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5月，“青岛惨案”和上海“五卅惨案”爆发，因两起惨案接连发生，时称“青沪惨案”。 “青沪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号召全国被压迫阶级的群众起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全国各地反帝爱国运动达到了高潮，以各种方式声援“青沪惨案”。6月5日，中共青州支部、共青团青州特支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声援青沪罢课措施。团济南地委书记李耘生与团青岛地委书记孙秀峰及时赶来指导。会议决定恢复学生联合会，并以其名义领导声援青沪运动。推选邓章符为会长，李振华为组织部长，刘书琴为宣传部长。学生联合会于6、7、8日分别召开了学生会委员会、商会会长及各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全市学生一律罢课；印发宣言，组织宣传队，进行宣传，控诉帝国主义罪行；组织募捐队，支援青沪工人；举行集会，进一步鼓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情绪。9日下午，罢课开始。10日，召开全城学生大会。十中、四师、甲农、师范讲习所等11处学校，2000多学生到会，群情激愤。各校代表沉痛悼念惨遭杀害的同胞，愤怒声讨日、英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会议做出三项决议，号召全市学生执行：凡属英、日两国纸币，拒绝使用；凡属英、日两国货物，拒绝使用；尽力募捐，救济罢工工人。会后分头到街上演讲，一边揭露帝国主义杀人罪行，一边募捐。12日，召开市民大会，进一步扩大宣传。14日、15日，十中、四师、甲农等三校派出以党团员为骨干的代表分赴寿光、广饶、临淄、潍县、长山、昌乐、博山、淄川、安丘、诸城等县与当地学生联系，组织罢课，进行演讲，扩大宣传，激发师生员工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无比仇恨，帮助建立学生联合会和各界后援会等团体，宣布对日经济绝交，组织声讨大会，游行示威，查禁日货、英货。14日，王元盛赴临淄县与各机关、学校联系，并在西关小学讲演，号召工人、农民团结起来，抵制日货，组织募捐，声援青沪人民的反帝斗争。15日，他又到临淄师范讲习所、西关乙种蚕校、城内高等女校与教职工及教育局长洽谈，成立学生会。17日，在成立大会上，王元盛作了讲演，陈述中国将来的道路，号召各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声援青沪运动促进了青州人民反帝爱国情绪的普遍高涨，也促使青年学生运动与工人、农民运动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增进了工人、农民、学生的革命感情和战斗友谊，将青州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为迎接更为广泛的、深入的土地革命战争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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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红色土地 开创伟业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斗争形势陡然逆转，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扶植国民党反动派充当新工具，妄图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反革命独裁统治。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临时常委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决定实行武装反抗。8月1日，南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从此，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第一单元 不屈服屠杀政策 恢复建立党组织

    1928年1月，中共青州地执委组织部长杜华梓等人自首叛变，给青州的党、团组织造成了严重破坏。书记宋伯行被捕牺牲；宣传部长田裕炀潜回原籍诸城不久，在发动农民暴动中牺牲；团地委书记李玉鼎被迫离开青州去青岛。青州的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后，青州共产党人并没有屈服，他们擦干净身上的血迹，埋葬好同伴的尸体，继续前进。

    1、建立“中共益北特支”

    1928年2月，在中共山东省委派员指导下，在东朱鹿党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益北特支”，负责益都北部及寿光部分地区党的工作。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中共益北特支经常组织党员进行秘密宣传活动，领导农民开展抗粮抗捐、“烧坡”、“抢坡”、“短工罢市”等斗争，并指示以教学为掩护的共产党员刘子科争取了一支武装。8月，中共益北特支发动朱鹿、段村、阳河一带农民在益都县边沿地带臧台村举行武装暴动。虽因遭到国民党寿光保安团的镇压而失败，但它却是益都党组织武装争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

    1930年春，中共益北特支遭破坏，中断了与中共山东省委的联系。6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任国桢来青州东朱鹿村巡视工作。7月，中共益北特支恢复。中共青州党组织又出现了比较活跃的局面。

    2、建立中共四师党支部

    1929年8月，北京共产党员马适安应聘到四师任教，以教学为掩护积极从事党的秘密活动。12月，他领导了四师、十中学生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基督教的斗争。1930年，马适安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开展了反对叛徒杜华梓的斗争，并于年底建立了中共四师党支部。中共四师党支部在进步学生中建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反帝大同盟”、“互济会”等群众组织。1931年“五一”节后，四师学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驱逐了压制反帝爱国学生运动的训育主任燕有林。因此，国民党省党部密令逮捕党员师生马适安、张训荣（张北华）等人，马适安、张训荣二人闻讯后迅速转移，中共四师党支部暂时停止了活动。是年，共产党员牛玉昌（牛瑞庭）重建中共四师党支部。

    3、建立中共益都特支

    1930年夏，为使中共青州党组织全面恢复，中共山东省委派段亦民同志来益都整理党组织，重新建立了中共益都特支，段亦民同志任书记。“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怒潮不断高涨。中共益都特支组织四师、十中、甲种农业学校和东关高小学生罢课，参加南下向国民党南京政府请愿活动。在遭到国民党县政府的压制后，东关高小教师、共产党员冯毅之带领十数名学生深入西南山区进行革命活动，为日后在山区建立武装，进行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4、重建中共益都县委

    在益都党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的情况下，1932年5月，在中共益都特支的基础上，重建了中共益都县委，段亦民任书记。益都的党组织再次蓬勃发展，先后建立了中共城区（一区）郑母区（十区）两个区委，基层支部发展到21处。群众组织也迅速发展，并成立了抗盐队、赤卫队等群众武装，活动也日趋活跃。中共十区区委发动群众捣毁了坑害百姓的官办盐店；中共四师党支部发动乡镇长训练班中的党员，开展反对国民党县党部常委赵若谦的斗争，打乱了国民党乡镇长训练班的计划。

    第二单元 “左”倾错误影响及“益都农民暴动”

    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领导的一大批共产党人，经过创建、发展红军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逐步找到了一条使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和胜利的道路。后来，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科学分析了“工农武装割据”所具备的主客观条件，明确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但是，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八七”会议后提出了一系列“左”的政策。受这种错误的影响，山东省委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左”的偏差。1927年11月，山东省委发出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宣传大纲》中指出：全国和山东的政局是“整个统治阶级动摇、冲突、崩坏、无能力维护其统治”，“农民工人只有自己起来暴动，打倒南北新旧军阀、国民党新旧军阀、大地主豪绅，才有出路”。省委扩大会议制定的《关于今后工作方针的决议》提出，“要急速进行武装工作；深入工人群众，领导工人进行政治和经济斗争”等。1928年1月3日，省委在《关于山东党组织情况的报告》中认为：“山东党员成份不纯，缺乏革命性，并且其中机会主义的余毒很深。因此，有根本改造的必要。将来清党之后，在现在1500人中，恐只能存留500人。省委目前的工作是积极从事清党及指挥暴动”。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指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准备起义，而不是立即举行全国性的起义”。 1929年以后，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看到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又受到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头脑开始发热，逐渐形成了“左”倾冒险的错误。当时，李立三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一些比较系统的“左”倾冒险主张，主要是由他提出来的。

    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的决议》。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七十号通告，规定党“目前总的政治路线”是汇合各种斗争，“走向‘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提出党不是要继续执行在革命低潮时期积蓄力量的策略，而是要执行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的策略，各地要组织工人进行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并集中红军进攻大城市。在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通过了李立三拟订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从而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随后，成立了实施这个计划的从中央到地方的 各级行动委员会。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党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9月下旬，由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周恩来、瞿秋白主持，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开始得到纠正，全党工作开始转入正常的轨道。

    可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事情陡然间发生了变化。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的留苏学生王明、博古等，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央先获知这封信的内容，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在党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使中央难以正常工作。

    王明还散发他写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他在这本小册子中，夸大中国革命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急于夺取包括中心城市在内的一个或几个主要省份的首先胜利；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这些主张，实际上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纲领。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全会实际上批准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纲领。从这时起，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开始长达4年的统治。六届四中全会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出现一片混乱。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抗日反蒋运动的兴起，中共中央“左”倾错误进一步升级，认为“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进行着”，从而断定“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1932年初，他们重新提出“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的方针。同年6月，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简称“北方会议”）。该会蛮横地批判了“北方落后论”和所谓“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和犹豫”，作出了《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不顾客观条件是否可能，要求北方各省共产党组织通过发动兵变和工人、农民暴动，立即创造出“北方苏维埃区域”。

    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武平参加了北方会议。会后，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在全省各地限期举行农民武装暴动，配合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创造山东苏维埃红色根据地。从7月初起，省委派出干部到党的基础较好的地区，传达省委指示，命令各地党组织在青纱帐起来的时候举行武装暴动。

    5月，中共山东省委军委书记张鸿礼到青州，传达省委的决定，与中共益都县委研究部署发动武装暴动问题，指示中共益都县委全力以赴地投入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并主持建立了武装暴动行动委员会，指定县委书记段亦民为武装暴动总指挥，郑云岫任武装暴动副总指挥。6月上旬，张鸿礼再次来到青州，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委指示，进一步研究武装暴动准备工作。张鸿礼批评了那种认为北方落后，不能发展红军的观点。他要求中共益都县委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 争取一地或数地边沿地区首先胜利”，“扩大百万红军到抗日前线”的号召，在8月间举行武装暴动，组建工农红军。会上，中共益都县委书记段亦民认为武装暴动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反对仓促行事。他说：益都县党、团组织刚刚恢复起来，力量还很薄弱，由于时间仓促，我们虽然作了一些准备，但是还不够，无胜利把握；主张“不能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 不能拿着生命开玩笑”，请求省委慎重从事。但是这些建议和请求，遭到张鸿礼的反对，张鸿礼当即指着段亦民说：“准备不足，责任就在你！”并且非常粗暴地斥责段亦民“右倾”、“怕死”，并代表省委当场宣布撤销其县委书记、武装暴动总指挥职务；指定由王经奎接任县委书记职务，郑云岫接任武装暴动总指挥，改组了中共益都县委。会议决定，8月间益都一区（城区）和十区（郑母）两地同时举行武装暴动，城区的革命力量负责占领县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郑母的革命力量负责夺取民团武装，占领区公所，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一区由衣洪志担任指挥，十区由冀虎臣担任指挥。同时，张鸿礼强调：武装暴动行动一定要按省委决定进行，要执行“铁的纪律”。

    在省委的强大压力下，8月16日，中共益都县委作出决定：武装暴动于18日举行；郑云岫指挥一区暴动队伍直接进攻国民党益都县政府，占领城关；冀虎臣指挥十区暴动队伍解除十区区公所武装，占领区公所，随即建立苏维埃政权。同时建立工农武装，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

    17日晚，中共十区区委书记兼十区武装暴动指挥冀虎臣在郑母镇“义荣福”药铺主持召开最后一次武装暴动预备会议。他向区委成员和村支部书记传达了县委的武装暴动计划，具体研究部署了十区武装暴动行动方案，决定18日上午8点以前，各村武装暴动队伍到达郑母镇，在区公所附近隐蔽集结，8点钟攻占区公所。

    18日拂晓，十区暴动开始行动。郑母、崇家庄、吉林、山前李、宫家庄等十几个村庄的近百名党员和群众按计划向位于郑母镇的十区区公所集结。与此同时，吉林村党支部书记赵文光率3名党员直奔郑母镇民团三分队队部，同打入民团的地下党员陈华亭一起里应外合，将该处的团丁缴械，缴获钢枪11支、手枪1支，然后带领暴动群众赶赴区公所。

    与此同时，7点多钟，冀虎臣率程心田、赵焕礼、崇学闵、崇学圣等武装暴动队员进入区公所，同区助理员贾希尧商量解除国民党武装问题，不料贾希尧突然变卦反悔，不愿配合武装暴动。冀虎臣当机立断，当场开枪击毙了贾希尧，同时打死了敌民团一分队长张官云。这时，院内30多名团丁闻声应战，武装暴动队员与其展开激战，进行了顽强作战。但是终因计划不周，加之暴动队员缺乏军事素养，武装枪支很少，赵文光等其他武装暴动队员未能及时赶到区公所，冀虎臣等武装暴动队员寡不敌众，武装暴动失败。冀虎臣等被迫从区公所越墙突围，撤出战斗，其中1人受伤，2人被俘。其他手持镰刀、锄头的武装暴动队员闻声赶到时，又遭到敌团丁枪击，整个队伍被打散。9点多钟，27名被打散的武装暴动队员陆续汇集到郑母镇南面的太平山上。下午，冀虎臣带领这支队伍转移到城区附近，准备与一区的武装暴动队员和县委领导同志会合。但此时得知，城区暴动因故未能按计划行动，城里已经戒严，与县委联系不上。第二天，冀虎臣只好决定解散武装暴动队伍，队员分散隐蔽，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这次武装暴动历时两天即结束了。

    武装暴动发生当天，国民党益都县长杨九五即下令全城戒严。第二天，国民党军警及民团300多人在郑母一带逮捕共产党员和武装暴动队员。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捕共队长王天生，也于武装暴动发生的第二天从济南赶到青州，指挥清剿、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武装暴动队员。暴动总指挥郑云岫、原县委书记段亦民、省委特派员耿贞元等50多人被捕，其中27人被押送到济南，省委特派员耿贞元等16人被杀害于济南纬八路南头侯家大院刑场；中共益都县委书记王经奎、十区区委书记冀虎臣等逃离益都，益都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员受到很大损失，人民群众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此时的青州大地，一片白色恐怖。

    益都武装暴动，是中共山东省委贯彻八七会议总方针，领导人民进行的武装反封建势力和军阀势力的英勇斗争。这表明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人民，敢于面对强大的敌人，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这次武装暴动，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军阀势力，锻炼了共产党人，积累了经验教训；扩大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播撒了革命火种。

    益都武装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山东强行推行的直接后果。二是由于武装暴动的领导者政治上不成熟，武装斗争经验不足，在组织领导武装暴动中缺乏正确的斗争策略。三是党组织在武装暴动中缺乏广泛深入的群众基础。未能在武装暴动的地区形成广泛深入的群众革命运动。
益都武装暴动失败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中共党内民主生活方面存在问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权力过于集中，加上处在敌人残酷的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党内民主生活和制度很不健全。“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在推行“左”的路线和政策时，往往片面强调政治纪律，实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和命令主义，对持有不同意见，主张在工作中谨慎从事的同志，一律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加以排斥、打击。其结果，加重了“左”倾错误的恶果。很明显，益都武装暴动与党内缺乏民主有着直接的关系。另一个原因是党内普遍存在盲动主义情绪。大革命失败后，山东党内一直存在一种情绪——恨不能立刻通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这种情绪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人们分析判断客观事物的能力，增加了下级组织和党员执行上级“左”倾错误决议时的盲目性，其影响在益都武装暴动中亦有表现。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来自对敌人残酷镇压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强烈愤恨和复仇心理；二是由于很多党员对革命充满热情，但是缺乏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看问题片面，过分夸大对革命有利的方面，而忽视不利方面，急于求成；三是有些党员缺乏革命韧性，不安于在革命低潮形势下做细小具体的工作，向往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追求一时痛快；四是个别党员企图摆脱被敌人通缉而到处躲藏的十分艰苦和危险的处境。另外，党的宣传工作方面报喜不报忧，片面夸大胜利的偏差，也助长了这种情绪。

    青州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青州共产党员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勇敢反抗国民党发动统治，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的精神，在青州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第三单元 青州党组织活动由低潮转向复兴

    （一）青州党组织活动陷入低潮

    1930年4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联合发动的反对蒋介石的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青州成为新军阀混战的重要战场。大战开始，蒋介石委派韩复渠负责山东防务。

    6月，晋军阎锡山部进攻山东，韩复渠退守淄河以东，驻军青州，与阎锡山的代表商谈议和。议和未成，两军在淄河交战，韩复渠抵抗不住，东撤，晋军进驻青州城。不久，韩复渠反攻，交战于弥河流域闵家庄。晋军战败退走。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联合发动的反对蒋介石的战争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任命郭肇阳为益都县长。

    国民党基层政权与北洋军阀不同，它废除乡约，在益都全县设立10个区：区下辖乡镇，设乡镇公所，置正副乡镇长；乡镇辖村，设村长；5户为邻，25户为闾，置邻长、闾长。

    1931年10月，杨九五被韩复渠任命为益都县长。杨九五，又名杨福林，河北迁安人，担任益都县长达7年之久。在任期间，残酷镇压革命，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同时，积极组建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和政权，训练警备队、民团等反动武装，大肆搜刮民财，为国民党统治服务，被国民党政府表彰为“模范县长”。

    杨九五以暴力手段实行残暴统治，杀人如麻。加之当时青州境内豪强争霸，盗贼四起。土匪头子窦宝璋、刘黑七、衣来好等，继续为非作歹，骚扰百姓。青州人民饱受蹂躏之苦。

    1932年8月，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益都武装暴动失败后，山东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加紧对革命力量镇压的同时，大力强化国家机器和专政机关。同时，加强特务组织，大肆破坏共产党的机关，搜捕共产党人，实行白色恐怖。在极短的时间内，国民党山东省捕共队由原来的30多人迅速增至200余人。国民党益都县党部为了彻底肃清共产党组织，巩固其反动统治，对全县的乡镇长进行轮训，进行反共思想教育。同时，也建立了捕共小分队，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企图在全县范围内制造反共的白色恐怖。在这种形势下，有些混入共产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革命意志薄弱者，经受不起考验，开始退党、脱党，甚至叛党，成为可耻的叛徒，向敌人出卖组织和同志；有些叛党分子充当了国民党的鹰犬，对共产党组织造成极大的危害。1933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派来青州帮助工作的团省委秘书马兰屯叛变，3月3日，马兰屯开假介绍信，介绍叛徒、山东省捕共队长、原团省委特委书记陈衡舟假冒中共山东省委巡视员的身份与王乃和到青州，于当日晚诱骗金明、刘法曾、李世光同志到南门里一客栈内将他们逮捕。郇肇纪同志在4日晨去团县委机关（在县城十字口南一点心铺内）时被捕。共青团益都县委遭到严重破坏。随后，刘家集村党员刘洪才、任玉书叛变后，又出卖了中共益北特支，于3月底带领敌人到东朱鹿村逮捕了中共益北特支的刘兴成、郭德庆、陈书堂3人。陈德义、陈铭新、陈凤九脱险逃匿。中共益北特支又遭到破坏。

    7月，中共山东省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投敌，出卖了他所掌握的全部组织关系，并对共产党组织和党员疯狂地进行破坏和捕杀。7月4日，宋鸣时带领捕共队到青州逮捕了仅存下来的一批党、团员和益都城里松林院街党支部书记郑国柱、党员王保堂及互济会员等20余人，未被捕的党员多数转移外地。中共益都县委再次遭到彻底破坏。此时，青州只有个别党员得以幸存，整个青州被十分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着，党员处在极端分散、零星的状态，没有统一的党的领导机关，党的工作处于停顿、瘫痪状态，革命运动陷入了低潮。

    （二）青州共产党人的顽强斗争

    1.青州益北地区共产党人失去统一领导后，独立坚持斗争

    1933年3月，中共益都县委和益都县仅存的中共益北特支被破坏后，益北地区的党员失去了党的统一领导，处在各自为战的状态，但是他们没有停止工作，反而更加自觉地运用各种方式为党工作。绝大部分共产党员仍然怀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在逆境中接受教训，改变斗争策略，坚持顽强斗争。以个人或少数人独立作战的方式，尽一切可能在艰险的环境中为革命保持和发展了宝贵的力量，为重新恢复组织，寻找上级党的领导进行着坚韧不拔的努力。中共益北特支书记陈锡德就是在失去上级党组织领导、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形势下，独立地担负起寻找、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重任，为挽救青州党组织，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斗争，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特别是在恢复和发展青州党组织中，发挥了坚强的领导作用。他一方面坚持工作，发展党员，为党保存、恢复和发展了革命力量；一方面坚持积极寻找上级党组织。当年秋天在东阳河村发展了郑其善、郑玉善、孙廷栋三人入党，并建立了党小组。还在杜家庄吸收发展了刘明训入党。为了同上级党小组取得联系，陈锡德于1934年秋天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乡村师范，与赵健民等取得了联系，终于在乡师找到了上级党组织。10月，因“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上的问题。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由于遵义会议后党中央仍处在长征的艰苦环境中，加之青州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所以会议精神没有也不可能及时传达到青州党组织中。但是，在此前后，青州共产党人从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左”倾错误的危害，并开始根据实际情况领导革命斗争。8月，益北特支书记陈锡德同志又利用暑假，回到家乡大陈庄秘密开展党的活动和发展党组织。为方便计，陈锡德的公开身份是济南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生。他以学生身份为掩护，以革命事业为己任，经常利用夜晚深入工厂、农村搞调查，做访问，并时常到中小学校去作政治报告，又见缝插针地找一些共青团员或积极分子谈心交友。经过一个多月艰苦细致的工作，发展陈锡珍、陈步峰、陈洪来等多人加入共产党，建立了大陈庄党小组，陈锡珍任组长。大陈庄党小组建立后，青州党的基层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在白色恐怖环境下坚持工作，不使党的基层组织再次遭受破坏和打击，青州党的基层组织活动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秘密开展着党的工作。

    2.不屈不挠的狱中斗争

    益北地区的党员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坚持斗争的同时，在另一条战线上，在益都国民党省立第四监狱里，金明、张晔、李林、田海山、程金鉴、夏辅仁、张北华等40多名被囚禁的共产党员也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时，益都国民党省立第四监狱，完全承袭、保留了清朝和反动军阀统治时期监狱的恶劣设施与黑暗腐朽制度。监房污秽不堪，狱吏贪婪残暴，伙食十分恶劣。国民党反动当局为瓦解共产党人的意志，削弱他们的斗争力量，对共产党人采取高压政策，妄图通过长期监禁，以非人刑具摧残其肉体，消蚀其革命意志，动摇其革命信仰。但是，被监禁在狱中的大多数共产党人，不仅没有被敌人的监禁、利诱、严刑和屠杀所吓倒，也没有被敌人的说教与诱惑所征服，反而在顽强的斗争中创造了许多巧妙的斗争方法和手段。他们机智地打破敌人的隔离、封闭，秘密地组织起来，团结被监禁的难友，不断地在统治森严的敌狱中同敌人进行了特殊形式的顽强斗争。他们于1934年夏在狱中秘密建立了党的支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被监禁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志士，把敌人的监狱，变成与敌人生死搏斗的特殊战场，变成锻炼革命意志的熔炉，变成学习革命理论、文化知识和培训干部的“党校”，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他们在狱中组织了读书活动及理论和时事讨论会，用革命的理论和思想武装在狱中的共产党人。为了改善被监禁人员的生活待遇，狱中党支部还以“改善伙食”为由，发动领导了绝食斗争。金明、张晔、李林、田海山、程金鉴、夏辅仁、张北华等积极参加这场斗争。金明常对难友说：“为革命，为人民，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屈，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斗争中都经得起考验”，面对敌人残酷的折磨，他凛然正义，代表难友向敌人提出“三不许”：一不许克扣“囚粮”；二不许煮霉米烂菜吃；三不许打骂“犯人”。他曾几次将狱卒送往窗洞的饭菜打掉，同敌人展开绝食斗争，首次绝食进行6天，狱方不得不答复了改善伙食的条件，斗争终于获得了全面胜利，极大地震惊了国民党反动当局，也坚定了狱中共产党人的斗争信心。不久，他们为争取看书写字和放风时交谈的自由，又组织了第二次绝食斗争，连普通犯人也纷纷加入，在强大压力下，狱方不得不又答复了“延长放风时间，自由阅读写作，交谈自由”等全部条件，斗争最终也取得了完全胜利。后来，狱中的共产党人经过我党的多方营救，先后获释出狱。这些获释出狱的共产党员，多成为抗战初期山东各地抗日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为民族的解放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3.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1934年春，牟铭勋奉中央指示到鲁东巡视，恢复党组织工作。在巡视期间，同中共益北特支的党员陈德义、陈铭新取得联系，对找到的党员进行培训和教育，并向他们介绍了“福建事变”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情况。并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和当时的形势，决定改变斗争策略，采取秘密工作的方式，主要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积极发展党、团组织，建立青年团体。提出了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要求青州党组织必须经常领导群众斗争，以锻炼和提高群众的觉悟，但在斗争策略上必须遵循隐蔽自己、杀伤敌人的原则，不要不顾客观条件提出一些过高的要求；党的组织和领导骨干必须尽量隐蔽，群众组织要争取公开、合法；要注意积小胜为大胜；在活动方式上，党员要有职业掩护，在组织问题上，要小而精，注意阶级成分，防止阶级异己分子钻入党内。确定把积极慎重地恢复和发展党组织作为首要任务。中共中央的指示，对于长期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青州党组织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从此，青州党组织在没有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独立坚持斗争，秘密过组织生活，慎重发展党员，并指导建立和利用外围组织进行革命宣传活动；还以各种职业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团结进步青年，并从中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如自1934年以来，段村进步青年刘汉元经常去东朱鹿村“国术团”，以学拳为名与陈德义秘密接触，经一年的考验，由益北特支书记陈德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至此，中共青州及益都两级党组织终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开始走上恢复、发展的新阶段，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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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   红旗不倒 走向胜利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共青州地方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创造了青州西南山区游击根据地和益北游击根据地；抗日战争爆发后，青州人民高举抗日旗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进行了以保田为中心的抗日反顽斗争；在解放战争中，青州党组织领导人民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配合华东局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纵队，解放了青州全境。青州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第一单元  团结抗日斗敌顽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在青州党组织领导下，青州各界人士迅速组织抗日救亡活动，进行抗日宣传，支援二十九军抗战。八一三事变以后，由于我党的女里和全国抗战形势迅猛发展，国民党接受了我党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确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积极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号召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发动武装抗日。10月，胡维鲁、彭瑞林、李曦晨、李云鹤等共产党员先后从济南监狱和南京反省院来到益都，寻找地下党员，宣传组织抗日救亡活动。12月，在省委宣传部长林浩和鲁东工委宣传委员杨涤生主持下，建立了中共益都县整理工作委员会，书记胡维鲁。先后与益都北部战前的共产党员牛瑞庭、陈德义、王宗东、陈凤九、刘逢源及益都南部的战前党员冯毅之、陈锡德等取得联系，或为其恢复关系。从此，益都在党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938年1月9日，日军占领益都城。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在铁路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金家、大田庄惨案”、“朱石羊大劫难”“马鞍山惨案”，伤亡近百人；在城北连续“扫荡”朱鹿、良孟、段村一带，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西王车惨案”、“廉颇村惨案”“郭集惨案”“赵家庄惨案”“东朱鹿惨案”“‘四•二八’惨案”，伤亡过百人，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有压迫就有反抗。1月10日，中共益都县委建立。面对日军的暴行，全县人民在党的号召和“黑铁山起义”、“牛头镇起义”的影响下，抗战热情十分高涨，县委抓住有利时机，组建抗日救亡团。为了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在西南山区由山东八路军第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政委姚仲明同中共益都县委委员冯毅之一起，与淄河流域的吴鼎章等国民党游击队建立了“淄河流域抗日联军办事处”，冯毅之任办事处主任。击毙了妄图投敌的翟汝鉴部副司令李思亮，拉出一部，成立了八路军四支队新编第一营。在城北，县委派人到国民党徐振中部做统战工作，以徐部之一中队为基础，组成了“益都人民抗日游击大队”。10月，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共苏鲁皖边区省委决定，将中共清河特委胶济铁路以南各县划出，成立中共淄博特委。从此，青州以铁路为界分属两个战略区。铁路以北地区始称益都县，后为益寿临广四边县、益寿县，隶属中共清河特委、中共清河地委、中共渤海区党委领导；铁路以南党的组织时称中共益南工委、中共益都县委、中共益临工委、中共淄河县委等，其工作先后隶属中共淄博特委、中共鲁中区党委领导。两地区党组织分别在其上级党委领导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同日伪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

    在铁路以北，党组织于1939年2月，根据中共清河特委指示，将益都县陈景三中队与临淄大马岱李梦鼎中队合编为益北大队，活动于益（都）、寿（光）、临（淄）、广（饶）边远地区。同时在该地区活动的还有杨国夫司令员领导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太河惨案发生后，三支队奉命从益北出发，挺进淄河流域，参加反顽作战；回师后在益北纸坊伏击日伪军，毙伤20余人。是年春，县委根据中共清河特委苇子河会议精神，抓紧在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群众条件较好、我党又有一定基础的益七区、寿五区、临二区、广二区先后建立了区委。中共清河特委进驻这一带地区后，对加强根据地的建设进行了具体指导，使益、寿、临、广地区成为中共清河特委领导全区抗日工作的中心基地。10月，根据斗争的需要，撤销益都县，建立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委和四边行政办事处，马巨涛任书记，杜振东任办事处主任。在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委的领导下，工、农、青、妇各群众抗日团体纷纷建立，并建立了益北四大队、四边县“六大队”等抗日武装，及四边县兵工厂、印刷厂、被服厂、医院和小学校，为抗日游击队提供了可依托的根据地。益北四大队还先后参加了纸坊伏击战、岳家庄村公路西侧公路伏击战、智取石槽盛据点、臧台战斗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战士们从容不迫、沉着应战，发挥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与敌人展开了一次次激烈战斗。战斗中战士们妙地避开敌人大队人马的攻击，利用有利地形，抓住战机，走走打打，打打走走，先后歼敌 100 余人，屡建奇功。后晋升到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杨国夫司令员领导的三支队。他们曾拦截击毙刺探情报的女特务，痛歼进村扫荡的日寇，打土匪，灭恶霸，除汉奸，为开辟益北抗日根据地、巩固革命政权、夺取革命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在铁路南，中共益南工委组织群众开展适合山区特点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同月，经第一区党委二地委决定，撤销中共益南工委，建立山东益都县委。同时建立了基层抗日政权——二、三、五区联合区工所。随之，建立了益都县参议会和县政府。

    1940年，在铁路北，四边县抗日根据地建设蓬勃发展，地方武装进一步壮大，先后组建了区中队、县青年中队和工农大队，发行了“益寿临广四边县流通辅币”，建立了益北抗日高小，使根据地初具规模。4月，四边县撤销，建立中共益寿县委和益北行署。9月，召开了益寿县第一次党代会，选举韩洪甫为县委书记和出席清河区党代会代表。同时，军事斗争形势也非常有利，益寿军民在取得8月份反“扫荡”胜利的基础上，10月份又配合山纵三支队发起臧台战斗，歼灭反共顽固派徐振中部300余人。11月，在阳河、河头阻击战中毙伤日伪军40余人，粉碎了日伪军长途奔袭计划。一连串的战斗胜利鼓舞着益寿军民。12月，掀起改造地形高潮，共计挖地道和抗日沟1000余公里，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在铁路南，形势比较严峻。日伪军在淄河流域增设据点，反共顽固派吴化文部新四师向淄河流域大局进攻。益都县大队在长秋、上张、下张、窦家崖、孙家岭、西崖头等战斗中，顽强地阻击了敌人的进犯。不仅如此，党组织于8月份改编了游散在西南山区的杨敬坤部，建立了益都县大队第二大队。同时，刘明训、何子健、陈曰谦带领第二游击大队在城东平原坚持斗争，进而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益东行署。第二游击大队，面对驻守在青州境内胶济铁路以南、弥河以东地区（益东地区）的反动武装，除了黄楼乡南霍陵村据点、谭坊镇状元桥村据点、谭坊火车站据点、杨家庄火车站据点、郑母镇中心村据点、赵坡乡北陈村据点、郑母镇关帝庙村据点的日本鬼子219人、伪军523人外，还有杜华梓的国民党益都县政府的武装，侯耀庭的二十二支队，王葆团的六旅，新编十五旅四团，十七旅六团一部分，共计2000余人。先后发动了向“鬼子”借枪、偷袭日军运输线、设计惩罚反共顽固派、吉林村突围战、夜袭伪十区老鸦窝村乡公所、活捉并击毙日军翻译李毅等战斗，抗日军民用智慧打了一次次个漂亮仗，使驻益都县日军也为之震动。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地方顽固派由消极抗战到积极反共，益寿、益都两县形势进一步恶化。1月5日、18日，相继发生了“东朱鹿惨案”和“刘集事件”， 中共清东地委组织部长李寿岭、中共益寿县委组织部长刘旭东、宣传部长张鲁泉等12名同志及近百名干部战士光荣牺牲。6月，中共益七区区委书记周永胜等同志被伪徐振中部杀害；月底，中共青州敌工委书记黄绍远公开叛变投敌，益都百余名党员群众被捕。为应付严峻的形势，中共清河区党委调整充实了益寿县领导力量，并在党员中开展了形势教育和反自首、反动摇、反逃跑活动。在铁路南，中共鲁中区党委为加强淄河流域的领导，于7月建立了中共益临工委和益（都）临（朐）淄（川）博（山）四县联合办事处，领导淄河流域广大革命群众，采取多种方式同日伪顽进行坚决斗争，巩固和发展了西南山区抗日根据地。

    1942年，铁路南北两地区形势继续恶化。2月，益寿县撤销，重建四边县。日军调集大量兵力对我军民反复“扫荡”，实行“铁壁合围”、“梳篦拉网”等战术，在我根据地内安设据点20余处。由于日伪顽的联合“清剿”，我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委书记丁亦民壮烈牺牲，大批干部群众遭杀害，尤其是“七•一大扫荡”后，四边县全部被“蚕食”，昔日的益寿临广四边抗日根据地变成了“南北一炮打通，东西一枪打透”的狭小地带。铁路南吉吉顶失守以后，李家峪等13个村庄被“蚕食”， 中共益临工委、四联办及县大队也被迫撤到淄河以西活动。此外，党内叛徒对党组织的破坏，更使我两地军民处于极端困难环境之中。但是，益临边区及四边县党组织和人民不仅没有屈服，反而更加英勇顽强，采取灵活的战术同敌人进行斗争。四边县被“蚕食”后，县委将机关干部、战士及乡村干部300余人，分批转移到广北根据地。县委书记李荆和、县长赵治安率县独立营一个排就地同群众一起坚持斗争，并逐步建立起革命的两面政权、情报站和秘密联络站，干部实行“职业化”，与可靠的党员群众加强联系。8月，建立了四边特务大队，这支精干的武装，像一把钢刀插进敌人心脏。采取“翻边战术”，开展小型活动，实行“麻雀战”，不断袭扰敌人，在敌伪据点密布，碉堡林立，封锁沟纵横的艰苦环境中，站住了脚跟，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同年，中共清河区党委决定建立了中共益东工委，在敌占区六、八、九区一带开展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四边县的对敌斗争。在铁路南，虽然环境更加困难，我党政军民仍坚持了下来。7月，鲁中一军分区司令员廖荣标率部奇袭马鞍山，沟通了中共益临工委与中共泰山地委的联系。11月，两千余日伪军在两架飞机、六门重炮的配合下，对我马鞍山发起疯狂进攻，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我40余名伤病员及抗战家属，毫不畏惧，英勇顽强地抗击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凯歌。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到1943年春天以后，形势开始好转。在铁路南，泰山军分区副司令钱钧率部挺进淄河流域，进一步打击吴化文部。为了开展青州至临朐之间的对敌斗争，中共鲁中区党委决定建立了中共青州工委。夏秋之间，通过两次讨吴战役，消灭了吴伪的有生力量。10月，中共益临工委改为中共淄河县委。在铁路北，四边县军民在清河军区统一指挥下展开夏季攻势，采取“避强击弱”、“避实击虚”、“速打、速决、速走”、“打赚钱仗”、“打、走、散、躲互相联系”等战术，积小胜为大胜，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使敌人四处遭袭、处处碰壁，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同时，铁路南、北各县党组织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整风学习，加强了党的建设，带领群众开展了生产运动，同群众一起克服了灾荒，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自1944年起，各县党组织带领广大军民进行战略反攻。2——3月间，四边县特务大队配合清河军分区主力在四边县境内连续作战。7月，参加渤海军区发动的夏季攻势第一阶段作战。通过战斗，促使王道率“灭共建国军”第八团2600余人，苏景三率广饶伪警备第六中队同时反正，使四边根据地基本恢复，并与寿光清水泊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四边县军民乘胜继续扩大战果，取得一系列胜利，同时在根据地内开展“双减”运动和副业生产，开办各种类型学校，发展教育事业，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与此同时，鲁中军区部队发起第三次讨吴战役，拔掉部分敌伪据点，进一步促使淄河流域形势好转，建立了新二区、新三区及中共青张工委。7月，淄河县撤销，益都县重建。

    1945年，四边、益都两县形势继续好转，四边县特务大队频频出击，不断取得胜利；四边县青年踊跃参军。5月为加强胶济铁路中段敌占城市及沿线农村的工作，中共渤海区党委决定撤销中共益东工委，建立中共胶济工委。8月，建立胶济大队。在铁路南，6月中旬，益都县开始进行“双减”、反奸诉苦试点工作。8月22日，鲁中军区主力部队在山东独立第一旅的配合下，一举解放青州城，歼敌2000余人，活捉伪益都县保安大队长王葆团。中共益都县委随即进城，布告市民，恢复生产，整顿秩序。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换来的。新四军中的青州抗日英烈在这场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也谱写了许多气壮山河的民族正气歌。

    第二单元  青州人民坚持斗争迎解放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新的斗争形势，中共鲁中区党委决定组建了中共青州市委、市政府；中共四边县委奉中共渤海区党委之命改为中共益寿县委。中共益都、益寿、青州三县（市）委领导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继续战斗，打击拒不投降的日伪军。胶济大队一、二、三、四中队分别于8、9、10月建立，活动在西起枣园东到谭坊一带，有力地打击了铁路沿线敌人。

    1946年1月，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三县（市）党组织抓紧停战机会在城乡普遍恢复、建立党组织和民主政权，开展“百日练兵”活动和“双减”反奸诉苦运动。由于国民党积极准备内战，不断制造摩擦，形势日渐紧张。5月，青州市撤销。6月，正当人民群众欢庆翻身解放的时候，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内战爆发。国民党整编第八军侵占青州城和铁路南大部分乡村。铁路北部地区徐振中部也卷土重来。此时，益寿县根据中央《五四指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农民”的政策，经过试点刚刚展开了土改运动。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其地主“还乡团”乘机破坏土改成果，反攻倒算，活动猖獗。为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支持土改斗争，益寿县成立了以县委书记陈洪波、县长赵治安为领导的对敌斗争委员会，提出“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口号，统一领导全县的对敌斗争。经过近四个月的艰苦斗争，毙伤敌190余人，获枪50余支，摧垮了反动乡村政权，收复了敌占区。

    1947年，两县党组织发动群众积极支援莱芜战役，该战役胜利后，青州城随之解放，形势暂趋缓和。两县委抓紧进行武装剿匪、土改工作。益都县武装积极配合鲁中军区三分区主力歼灭国民党益都县保安队两个中队，俘敌30余人。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两县委大力开展动员参军、支前工作，组织数千人的运输大队和常备担架队支援孟良崮、南麻和临朐战役。其中益寿县青年在“反蒋保田”口号鼓舞下，很快组建起了一个新兵营，编入主力部队。7月30日，我军主动撤出临朐战役后，国民党整编第九军及张天佐部第十五团复占青州城，“还乡团”复辟，封建势力反攻倒算，形势再度恶化。两县委一面组织老弱干部及烈军工属、村干部转移到黄河北解放区，一面带领军民开展对敌斗争。经过两个月的艰苦作战，至10月，益都县形势好转。12月，中共益临昌工委重建，何子健任书记。益都、益寿两县按照上级部署开展了以“三查三整”和“三大方案”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加强了党员和干部队伍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