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并请英文专家苏尔·艾德勒协助译文的润色工作。这10首新诗词于1965年夏天初步完成翻译工作。袁水拍通过中宣部将新译文及过去的旧译一并发往国內几个主要省市宣传部转各有关大学的英语教授征求意见。小组根据回来的意见,对这10首新诗词最后作出英译定稿,于1966年在《中国文学》5月号上发表。
注释里面有政治
1974年秋天,袁水拍和我见了面,所谈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最后完成毛诗全部译文的定稿工作。他看了一下我在前夕整理出来的译文,说剩下的问题不多,可以同钱钟书和艾德勒作出初步的译文定稿。这项工作不久也完成了。于是袁水拍建议我和他一起去上海、南京、长沙、广州等地,向那里一些大学外语系的师生及有关人士(如毛泽东的老友周世钊老人)征求意见。我们于1975年初出发,头一站是上海,到广州结束,在许多大学里开了一系列的译文讨论会。回京后,小组根据各地提的意见,对译文作了最后加工。乔冠华因外事太忙,推荐外交部的周珏良代他参加讨论。经过多次的反复推敲,译文终于得以定稿,由袁水拍负责送有关的上级审核,在1976年“五一”节那天,《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本终于由北京外文出版社正式出版了。
这个英译本事实上成了外文出版社接着出版的法、德、日、意、西和世界语等几种译本的蓝本,也就是说这几种语文的翻译小组就是参考英译对原作的解释进行工作的。我也无形中成了这几个翻译小组的咨询,也就转述英译定稿小组对原作的理解――如果他们也有什么疑点的话。
原作虽然是艺术品,但字里行间政治含意也很深。这也是我们译者不时感到困惑的地方。特别是作者不愿意对自己的作品作出任何解释,理由是文学作品应该由读者自己去体会,不需要别人去为他们划框框。我们这几个翻译和译文定稿人当然也是读者,既要正确理解原作字句本身的意义,又要正确阐释其中的政治内涵。我个人自然认为袁水拍和乔冠华的素养高,见识广,所以当我感到我对原作的体会与他们解释不一致时,在处理译文时我总是以他们的看法为准――这也算是小组的一种组织原则吧。但他们的理解――特别是袁水拍――有时也不免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如《游泳》一词中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句,原出于《论语》,对此我们自然得加注释。我根据旧译的注释用英文起草了一个关于孔子及此句原意的简单脚注。袁水拍在当时“批孔”的气氛下,作了这样的修改和引申:
“孔丘,春秋时代政治上的顽固分子,反动思想家。他一生致力于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由于他逆历史潮流而动,就哀叹过去的一切像流水似的一去不复返。”
这样一解释,“逝者如斯夫!”的调子就很低沉了。这显然与原诗的意境不尽符合。我心里很不踏实,在长沙访问周世钊老人时,我特别就此句向他求教。他说:原文“逝者如斯夫!”后面还有“不舍昼夜”句,这是“川流不息”的意思,并非“批孔”,也毫无消极的含意,而是号召人们要不断努力,积极建设社会主义,因为接着的下一阕是“……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个理解很重要,使我意识到注释里面也有很大的政治,与原作的內容具有极为紧密的有机联系。
于是,注释就在我们译文的定稿工作中也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细致和敏感的问题。我们深知,这个译本出去后,由于是在北京出版,一定会被国外人士当作是“官方定本”。注释自然也代表了这个“定本”的“官方”意见。有鉴于此,乔冠华最后建议,除原作者自己的注释外,我们所作的注解一律撤销。
外国专家的“诗眼”
对于毛诗的理解,我们除了广泛请教有关专家和英语界的人士外,小组的成员本身对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词也都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和斟酌,包括协助我们润色英语的专家苏尔·艾德勒。他不谙中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