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次之，国际又次之。对于外地与国际消息，应加以改造。对新华社的文章不能全登，有些应摘要，有些应印成小册子。不是给新华社办报，而是给晋绥边区人民办报，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 [4]新闻的功能，都是在读者、听众的接受中最终实现的。媒体要高度重视受众的主体地位，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满足群众的需求，重视群众的切身利益。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5] 同时，毛泽东特别关注读者的作用，认为办好报纸，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看的人提出意见，写短信短文寄去，表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使这个报办好。[6]坚持群众路线，秉承以人为本的受众观，这样才能满足受众的需求，才能使新闻报道信息量丰富，更具接近性和亲和力，更具可读性。
二、继承辩证思想，实现传播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毛泽东在指导中国新闻工作实践中，力求把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原理具体地运用到新闻工作中去。毛泽东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他的新闻思想中很多观点充满着辩证色彩，这里具体探讨“正与反”及“服务群众”和“引导群众”两个范畴，以此明确在当今新闻传播中，继承毛泽东的辩证思想对保证传播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具有的指导意义。
（一） 正与反
也可以说表扬与批评。毛泽东关于表扬与批评的辩证思想表明，新闻媒体不仅要有正面宣传，舆论监督功能也是必不可少的。尽管毛泽东一贯主张媒体要做促进派，要以表扬为主，但他也强调党的报刊上要有批评，没有批评的党报，是党性不强的表现。毛泽东认为，反面的错误的东西，在新闻媒体上也要有所反映。“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7]他曾经把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范围比喻为 “种牛痘”，认为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8]
这种重视反面报道的思想，对扭转当今一些领导干部的认识有很强的指导作用。现今社会，部分领导干部对新闻舆论监督的认识、观念有偏差，他们过多考虑个人的政绩和个人政治名誉，要求新闻单位报喜不报忧，不支持舆论监督。因此，当新闻媒体通过公开批评或内部参考的形式实施舆论监督时，这些行政管理者就用手中的权力横加干预，对舆论监督限制和压制，使得媒体在实际监督中出现失语现象，存在监督的盲区。同时，不少地方新闻媒体在实施舆论监督时，因为受到本地行政权利的干扰，就只好“近交”、“远攻”，舍近求远，对眼皮底下的腐败、暴力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对他县、他市、他省的负面现象津津乐道，连篇累牍，[9]致使一些本该实施的舆论监督被限制，被封杀，只能通过中央媒体和其他地方的媒体来监督。像广西南丹矿难，在被地方政府恶意隐瞒了半个多月后，最终是《人民日报》记者冲破层层阻力进行采访调查，矿难才得以水落石出。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认为“采取批评还是表扬的方式，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并讲究方法”。不能为批评而批评，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求得问题的解决，而且要注意批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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