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被“开除党籍”期间，正是中共湖南省委热衷于全省大暴动的时候。湖南省委制定了“总暴动”计划：长沙要暴动，醴陵、湘潭要暴动，衡阳、常德也要暴动……这么多地方要暴动，又没有足够的兵力，因此湖南省委命令毛泽东率领部队从江西进入湘南，支援那里的暴动。

　　当毛泽东率部来到湘南时，他想，特派员周鲁来宁冈时，要通过白区，随身没有携带中央文件，只是凭记忆传达，会不会误传呢？于是，他带着这种疑问去了湘南特委。在那里，毛泽东看到了中共中央文件。那是半年之前（即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决议。这是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发展到高峰的会议，会议狠狠批评了毛泽东放弃进攻长沙，转向井冈山斗争完全是“背叛”了中央原先的计划，并认定毛泽东有“军事机会主义”的错误：“湖南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中心，湖南省委所犯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原来是周鲁误传了中央文件。幸好毛泽东及时看到了中央文件。此后毛泽东很快恢复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成为井冈山的党代表。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会师后，把原先的“中国工农革命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部队达到了一万多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崭新局面。如此大的声势震动了南京，蒋介石电令湘粤赣三省政府：“克日会剿朱毛”。

　　就在这时，湖南省委派人送来一封写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省委决定红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江南发展，留袁文才一营守山……”

　　毛泽东看信后很恼火，敌人正在准备对井冈山发动第二次“围剿”，怎么能在这样的时刻，将部队主力调到湘南去呢？于是，毛泽东召集了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通过表决，包括朱德、陈毅、宛希先、刘真等绝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觉得省委的指示“不适宜”。这样，毛泽东以联席会议的名义，给省委写了一封回信，认为：“湖南的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省冲击，反会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毛泽东还特别提醒省委，如果红军离开井冈山去湘南，会“虎落平阳被犬欺”。

　　然而不久，在永新乡下做巩固根据地工作的毛泽东还是听到消息：28团、29团离开了井冈山，正朝湘南进军。得悉红军主力前往湘南，国民党调集了第三军5个团和第六军6个团一起乘机联合猛攻永新县。毛泽东率领装备很差的31团苦苦抵抗25天，最终还是将永新和宁冈放弃了。

　　最惨烈的是湘南之战，29团在恶战中几乎全团覆灭，只剩下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等百余人。而28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率部叛变投敌，使该团又丢失了三分之一兵力，红四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竟死于叛徒袁崇全的枪下。

　　毛泽东愤懑之极，为挽回局面，他亲率31团三营前往湘南，迎回红军主力。而留下的31团一营两个连，在黄洋界哨口用妙计战胜了敌人四个团的进攻。毛泽东获悉黄洋界保卫战大捷后，诗兴骤起，挥笔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这首千古名诗。

　　《长征》背后的故事

　　1936年，斯诺在写作《西行漫记》第五篇“长征”部分时，引用了毛泽东在1935年10月写下的《七律·长征》。1938年《西行漫记》出版发行，《长征》成为与世界上众多读者最早见面的毛诗。

　　然而，人们并不完全知道这首诗背后的故事。长征前夕，毛泽东不仅被剥夺了军权，还患了一次很重的病。这次患病，使毛泽东差一点未能参加长征。

　　1934年，毛泽东从会昌病休回到瑞金后，仍无权过问军事，有关主力红军准备“转移”、“退却”之事，只有少数中共高层决策人物知道。就在此时，中央却要毛泽东离开瑞金去于都。

　　毛泽东为什么在重要时刻，离开党政军首脑云集的红都瑞金，抱病前往于都呢？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提及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的一段回忆时说出了真相。伍修权说，当时有些人不想让毛泽东参加长征，“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去于都调查，这只不过是不让他参加的一个借口罢了”。

　　于都，位于瑞金和赣州之间的一座县城，离党中央委员会的驻地（梅坑）有180里路。毛泽东去于都的任务是指导那里的县苏维埃工作。一路上，毛泽东的疟疾开始复发，因此走得很艰难。他在1934年9月中旬抵达于都，召集区、乡、村干部和工人及贫雇农开了两个座谈会后，即病倒了。

　　毛泽东的卫生员钟福昌当时才17岁，见毛泽东高烧已发到40多度，吓坏了，马上将毛泽东病重的消息报告了赣南省军区。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马上打电话给身在瑞金的中央领导张闻天，张闻天又迅速给中央红色医院的傅连璋挂了电话。傅连璋借来一头骡子，拼命地朝于都赶，180里路，整整跑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傍晚时赶到了于都。

　　这时的毛泽东躺在床上，额上敷一条冷手巾，脸烧得通红，人瘦得颧骨也突了出来。傅连璋赶快打开药箱，拿出体温表一量，体温高达摄氏41度，腹部有点胀，头痛得厉害。

　　凭着十几年的医疗经验，傅连璋断定毛泽东得了恶性疟疾。当时于都一带蚊子非常多，夜里人走路，蚊子会钻进鼻孔里，当地老百姓中也有人患这个病。于是，他给毛泽东注射了奎宁和咖啡因，同时服奎宁丸。

　　重病中的毛泽东仍不失幽默，他对傅连璋说：“傅医生，我限你三天治好！”一连几天，傅连璋就守候在毛泽东的床侧，不断地为他降温、打针、服药。到第三天，毛泽东的体温已经恢复到37摄氏度。“好啊！”毛泽东笑着用湖南腔对傅连璋说：“你真是神医啊，果真三天把我治好了。”

　　就在毛泽东生病的那些日子里，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已经做出了红军主力西征的决定。当时，谁留，谁不留，凡高级干部，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决定。中级干部，由各部门提出名单，交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批准。

　　一开始，博古和李德打算让毛泽东留在苏区，因此，他们就把毛泽东从瑞金支到了于都。但周恩来坚持让毛泽东随军北上，幸好毛泽东在部队西征之前已病愈，否则，博古和李德更有理由让毛泽东留下。

　　大病初愈的毛泽东于10月18日傍晚，和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紧随中央纵队，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来，张闻天回忆说：“在出发以前，博古等曾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的提议而未分散。”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后来在“遵义会议”前夕起了关键性作用。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

　　为女机要员题词

　　1960年的一天，毛泽东的女机要员小李送文件到菊香书屋。这时，正站在窗前沉思的毛泽东忽然问她：“小李，你参加民兵了吗？”“参加啦。”小李回答。“你为什么要参加民兵？”毛泽东又问。“这……”小李想了想答：“响应主席的号召，全民皆兵呗。”

　　六十年代初，我党与国际上一些政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比如，在怎样对待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民兵组织的建设上，我党与苏共就存在着不同看法。苏共领导人认为，在现代化武器面前，“常规部队无足轻重，民兵只不过是一堆肉”。与此相反，毛泽东则以为，在帝国主义依然存在的今天，在现代化武器面前，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