上海一些部门和同志的埋怨。他对上海的同志说：“这是好事，不要用行政措施去阻挡，上海要接受这个挑战，迎上去和它们竞争，办法就是加强技术改造，提高质量，降低成本。” 他还建议上海“要有若干大企业，能灵活地搞小批量生产，增加花色品种，使产品迅速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  但他同时强调，竞争要在国家计划范围之内，要遵守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要考虑我国人口多的特殊国情。他指出：对有些落后企业不要轻易采取简单破产的办法，而要尽量扶持，帮助他们提高，因为，“在我们国家，先进的企业、落后的企业并存的局面，要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否则，容纳不了那么多就业人员，有人就要闹事。” 

    陈云同志历来重视外贸工作，改革开放后，虽然有了利用外资的条件，但通过外贸出口增加外汇收入，对于我们国家仍然是一个重要课题。他指出：“外国人说我们支付能力差，的确差。光靠农产品出口，数量不大，要多找门路。” 面对新形势，他提出赚取外汇除了搞补偿贸易、来料加工、合作生产外，还可以大搞旅游和“劳务出口”。他十分赞成利用美国制定“加勒比海发展计划”的有利时机，向该地区投资办厂的建议，认为这有利于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纺织品出口的配额限制。然而，对于外贸出口削价竞争和不珍惜外汇储备的做法，他却很有意见。那时，许多地方和工业企业在相关工作没准备好的情况下，纷纷取得外贸自主权，随之出现各地各部门为自己的商品出口而竞相削价的乱象。1980年他在一份简报上批示：这种现象“必须引起注意，而且要有具体办法，避免外汇损失。” 半个月后，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指出：“现在国际市场上出现了某些中国货降价现象。这不是正常的必须的降价，而是各省市、各部门为了取得外汇自己降价。我们必须研究出一个既能出口又不贱卖的方案。总之一句话：‘肥水不落外人田。’” 但这种现象不仅没有得到制止，反而愈演愈烈，于是，他提出外贸工作“走两年老路，略加改良”的主张，让新老两种办法比一比，看哪种赚外汇更多。过了不到一年，外贸部送来一个既有利搞活微观又不使宏观失控的“外贸体制改革意见”，他很快表示同意，并在回信中强调：“对外贸易工作既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要坚持统一对外，这是外贸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一条原则。”  可见，陈云同志所反对的并非改革，而是为改而改、胡改乱改、“自相残杀”的改。凡是从实际出发的、有利于国家整体利益的改革，他都是热情支持的。

    陈云同志从为国当家理财考虑，历来主张要逐步积攒一些外汇和黄金，以便应付急需；并且认为外汇和黄金储备越多，在国际市场借贷越容易。“文化大革命”中，他虽然“靠边站”，但仍然密切关注国际经济的变化，在每盎司黄金80美元时，向那时还在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建议，用外汇买一些黄金。从那时起，我国黄金储备增加了一倍。改革开放后，出口有了较大增幅，1981年底顺差达到40亿美元。他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说：“我希望1985年能达到120亿美元的周转外汇，增加两倍。我们这个国家，有120亿的外汇作为周转资金，很有必要。” 1985年，周转外汇果然达到120亿美元。这时，有人认为外汇多了，应当进口高档消费品；黄金储备也多了，应当拿出来打造黄金首饰出售。对此，陈云同志指出：“我们现在的黄金储备，绝大部分是1973年、1974年国际货币动荡时买来的••••••中国有这么一点黄金是必需的，不算多。” 后来，他又在1985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应该储备多少外汇、多少黄金？这一点，过去我们许多同志并不是很清醒的。前一个时期，我们有一百二十亿美元外汇，还有几百吨黄金，有些同志就觉得手烫得不得了啦。我认为，我们有一百亿、一百五十亿、二百亿美元外汇，不算多。我们是个大国，储备一二百亿美元外汇，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可以应付。从长远来看，现在我们的外汇不是多了，而是紧了。去年七八月的时候，有人讲外汇多啦，没有地方用。先念同志和我谈过一次话，我说：有比没有好，多比少好。沙特阿拉伯在美国存款有三千五百亿美元，按现在的利率计算，利息一年就是三百五十亿美元。我们如果有一百五十亿美元外汇，利息一年就有十五亿美元。现在还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肯痛痛快快一年借给我们十五亿美元。” 此后，我国外汇逐年增多，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外汇过多也有问题，中国现在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美元，假如陈云同志活到今天，相信也会有另外的说法。

    中国是一个大国，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历来是各个时代中央政权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处理这一关系有过多次反复，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改革开放后，扩大地方自主权成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陈云同志从搞活经济出发，曾对此积极主张，大力推动。但他同时提出，地方自主权的扩大一定要放在国家整体利益之中，不能损害这个大局；必要时，还要服从中央从整体利益出发作出的集中力量的决策。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世纪末，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力争翻两番的目标，并为此制定了今后20年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打基础，搞好重点建设，为后十年经济振兴创造条件的战略。但十二大刚开过，不少地方、部门便在“提前翻番”的口号下，乱上基本建设项目，乱涨价，乱摊派，乱发奖金，把资金分散了。为此，党中央于1983年6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动员各省节约开支，并把结余经费交给中央。他在会上指出：要“说服企业、部门的干部和工人、农民从全局和长远观点看问题，大家一齐来支援重点建设，支援骨干项目。否则，像现在这样下去，四化没有希望。” 面对地方财权越来越大的情况，陈云同志越来越多地强调要增加中央财力。1988年，他在同当时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 1994年，就在去世前一年，他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时仍强调：“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 他还表示完全赞成使中央逐步集中必要财力的分税制改革，对上海和全国各地支持中央这一决策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