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似乎《西江月?井冈山》的韵脚有些不协,其实毛泽东在这首词里是以湖南方言押的韵。年轻时就喜好诗词的陈毅当年读这首词,就倾心折服。时隔30年,1958年陈毅还为之写了一段200余字的跋文,其中称: “读此词令人增长志气,可视敌军如草芥。我认为新中国人民应有此气概而且已经有此气概,真可喜可贺。”如同陈毅所说的那样,毛泽东以在井冈山上率领弱小的红军,能视强敌如草芥,这种精神在此后几十年内激励了无数的中国人。“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这句词,多少年来成为几亿人遇到艰难时鼓舞斗志的常用语。有了这种精神,中国人民就不惧怕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就能把他们看成纸老虎,敢于同他们斗争。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1927年至1930年这段时间毛泽东所写的诗词,出现最多的就是一个“旗”字,如“旗号镰刀斧头”、“山下旌旗在望”、“红旗跃过汀江”、“风展红旗如画”……,这并非下笔偶然,而是心中所思的中心问题在文学创作中的自然流露。从当年的情况看,面对艰苦斗争和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红军中出现了一种“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包括红四军主力团长即二十八团团长林彪在内的不少人都有这种困惑。毛泽东诗词中一再出现“红旗”,恰恰是用诗化语言在内心回答这种疑问。
1928年秋天,也就是“八月失败”后不久,毛泽东在井冈山下茅坪镇的八角楼里就写下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理论文章,认为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混战是红色根据地能够存在的第一个条件。1929年初,湖南、江西两省军阀有了暂时的联合,以几万兵力对井冈山发动“会剿”,山上的红军在冬天又没有棉衣,毛泽东、朱德只好率领红四军主力撤出井冈山向东突围。离开井冈山之后,强敌跟在后面追,红军没有了根据地等于没有了家,很长时间到处站不住脚,敌军有一次还冲进军部,朱德的夫人都被俘牺牲。
1929年2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感到红四军处境过于艰险,送来一份“二月来信”,指示毛泽东、朱德到上海来,把部队分散到农村。如果真这做,红四军就会瓦解,因为部队指战员与地方赤卫队不一样,他们不是当地人,很难站住脚;而且在险恶环境下失去集中领导,许多人会失去信心,将大批开小差。毛泽东正是看这种情况,不惜顶住中央的指示,坚持不去上海,仍和朱德一起在艰难的转战中领导红军。果然,不出两个月,红四军后面的国民党追兵突然没有了,原来1929年春天“蒋桂战争”也就是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同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开战了,他们一时顾不上追击红军。于是毛泽东写出了《清平乐 蒋桂战争》一词: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毛泽东的个性一向倔强,将斗争视为其乐无穷,越是处于逆境斗志越坚,诗兴也就越强。人称“愤怒出诗人”,毛泽东一生的创作特点是奋斗出诗篇。毛泽东在闽西离开红军时,正好结交了当地的一个传奇人物傅柏翠作为朋友。傅柏翠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上过日本早稻田大学,回福建家乡后在军阀混战中组织农民自卫军保卫地方。他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并佩服共产党的革命理想,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还迎接朱毛红军入闽西。在比较封闭的闽西山区,毛泽东能遇到傅柏翠这样留过洋、有学识且有非凡经历的人物,也感到非常难得。两人经常阔论天下大势还吟诗论词。
当时毛泽东、傅柏翠两人在土地革命的看法上有分歧,关系却很亲密。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下乡养病,身上只带了5块大洋,傅柏翠得知后马上送去200块大洋,却被退回来并吩咐应用于部队急需。1929年10月,大病未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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