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中共益临工委驻地——孙家岭保卫战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刻，在侵华日军推行第四、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 已暗中投降日军的国民党顽固派新四师吴化文部队积极配合日军,对我青州西南山区抗日根据地实行封锁、包围。根据地百姓扶老携幼，纷纷离村。面临山河破碎、百姓遭殃的悲惨局面。面对400多国民党顽军和日伪军的包围及进攻, 在益临工委带领下，我少量地方武装和群众顽强保卫“中共益临工委驻地——孙家岭”一个多月,并取得最后胜利,创造了青州地区坚守根据地的范例，受到中共鲁中区党委的表扬。

    4月28日上午,国民党新四师300余人，马鹿据点的伪军80余人以及朱崖据点的伪军五六十人，分三路包围中共益临工委驻地——卸石山上的一个小村庄孙家岭。400多个国民党顽军和日伪军，既不列阵，也不布防，一路嬉笑打闹，如入无人之境，骄横至极。敌人连续用迫击炮、大炮轰击，但由于卸石山岩势奇崛，群峰如海，山深林密，寨墙高大坚固，敌人炮击受阻。大敌当前, 益临工委决定坚守“孙家岭”。在危急关头，县大队迅速组织民兵控制孙家岭四面山头和各主要交通要塞，并派岗哨站在制高点监视敌人行踪。权衡地理条件，敌我双方力量，抓住有利时机，英勇抗击。队员们以分队为单位，分散独立作战，各自监视敌人，一旦敌人靠岸，就给以迎头痛击。各分队凭险要地形，与三面进攻之敌展开了运动战、地雷战、肉搏战，击退敌人多次冲击，打死敌人10余人。黄昏后，日伪军不敢夜战，停止进攻。中共益临工委敌工部长高奋根据敌情，命令县大队夜袭敌营。县大队立即组织了一个50余人的战斗队,悄悄地穿插进敌营，乘其不备，猛烈袭击，使敌措手不及，激战一个小时，只得夺路逃下卸石山，滚回了仁河流域。县大队终于取得了这场气壮山河的孙家岭保卫战的胜利。

    孙家岭坐落在卸石山上，卸石山是位于淄河上游的一个险要山峰，由吉吉顶（髻髻顶，最高峰，海拔786米，面积1.5平方公里。）、寨顶、轿顶、影像山、迎门山、三瞪眼、洼峪坡、将军帽、三角山、中军寨等30多座山头组成，方圆近百平方公里。岩势奇崛，群峰如海，山深林密，天蓝气清。因处齐鲁腹地，淄河水从它的西边流过。从源泉通往辛店的大道也经过它的旁侧。它卡住了南北交通孔道，是从沂蒙山区北往清河区的必经之处。又为出山东半岛之门户，连接胶东、清河、鲁中等三大抗日根据地的枢纽。在抗日战争期间，为敌我必争之地。谁占领了卸石山，谁就取得这方军事上的主动权。我们占领了卸石山就可以沟通鲁中区、渤海区和胶东区的交通联络，并可以作为巩固我抗日根据地的屏障、开展敌占区工作的基地。

    1941年7月，隶属中共鲁中区党委，辖益都、临朐、淄川、博山、昌乐、安丘、潍县等县党组织的中共益临工委在孙家岭建立。益临工委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胜利果实，新成立的中共益临工委加强了地方公安、武装队伍建设，成立县大队，逐渐发展到100多队员。工委工作人员不失时机地开展了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他们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群众打成一片，访贫问苦，为群众治病送药，帮助群众挑水、劈柴、耕地，坚持“三不走”，即：水不满缸不走，借东西未还不走，驻地未打扫干净不走。还将缴获日伪军士兵抢走的东西归还原主，乡亲们有口皆碑。工委宣传部和敌工部则立即组织人员组成宣传队。宣传队的主要活动是唱抗日进步歌曲、演戏、写标语，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开展防区附近的群众宣传工作。宣传队还办了油印小报《卸石山下》，登载新闻、通讯及诗歌、快板等文艺作品和学习新文化的辅导材料，对辖区县党组织、部队、地方武装和群众的教育起到很大作用。使区、乡、保抗日政权及青、工、妇、农代会、儿童团、治安小组、联防队、民兵等组织象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人民群众齐声赞颂抗日武装好，共产党英明，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中共益临工委一成立，就成了敌人集中进攻的目标。

    日军在卸石山的惨败并没有迫使其放弃消灭或挤走中共益临工委的企图。5月30日黎明，卸石山上乌云密布，雾气笼罩，哨兵从朦胧中观察到山上有敌人向山上边移动，立即发出暗号，县大队当机立断，再次布置伏击战。果不其然，还真是新四师和朱崖据点的日伪军又联合向孙家岭——中共益临工委驻地进袭，他们毕竟吃过一次亏，一路加强了搜索警戒，遇有可疑处便发炮轰击。到了孙家岭村附近，他们更加小心翼翼，朝村里村外进行了反复的炮击。县大队指战员们隐蔽在灌木、草丛和石洞里，沉着镇定，不发一枪。但是，队员们都子弹上膛、手榴弹在握，严阵以待。凭借险要地形，紧紧盯着匍匐前行的敌人，摩拳擦掌地发誓：鬼子胆敢爬上来，就坚决把他们消灭在崖头阵地前面。待敌人往崖头阵地上爬，爬到一半时，日伪军进入伏击区，队员们的满腔怒火爆发了，各种武器一起发射，一梭梭仇恨的子弹喷射而出，刹那间，敌人乱作一团，像热锅上的蚂蚁，叽哩呱啦，到处乱窜。区中队闻讯后，乘机从敌后发起攻击，与日伪军进行白刃格斗，遭到前后夹击的日伪军，惊恐万状，不敢再战，夺路逃遁。队员们即用机枪进行猛烈扫射，使日伪军伤亡惨重，帐篷、油筒、武器丢了一地。这次战斗，县大队又毙伤日伪军10余人，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而我军则无一人伤亡，我抗日武装县大队再次获得胜利。

    此战，益都县大队孙家岭保卫战在一个月零三天内，在同一地点两次设伏均获胜利,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伪的“扫荡”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彻底粉碎了日伪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途奔袭中共益临工委计划。两次大捷，打掉了日伪军的威风，有力地鼓舞了整个青州地区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勇气。此后，青州地区的爱国青年和志士，踊跃参军、拥军……

    5.吉吉顶战斗

    吉吉顶（髻髻顶）是卸石山风景区的最高峰，海拔786米，面积1.5平方公里。远望像高高耸立的“发髻”直插云宵，又称“髻髻寨”。位于青州城西南35公里处，与灵泽湖（原名仁河水库）紧相连属。卸石山由吉吉顶（髻髻顶）、寨顶、轿顶、影像山、迎门山、三瞪眼、洼峪坡、将军帽、三角山、中军寨等30多座山头组成，方圆近百平方公里。岩势奇崛，群峰如海，山深林密，天蓝气清。因处齐鲁腹地，又为出山东半岛之门户，连接胶东、清河、鲁中等三大抗日根据地的枢纽，而为古今军事必争之地。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唐赛儿曾以此作为大本营，扯旗聚义，攻城除贪，震惊当朝，并留下诸多历史遗迹与优美传说，后人遂称“唐赛儿寨”。 唐赛儿寨寨顶有清同治二年残碑记载“唐三寨由名已久矣，自大明永乐十八年，蒲台民林三之妻唐赛儿者，创修此寨，而山因此名焉”。寨上有“跑马场、跑马夼、点将台、金銮殿、蓄水池、米臼、旗杆窝儿”。

    吉吉顶不是什么名山大川，只是一个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的小山头。但是紧靠吉吉顶（髻髻顶）的一个小村庄——孙家岭，却是抗战时期隶属中共鲁中区党委，辖益都、临朐、淄川、博山、昌乐、安丘、潍县等县党组织的中共益临工委建立的地方，也是青州西南山区抗日根据地抗日武装——益都县大队驻扎过的地方。抗战时期，我益都县大队和国民党顽固派新四师吴化文部曾在这个小山头上你来我往，互相攻击。每次规模虽都不大，却也打的难解难分，荡气回肠。

    1940年8月,由于临朐形势极端恶化,立足不住，临朐县大队在教导员高奋、大队长赵继武的带领下，分两路开赴青州西南山区仰天、杨集一带,与益都县大队合并，冯毅之任大队长，赵继武任副大队长,高奋代理临朐县委书记兼益都县大队教导员。

    1941年2月，鲁中军区二团副团长王凤麟带领四支队三营从张博支路西插到上张附近，27日拂晓发起对反共顽固派吴化文部新四师团部及驻团部一个营的攻击，益都县大队在外围佯攻麻痹敌人，战斗进行得十分顺利，八、九点钟就胜利结束，敌人大都被俘。我10名同志牺牲。

    7月，隶属中共鲁中区党委，辖益都、临朐、淄川、博山、昌乐、安丘、潍县等县党组织的中共益临工委在孙家岭建立。益都县大队随迁附近的吉吉顶。孙家岭北邻的李家峪是益都县委经常活动的村庄，群众基础好。8月，反共顽固派吴化文部新四师进驻该村以后，无恶不作，村民李元江恳求县大队消灭住在他家的机枪班。一天，益都县大队组织了15人的突击队，由李元江带领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全歼新四师机枪班，缴获机枪1挺，步枪11支和子弹1批。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刻，侵华日军推行第四、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国民党顽固派新四师吴化文已暗中投降日军,对我青州西南山区抗日根据地实行封锁、包围。4月,国民党新四师300余人，马鹿据点的日伪军80余人和朱崖据点的日伪军五六十人，分三路包围我县大队驻地——紧靠吉吉顶的孙家岭。县大队凭险要地形，从容射击，打死敌人10余人，我县大队无一伤亡。夜里，县大队组织了一个50余人的战斗队,主动袭击敌人的营部所在地，激战一小时，将敌人赶回了仁河流域。

    5月30日,新四师和朱崖据点的日伪军又联合向吉吉顶进攻我县大队，县大队毙伤敌10余人。

    6月4日拂晓，新四师在西南面，朱崖据点的日伪军在北面，联合进攻封山顶。益都县大队以少数兵力对付新四师，集中力量打击朱崖据点的日伪军，我一个机枪组占据封山顶右翼的一个险要山峰，凭借有利地形向敌人射击，战斗两个小时，毙伤敌10余人，并击毙日军小队长金水，缴获战马1匹。

    6月29日，日伪军千余人，以日军为主分三路合击吉吉顶，敌人采用分兵合击战术，硬拔山头,县大队130人，则分兵把守险要地点顽强抵抗，击退敌人的多次进攻。一直战斗到第二天中午,县大队弹尽粮绝，就连能搬动的石头也用完了，难以坚守阵地，主动撤退，吉吉顶山头失守。这次战斗毙伤敌30余人，县大队伤亡14人。同时，国民党顽固派新四师吴化文部乘机进犯，侵占我抗日根据地，李家峪、上张、下张等村周围13个村庄被“蚕食”。 我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区与县、区与区之间都互相联系不上，各自独立作战，遇到了许多困难。

    1943年1月，国民党新四师师长吴化文率部公开投敌。吴投敌后，编为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更加直接地配合日寇与人民为敌。他曾在临朐、益都一带制造了纵横30公里的无人区，使大批难胞颠沛流离，逃亡他乡。

    面对吴化文部一而再再而三的军事行动，为打击罪恶累累的吴化文部，我鲁中区部队于8月、12月和1944年3月前后发起三次讨吴战役，直至将该部彻底摧垮。在这三次讨吴战役中，地方党政军民都作了积极配合和支援。随着讨吴战役的胜利，益临边区形势好转，吉吉顶又回到了青州人民的怀抱。

    吉吉顶战斗告诉我们：抗日战争的残酷和胜利的来之不易，我们要勿忘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名扬天下的雄师劲旅。

    我们常说，军民团结、天下无敌、兵民是抗战胜利之本。

    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为拯救人民于水火，舍生忘死、浴血奋战；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发动与组织下，民兵积极参军参战，劳武结合保卫根据地，工、农、青、妇、文、儿、少数民族、宗教各界民众抗战总动员，参军、参战、参政、生产、支前，人民群众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八路军、新四军的靠山。

    那时，因为敌人严密封锁，军需品非常缺乏，尤其是医药更难买到，长秋村的老百姓在这方面给了很大的帮助，谢长水、冯佃顺、冯佃奎同志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到淄川、张店、周村等地采购急需物资。有一次，谢长水到周村给县大队买油印机、纸张文具、手电筒、医药等物品。正遇敌人大搜查，不幸被捕，敌人把他吊在树上，打了个半死，他只字不露真情，敌人又要活埋他，而且让他自己掘坑，敌人在一旁看着，掘慢了就用鞭子打，伪军一个头目说：“你这个八路死到临头了，还不承认”。谢长水说：“你们说我是八路，有什么证据？”敌人问：“你是老百姓，你买油印机、纸张、手电筒和药品干什么？”谢长水回答说：“这些东西是蓼坞村天主教堂要我来买的，不信，你们就去调查”。敌人信以为真，谢长水方才脱险。

    长秋村的妇女，在这方面也做过许多值得赞扬的事，长秋村在1939年就成立了妇女抗日救国会，会长是后来的马鞍山战斗中牺牲的冯文秀；副会长是赵俊美。妇救会下设六个小组，妇女们除了参加反“扫荡”的战斗外，还为部队纺线、织布、做军衣、军鞋等。推碾压米、摊煎饼更是经常性的工作，六个妇救小组，一天碾过600斤煎饼，一夜碾过200斤小米。有时遇到特殊情况，男同志难以完成的任务，妇女同志就勇敢地接过去干。

    长秋村的老百姓还为八路军储藏过许多军需物资，被称“保险库”。那时无论是铁路北的三支队，还是这里的四支队，只要到淄河流域活动，收了粮食、有了物资，都交给长秋村保藏。保藏的办法，是在南沟和东沟，利用土崖头打成土屋，将粮食和物资藏好后，再用石头把门堵死，堆上黄土，安放上石块当供桌，装饰成掩埋死人的坟墓。这巧妙办法，外人谁也不知道，所以从来没出过差错。

    长秋村还是八路军的一个物资转运站。只要淄河流域有战役，八路军需用的粮食、布匹、军衣、军鞋等，都是运来长秋村暂时保存，然后转运到战场上去。有时随来随转运，晚上进晚上出，因为白天常有敌人活动。黄花坡、窟窿山都是极为偏僻的小山村，益都县政府和县大队经常住在那里，所需粮食都是长秋村负责运送的。他们每人背上一口袋，重达八十至一百斤，晚饭后出发，五、六十里崎岖难行的山路，一夜赶到。有时，每隔几天就送一次。

    长秋村，这个只有三百户人家的小村庄。八年抗日战争中，这里的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屈不挠、坚持斗争，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该村先后参加八路军及我党地方武装的就119人，有39人牺牲在战场上，还有63人死于日本人的监狱中或被抓去东北做苦工，而摧残致死。村内房屋被烧18次之多。到1942年，全村已无一间完好的房屋。长秋村的战斗历程是可歌可泣的，长秋村的老百姓宁死不屈、前赴后继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学习的。

    各位领导，前面就是长秋村抗日烈士纪念碑。请随我一起参观。

    历史播迁春秋迭易四十三年后，1985年9月，长秋村在外工作人员在冯毅之的发动带领下，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和纪念长秋村为国捐躯的抗日烈士，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以慰忠魂，通过捐资和庙子镇政府共同投资修建了长秋村抗日烈士纪念碑。

    碑身没有任何繁琐装饰，只有碑前铜铸火坛的火在静静的燃烧，它象征着八路军将士铸就的铁军精神的不朽，象征着革命先烈在烈火中得以永生！

    抗战时马鞍山战役中，共牺牲26名烈士。纪念碑占地面积260平方米，内围栏为9×9米，以示久久纪念，底座3×3米，高1.2米，碑高5.2米。该碑坐东朝西，正对马鞍山，经过26道台阶到达碑下。纪念碑及围栏材质皆为山中青石，正面镌刻着由原山东省省委书记高启云题写的“抗日烈士纪念碑”七个镏金大字，西面镌刻着“烈士英名录”，共有26位烈士，走在“烈士英名录”前，我们仿佛穿过了岁月的沧桑，重现了战火纷飞的岁月。在“烈士英名录”中，我们看到有不少烈士，他们的生命虽已消逝，但他们的名字，如八路军115师教导一旅二团副团长王凤麟、鲁中区党委组织科长李成式等，永远留在青州人民的心中。东面为碑文，记载长秋村抗日事迹，特别写出了马鞍山战役，在战役中冯毅之一家六口（抗日军属冯旭臣老人和女儿冯文秀、儿媳孙玉兰及3个孙子冯新年、冯芦桥、冯平洋）壮烈牺牲。1945年,鲁中参议会和行政公署为表彰冯旭臣及子女、媳孙殉国,赠给冯家“一门忠烈”的门匾(1984年冯毅之同志将其献给淄博市博物馆收藏,现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北面记载了建碑过程和捐资情况。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通过参观您是否有这样一种感觉：长秋村抗日烈士纪念碑从建立至今，一直担负着"褒养烈士，教育后人"的职责，而长秋村抗日烈士纪念碑本身就是一座丰碑，记载着中国革命光荣的过去，昭示着伟大祖国辉煌的未来。

    行程万里，不忘来路；信念如磐，一脉相承。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为追求民族新生，多少人舍生忘死、前仆后继；在白手起家的建设年代，为改变祖国面貌，多少人不计得失、奉献一生。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依然会有雪山沼泽、浅滩暗礁，唯有鼓起信仰风帆，在“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上不犯迷糊，我们才能在繁重任务面前挺起脊梁，在利益诱惑面前站稳脚跟。而信仰从哪里来？来自于红色资源、红色传统、红色基因。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缘由。

    红色标注信仰与方向，连接过去和未来，传承于一代代人的不懈奋斗中。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就要组织好革命传统教育，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把握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在新的起点上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就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就要对照革命先辈的崇高品质，深入查找自身差距，用更高标准要求自己、更严尺子检视自己、更大勇气提高自己，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养成浩然正气，保持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奋斗姿态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让思想观念、理论素养、政治品格与初心契合、与使命相符。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为决胜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加快建设“五强四宜”美丽青州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近年来，庙子镇党委和政府多次对景区进行修整和扩建，新建了集会广场和两处停车场，完成了水、电、通讯、音响等配套设施，增加绿化面积近10万平方米，使景区旅游环境和游客接待条件得到进一步改观。如今的抗日烈士纪念碑风景区，已是亭塔耸峙，碑碣林立，松柏常青，花木峥嵘，一个以抗日烈士纪念碑为主体，以休闲旅游为内涵，集人文景观、自然景观、革命传统教育、旅游休闲于一体，山水环绕，植被茂密，景色优美，风光独特的风景区以其独特的魅力每年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光游览，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旅游胜地。一幅“山上人文景观，山坡绿树果园，山下娱乐休闲”的壮丽画卷正在向世人缓缓展开。每年清明节期间，青州市、庙子镇、临淄区等地数十万党员干部、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前来抗日烈士纪念碑前，瞻仰先烈，凭吊忠魂。一些大型集会、纪念活动等，就是在这抗日烈士纪念碑前广场上进行的。通过深化革命传统教育和红色文化教育，一幅幅画面、一段段文字、一个个故事、一桩桩英勇事迹……让党员干部、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感觉仿佛炮火在耳边响起、硝烟在身边弥漫、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正在发生，心灵上受到强烈震撼，不断推进主题教育入脑入心，激励全体党员干部坚守初心担使命，为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建设“五强四宜”美丽青州凝聚强大合力。

    各位来宾，庙子镇长秋村革命历史纪念馆景区的参观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八路军及一门忠烈历史浩瀚、博大，我们只能是精选其中的主要内容、重要事件、重要战斗，重点人物和重要文物，向大家作一简单介绍。愿我今天的讲解，能使大家对这支光荣部队和一门忠烈多了一点了解和崇敬。

    很高兴和各位一起重温八路军及一门忠烈的光辉历程，谢谢 。

    作者：樊光湘，男，汉族，1962年3月生，山东省临朐县龙岗镇樊家庙村人，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红色作家、中国红色旅游网（中红网）专栏作者，中国当代作家联合会会员、中国当代作家联合会签约作家,潍坊市“五老”志愿者关爱宣讲团成员、党史国史宣讲队副队长，青州市“五老”志愿者关爱宣讲团副团长，青州市党建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青州市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成员，青州市政协常委、主持中共青州市委党史研究中心（青州市地方史志研究中心）工作、青州市政协常委、三级调研员。擅长散文、小说、民间文学、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及诗词创作，尤其在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创作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先后在近百家省级以上报刊杂志上发表资政报告类论文600多篇、新闻稿件6800余篇（约56000千字）。出版发行专著20部，参写、参编著作、教材20多部，于地方文化和编辑工作亦有颇多研究和建树，被誉为“红色作家”，被多家媒体称为社会科学家、史学研究专家、党史理论教育专家、党史专家、著名作家、当代名人予以宣传报道；目前主要从事党史宣传教育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