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是指前文所说的九大召开前夕，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明显体现了林彪的观点。毛泽东否决了这个报告。毛泽东虽然严厉批评了叶群，但通过“陈伯达路线”这个术语，隐晦地指出了他们之间活动的宗派性质。

    叶群在信中讲到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四日晚她参加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的讨论时说，“在那天到会时，刚好接到办事组同志寄给我的一份论天才的语录”。“在发言时为了省事，部分地引用了几句”。

    毛泽东在第一句话和“才从办事组同志的电话中知道”下面划了杠，写下批注“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如此？”

    过去为了搞个人崇拜，将马、列束之高阁，现在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又将马、列抬出来，毛泽东在这里指出了他们的机会主义性质。

    叶群在信中说：“自己虽然没有参与搞那个语录”，“但由于自己嗅觉不灵，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它，这就间接地被坏人陈伯达利用了，上了他这个反革命假理论家的当”。

    毛泽东在文中“不加分析地”和“间接地”几个字下面划了杠，在“间接地”三个字旁边打了一个问号，写下批注：

    “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

    毛泽东在这里显然是批评叶群推卸责任。

    叶群在信中写道，“由于自己路线觉悟政治水平低，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是不够有力的”。

    毛泽东在“过去对他的斗争是不够有力的”下面划了杠，并写下批注：“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

    这里毛泽东批评了叶群不诚实，指出了叶群和陈伯达在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性，委婉点出了他们之间的宗派性质。

    在叶群信中毛泽东写下批语：

    “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毛泽东在这里仍然没有涉及林彪，而是指出了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和陈伯达之间的宗派关系，对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希望他们改正错误。毛泽东将吴法宪和叶群的检讨批示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位常委和其他有关人员阅后，存于中央办公厅。[144]

    我们看到，吴法宪和叶群在检讨信中讲到他们犯错误的原因时，老是强调上了陈伯达的当和骗，而对他们因何在九届二中全会小组会上引用同样的语录和同时在各小组发言的策划活动讳莫如深，因而他们的检查是避重就轻，掩盖真相，这就使人对他们的诚实和对错误的认识态度产生质疑。既然这样，那么检讨又有什么意义呢？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采取这种顽抗的态度呢？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了。

    在毛泽东的一再批评和指责下，黄永胜等人不得不在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召开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及有关军事部门负责人的会议上，对庐山会议和“批陈”问题上所犯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随后黄永胜、李作鹏和邱会作也分别交出了书面检讨，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145]

    黄永胜等人的检查同样掩盖真相，拒不交待他们一块策划的真实情况，更不涉及林彪。在吴法宪和叶群后来上交的检查里，除拼凑一些事实外，仍然对事情真相拒不交待。毛泽东将他们的检查批送常委传阅后，印发批陈整风会。由于他们的检查均拒不交待事实真相，又共同回避林彪在这个事件中的责任。毛泽东认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这个水平，不会再交待出新的东西了，因而毛泽东四月十一日写下批语：“吴法宪、叶群同志重写过的自我批评，我已看过，可以了。请连同黄、李、邱三同志的自我批评，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146]这表明毛泽东对他们悔过自新的希望已逐渐破灭。

    ②军委座谈会消极批陈。

    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和陈伯达一块起哄，他们和陈伯达一样犯了严重错误。在陈伯达被批判的同时，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有义务通过批判陈伯达来说明事实真象，争取宽大处理。毛泽东也是想通过批判陈伯达来揭开盖子，暴露出事情的真面目，根据他们的认识态度，做出适当处理。可是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开了一个多月的批陈会，却没有什么进展，没有通过批陈将他们当时组织策划的真相交待出来。

    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为什么在批陈问题上消极对待呢？

    因为他们曾和陈伯达一块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起过哄，由于陈伯达已被批判，现在继续对陈伯达进行批判必然要涉及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及处理情况，同时，也涉及到他们因何与陈伯达在各小组同时发言，这个一致性又如何解释的问题。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交待当时的事实真相。正是基于这种利害关系，因而他们在批判陈伯达问题上消极应付，致使会议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在批陈问题上的这种态度说明他们不但没有真正认识错误，而是心存侥幸，希望通过相互包庇，企图蒙混过关。这种态度当然引起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在二月二十九日的批语中写道：“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147]

    ③在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会期间，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在批陈问题上仍然持消极态度，毛泽东对于他们改过自新的希望逐渐化为泡影。

    如前文所述，当时北京军区是林彪重点经营的地方，鉴于北京军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毛泽东采取召开华北会议来推动北京军区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