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到1月6日，情况发生了变化。当天张学良在大本日记中写道：“早要报纸看，不允。”看来是要对他封锁消息，所以张学良认为：“余悉事必有何说道。”下午张学良通过与戴笠、刘健群、朱绍良等谈话，得知南京政府对西安的处置办法：“1、顾墨三行营主任。2、王廷午甘肃绥主任。3、孙蔚如主陕。4、中央军陕甘不动外，樊、万、李等军驻潼关、西安、宝鸡、咸阳等处。十七路退驻耀、栒邑、甘、延一带。东北军回原防，饷归军政部。并叫我三事：1、发宣言。2、驻京。3、告将士书。”张学良“告以如蒋先生命我可”。谈话期间，“守者屡入，请出不去”。这不免让张学良感到不舒服，因此他在日记中写道：“余想如九·一八时，日人获我，恐亦不过如此。”不过他同时表示：“但余为出爱国热诚，而如此今日，这也是意料中之事，又有何乎？”尽管如此，“驻京”一条还是深深刺痛了张学良，因为这意味着他将再也回不了西安，也无法率领东北军收复失地。他当天在大本日记“提要”栏中写下的这段话最能说明问题：“西安之事，闻之使我忧悲万分，夜不能睡。余希停止内战，可一致对外。不成想恐内乱又来，抗日无期。余救国有心，处事乏策。余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余心救国，等于误国。中国人卅岁为最高年龄，余已卅六矣，还有何惜乎？惜家难国仇未报耳。不知何人埋吾骨于东北也。”由此看来，当张学良得知蒋介石不让其再回西安的消息后，极其悲愤，以致“夜不能睡”。他决心要以死来抗争，因此当天晚上便立下了这份遗嘱，表示“宁可自尽也不愿意接受屈辱”。

    不过张学良以死抗争的决心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如前所述，1月7日上午当莫柳忱、刘敬舆等人来看他时，他曾激愤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并出示了头天晚上写的这份遗嘱，以致刘哲落泪，“三人戚戚而离去。”到了下午张学良便后悔起来：“下午余思之甚悔，朋友远地而来，我不好好地同他们谈，使他们十分难过，这是不对的。想再请他们来好好地谈一谈，守者答请示过不准。”在当天大本日记的“提要”栏张学良还写道：“余心浮气躁，盛气凌人。今早对刘、莫之来谈，而不平心，使他们戚戚。愧死愧死！当切改之。”后来孙蔚如、马占山、何柱国、李维城、王以哲、鲍文樾、董英斌、缪澂流、刘多荃、李兴中、沈克、申伯纯、卢广绩、王菊人、吴家象等东北军将领虽曾联名致函张学良，表示“钧座一日不归，即当前问题一日不能解决。……如中央必欲以武力解决，进逼不已，使我求和平而不能，欲抗日而无路，则除立起周旋、生死不计外，亦决无他法”。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让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现在如果因为自己引起新的内战，不免与初衷相悖。张学良为了避免内战，不得不表示服从，放弃抗争，并劝谕部下服从南京方面的命令。1月19日他在致杨虎城的信中甚至表示：“唯一关于弟个人出处问题，在陕局未解决前，是不便说起，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目下最要，以大诚大勇之精神而服从之，此事方有补益。”既然张学良决定放弃抗争，接受现实，其所立遗嘱自然也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郭双林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