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式和方法:“批评应该是公正的,尖锐的,但又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10]同时,对反面材料的报道量要加以控制,以免喧宾夺主,使人们对社会产生绝望心理:“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11]
(二) 服务群众和引导群众
满足群众的需要是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一贯追求,但我们并不是一味迎合受众的任何需求,要辩证处理好“服务群众”和“引导群众”的关系。满足广大受众的需求,增强新闻报道中的趣味性,这与迎合少数受众的世俗化低级趣味是截然不同的。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谈到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时,称看报比吃饭更重要。他生动的说:“关于报纸。现在高级领导同志,其至中级领导同志都有一种感觉,没有报纸便办不好事。饭来了,报来了,他们有些人是先看报、后吃饭的。”[12]这种“没有报纸不好办事”的感觉,已经把报纸看作是指导工作、教育人的重要舆论工具。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积极倡导新闻报道的通俗化,同时也坚决反对媚俗,反对世俗的迁就。我们的新闻、舆论,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因此新闻报道也要注意自身的引导与宣传功能,在热点与难点问题上,记者必须头脑清醒。毛泽东在1958年对吴冷西的一次谈话中说:“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特别是记者头子,头脑要清楚,要冷静。” [13]
当今,一些新闻媒体从以前的漠视受众需求到一切以受众为出发点,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在新闻报道中,忽略服务群众和引导群众的辩证关系,仅仅把“服务群众”奉如真理,为自身赢得大量眼球和经济利益。他们在报道新闻时,出发点完全是读者会不会感兴趣,只追求轰动效应和新闻卖点,事无巨细、有闻必录,只追求发行量和收听、收视率。2007年,有一篇报道指出,媒体在报道 “杨丽娟追星事件”中,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闻必录”,不管杨丽娟一家人有什么样的情绪波动,“娱记”们都会写得清清楚楚,就连几点几分都描述得十分准确。[14]以人为本的受众观,要求在实际的新闻报道中,满足受众的多种需求,但辩证的思想告诉我们,满足不能是无条件的,不能迎合少数受众的低级趣味,应该是有引导、有方向的满足,要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三、发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报道策略,构筑理性传播
从较为宏观的层面,我们从毛泽东新闻思想中提炼出对当今新闻事业具有启示价值的两点:树立“以人为本的受众观”和继承“辩证思想”。而将军事战略应用到新闻宣传领域发展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报道策略,则是对新闻实践的具体操控层面有指导意义的一项内容,这种报道策略能有力地规范新闻工作者进行理性传播。
“有理、有利、有节”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较为重要的三大策略。在军事斗争时期,有理是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是一条自卫原则;“有利”是指要么不打,要打就要胜利,这是有关胜利的原则;“有节”是指要有节制,这是一条休战原则。毛泽东要求我党行军作战必须有理、有利、有节。后来,这三条原则被推而广之,运用到了新闻报道领域,取得了较为明显和积极的效果。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建立统一战线时就非常注重把握新闻宣传的分寸,讲究宣传艺术,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尽可能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作为倡导者, 毛泽东肯定了“三有”策略在指挥各个历史时段的新闻宣传战役时的重要作用。
作为在战争时期提出的应对策略,“有理、有利、有节”在当今社会环境下的含义是不同的。但即使整个社会背景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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