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纪登奎、张才千、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前面我们说过，杨成武被打倒后，形成了主要由四野干部组成的军委办事组，这本来就违反了党的干部政策，是高层人事任命的大忌。鉴于四野干部把持着军委办事组，毛泽东当时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对此深有顾虑。因而要改变这个局面，毛泽东就不得不向军委办事组加派人员，消弱林彪集团在军委办事组中的势力。毛泽东首先派李德生进入军委办事组，成为军委办事组成员。后来发展表明，毛泽东此举是富有远见的。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在“第一个号令”、和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作为显示出他们的宗派作风。这一动向当然会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使他不幸地看到原先的顾虑正在变为现实。同时，又鉴于当时李德生在军委办事组势单力孤，这时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就采取加派人员，改变力量对比的方式，对黄永胜等四野干部进行制约，从而为最终使军委办事组摆脱林彪集团的控制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在一九七一年南巡期间说：“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少，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141]由于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犯了错误，因而召开军委座谈会以批陈为突破口，促使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检查自身，坦白交待，深刻反省，以求能够妥善处理此事。但在批陈问题上他们却犹豫观望，难以深入下去，这越来越引起毛泽东的不满。

    （3）“挖墙角”。

    就是挖林彪集团的墙角。这是毛泽东采取消弱林彪集团措施的又一形象比喻。

    毛泽东在一九七一年南巡中谈到北京军区的情况时说：除了他们（指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中央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引者注）外，主要是北京军区，他们先整了二十四军，又整了二十一军、六十九军，最后整了三十八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二十一军调到陕西时，胡炜（二十一军政委、军长，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引者注）就讲这下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六十六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142]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明显地表现出对北京军区的不信任。我们前面分析过，林彪打倒了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和政委廖汉生，控制了北京军区。九届二中全会上，华北组二号简报就产生于有北京军区背景的华北组。同时，文革时陈伯达又在北京军区进行过一些活动，又鉴于北京军区具有拱卫首都安全的重要战略地位，因而毛泽东建议召开华北会议，就是要通过批陈整风，为改组北京军区作舆论准备。然后，毛泽东果断决定改组北京军区，一月二十四日，作出决定：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在这个命令宣布前，毛泽东找李德生谈过话。[143]这样就使北京军区摆脱林彪集团的控制，消弱了林彪集团的根基。

    九大以前，毛泽东就意识到林彪集团在军队势力的膨胀。九大以后，林彪集团竟然发展到进行小组织活动，公然对抗中央。因而，毛泽东为防止突发性事件的出现，就要采取渐进性的措施，一步一步地消弱林彪集团在军队的势力。毛泽东这时不仅很慎重，同时又留在余地，期待着他们的反省与悔悟。

    那么，林彪对此又到底是什么态度呢？他只能有两种态度：或者是承认错误，自认失败，甘愿承受组织上的处理；或者是依靠当时力量，铤而走险，发动叛乱。林彪九届二中全会后一直拒绝检讨，其原因就可能是处于这两种选择的徘徊中，一时尚难以抉择的缘故。

    2、林彪和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企图掩盖事实真象

    本来，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批判陈伯达的同时还有意掩饰他和林彪的分歧，对林彪采取保护态度。九届二中全会后，虽然责令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作出检讨，但对林彪则是采取等待的态度。那么，林彪和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在这件事上又是如何反省和认识的呢？我们先从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的反省和认识上进行分析。

    （1）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拒绝交待并企图掩盖事实真象。

    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四面出击，在小组会上制造事端，犯了错误。毛泽东责令他们认识错误，坦白交待，争取宽大处理。但是他们却对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会上消极应付，拒不交待事实真象，企图蒙混过关。这种行为导致他们最终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奠定了以后被处理的条件。

    ①检讨书在掩盖事实真相。

    前文所述，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曾主持检讨会。九届二中全会后，先是吴法宪和叶群交上了检讨书。

    我们先来看吴法宪的检讨书。

    吴法宪在一九七0年九月二十九日写给毛泽东的检讨信中说：

    “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一篇最精辟的马列主义的光辉文献”，“一针见血，深刻地揭露了陈伯达的反动本质，学习后，我受到了极大的教育，使我猛醒过来，认清了陈伯达这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真面目和他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妄图分裂党，夺毛主席、党中央的权的罪恶阴谋”，“明白自己上了大坏蛋陈伯达的当。”

    信中补充揭发了陈伯达在庐山的一些反党活动，但是吴法宪却回避他们策化的事实真相。

    吴法宪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他引用论天才的材料，“没有查证核实，没有同对方正式商量交谈，又没有准备稿子，由于我有错误的认识和错误的情绪，话匣子打开后，越讲越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并说：“在庄严的二中全会上，讲这样关系全局的原则性的大问题，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

    毛泽东看后认为吴法宪的检讨言不由衷，于是在后一句话下面划了杠，写下批语：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

    吴法宪的信中讲到，他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极不慎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毛泽东在这些话下面划了杠，写下批注：

    “这些话似乎不真实。”显然毛泽东并不相信吴法宪在信中的话，而认为他们在以前串通过，而吴法宪在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却对他们如何策化的真相拒不交待。

    吴法宪的信中讲到，“这次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揪出了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陈伯达”。

    毛泽东在其中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下面划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向个别同志打过招呼。”批注中的“个别同志”，指林彪。这里毛泽东显然指出了吴法宪是想通过狠批陈伯达的方式来逃避个人责任。

    吴法宪的信中讲到，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将陈伯达在电话中告诉他的七条思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天才方面的论述”，“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

    毛泽东在这些话下面划了杠，写下批注：“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这里毛泽东显然将李德生和军委办事组其他成员区分开来，并且指出了他们鼓吹天才是别有用心的，不过说得比较委婉。

    吴法宪的信中讲到，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曾向他讲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

    毛泽东在其中的“伟大谦虚”四个字下面划了杠，写下批注：“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毛泽东在这里讲的反潮流，就是进要坚持真理。当时自己那样做，并非什么“伟大谦虚”，而现在这样讲的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又是别有用心的。

    吴法宪的信中讲到，他在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七日晚上看到陈伯达的发言稿上“造谣说‘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

    毛泽东在这句话下面划了杠，写下批注：“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本来在中央委员会已经存在严重斗争的情况下，刻意回避斗争，只能是想借机逃避责任而已。吴法宪通过批判揭发陈伯达来洗刷自己，减轻自己的责任。

    毛泽东在吴法宪检查上批示：“我愿意看见共他宣讲员的意见。”当然是希望军委办事组其他犯错误的人也要对错误有所反省和认识。

    毛泽东在一九七0年十月十五日，批阅了叶群的检讨信。

    叶群的信中说：“我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

    毛泽东在“是路线性的”几个字下面划了杠，写下批注：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毛泽东这里虽然强调了路线斗争的重要性，但并没有为叶群错误的性质做出判断。

    叶群在信中讲到黄永胜、吴法宪一九七0年八月中旬给林彪和她打电话，反映中央修改宪法小组会上关于“天才”问题的争论情况时说：“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他们当时是出于热爱主席向林彪同志反映。”

    毛泽东在“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下面划了杠，写下批注：

    “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毛泽东批评他们动摇，没有坚定性。

    叶群的信中写道：“主席讲过：‘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毛泽东在“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下面划了杠，并写下批注：“这是马克思的话，我不过复述一遍而已。”毛泽东在这里是一语双关的。毛泽东知道他们搞个人崇拜的动机不纯，而是别有用心的。因而就用学马列来回击他们，从而使全党不受他们的影响，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叶群在信中写道：“主席讲过‘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掩盖矛盾是不符合辩证法的。由于自己没有提到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来认识这个问题，总以浮浅之见劝林彪同志不生气，和稀泥，力求息事宁人，结果帮了倒忙。”
毛泽东在其中的引文和“结果帮了倒忙”一句下面划了杠，写下批注：

    “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