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下山谈判在赣州引起强烈反响,成了街谈巷议的热闹话题,《正气日报》等国民党报纸也把此事当做热点新闻,纷纷作了披露。何三苟首先兴冲冲地把报纸送给王贤选。当晚,贺怡和母亲杜秀赶到水西龙庄上王家,挑灯夜读,他们反复阅读、仔细分析报纸上刊登的消息。国共两党再次握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红军游击队堂堂正正成为抗日的武装,这一历史性的巨变,怎不令人欣喜若狂。贺怡激动得热泪直淌,连说:“这下好了,这下好了!”并共同商定密切关注新的动态,尽快设法取得联系。9月20日,项英、陈毅同往赣州,下榻中华大旅社,他们这次是专程前来与国民党军46师师长第四行政区保安司令就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进行谈判。王贤选、何三苟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来到中华大旅社找项英。老战友重逢,心情格外激动。王贤选开口第一句话就说:“副主席你交给我的人都还在,都平平安安过来了,我们的党组织也还在,还发展了党员和支部。”项英紧紧握住王贤选的大手,连说:“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翌日,根据项英的指示,贺怡一身村姑打扮由何三苟陪同与项英、陈毅会面。
贺怡踏进中华大旅社客房,顺手摘下花布头巾,项英、陈毅上前,一个握住一只手,久久说不出话来。贺怡身临其境,虽是意料之外又在期盼之中,仿佛是孤雁归群,流浪儿回家,真是悲喜交集。一份深深藏在心中的期待,凝结成如断线珍珠般的泪眼中,多年积压在胸中的万语千言,真不知从何说起。面对重重艰难百折不挠的贺怡,此时止不住放声痛哭。曾经陷入敌人重重包围,身负重伤尚临危不惧伏在丛莽间,撕开衣襟,挥笔在衬衣上写下千古不朽、豪气入云的《绝笔——梅岭三章》,面对血雨腥风宁愿流血不流泪的硬汉子陈毅,此时抱着贺怡那不停颤抖的双肩,直觉得鼻子发酸,泪水直在眼眶内打转,真是“无情未必真豪杰,英雄也会泪满襟”。还是站在一旁手足无措的何三苟首先劝慰道:“招娣,不要哭了。这下好了,熬出头了,总算回到娘家了!”贺怡才恢复常态,自嘲地说:“是啊,回到娘家,高兴还来不及,我不哭了!”这才和项英、陈毅互相倾诉别后几年的艰苦斗争与生活。由于项英、陈毅还要在9月24日,前往南昌会见八路军驻昌办事处代表顾建业,解决南方其他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编为抗日武装的问题,贺怡在中华大旅社住了两天,换了一身蓝布新衣回到岗边排村,高兴地把所有的情况告诉了父母。
10月1日,项英从南昌回到赣州,接受了赣州《民国日报》记者的采访,该报刊出《项英公毕返赣,各边区游击队集中改编即可实现》的消息。10月2日,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国民党接受了我党提出的将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浙江、安徽、河南八省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的要求,正式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项英为副军长。深明大义的贺焕文、杜秀两位革命老人,在赣州与项英、陈毅会面时,再次忍痛将身边唯一的女儿——贺怡托付给党,托付给组织。他们深情地说:“女儿是党的人,是部队上的人,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你们就带她归队吧!”贺怡心想: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也是父母啊!项英、陈毅握着两位老人的双手,忙说:“太谢谢了。贺怡跟我们去,你们放心,两老要多多保重,我们将尽快为你们作出妥善安排。”于是,贺怡拜别了父母,跟着陈毅上了油山,踏上了新的征程。
十
红军游击队池江整编,贺怡兄妹同奔抗日前线。经堂撒手贺焕文长眠岗边排,告别赣州杜秀只身赴延安。水乳相融生死情,正气长留天地间
血战多年,历尽艰辛,带着伤痕累累的身躯,掩埋血迹未干的同伴,红军游击队指战员排除万难,在斗争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在斗争中求得抗日自由,大余池江成为赣南抗日进步力量的聚集地。10月下旬,油山、北山、南山及湘南的游击队先后来到池江集结整训。与游击队患难与共、血肉相连的赣南人民,看到自己的子弟兵下了山,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们络绎不绝的前往池江探望。游击队员中,有刚刚出狱的光荣战士,有亡命在外一直在寻找组织的共产党员,有在白色恐怖下隐蔽下来的党员干部,有饱尝辛酸的烈士家属,他们远道来到池江,就像儿女回到久别的母亲的怀抱一样,一个个热泪纵横。而游击区的群众,更是像走亲戚一样,带着吃的用的,专程去探望昔日的战友、亲人。
红军长征后,一直跟着陈毅浴血奋战的贺敏学,在南雄的一次战斗中,由于队伍打散,他身负重伤,逃出敌人魔掌,藏在一个老乡家养好伤后,装扮成一个补鞋匠,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四处寻找部队的下落。当他重新回到部队时,他惊喜地发现多年失去联系的妹妹贺怡也在这里。兄妹重逢,骨肉团聚,其情之深意之切非语言可以表达。当年赫赫有名的“永新三贺”,现在在连同远在延安的姐姐贺子珍又同赴国难,挑起抗日救亡的重担。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等率领新四军军部由武汉迁抵南昌市三眼井高升巷张勋公馆。随后,在吉安、贵溪、瑞金、赣州、大余以及池江等地相继成立了新四军办事处、通讯处。贺怡出任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副主任兼统战部副部长。王贤选任新四军一支队副官主任,兼派往瑞金与国民党政府谈判有关汀瑞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事宜。在此之前,由于项英曾奉命赴延安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情况,中央得知部分隐蔽下来的党员、干部近况,于是准备将贺焕文、杜秀两位老人接去延安。当特委将这一消息由在油山学习了一段时期、派回赣州担任赣县县委组织部长的何三苟传回三保经堂时,几年来一直提心吊胆、孤悬于蒋管区的贺焕文、杜秀夫妇,遥想不久又可回到革命根据地,又可见到女儿贺子珍和女婿毛泽东,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尽管这些年含辛茹苦,几经转战,但总算平平安安走过来了。还真多亏了王贤选、何三苟等众多乡亲,水乳相融生死情,他们不仅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保护他们,还节衣缩食援助他们,当初带来的钨砂、稻谷全被敌人洗劫一空,藏在破棉絮里的金钱也很快用完。于是支部秘密决定,每个党员送一担稻谷,或折价捐赠六元钱,这些粮、钱都通过何三苟叔母陆续送到经堂来。村民们还常给他们送柴送菜。人间最重是真情,现在马上就要离开这些朴实的可亲可敬的乡亲们,他们心里还真是恋恋不舍。水西一带群众知道他们一家的特殊身份后,莫不惊叹:“不得了,不得了,连毛主席的老丈人一家在我们这里住了这么久都不晓得,真是神了!”
年过花甲的贺焕文,连日兴奋地和乡亲们叙旧话别。这天又请胡叔伦、罗斋公吃饭,感谢他们的关照,想不到第二天一病不起,杜秀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赶快叫人告诉何三苟。何三苟闻讯,请了医生急忙赶来诊治,但尽管医生想尽一切办法,却回天无力。倘若上天再赐给他点生命的零头——那怕一两个月,他也可踏上延水河畔、宝塔山下那片神圣的土地,还能见一见他日夜思念的亲人毛泽东和贺子珍。可惜,饱经风霜的老人等不到这一天便溘然长逝,走完了他生命的全部历程。贺焕文弥留之际,虽有几分遗憾,但他拉着杜秀的手说:“我怕不行了,延安我是去不了啦,不过我能看到今天,也算是幸运的了。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看到了国共再度合作,抗日救国有望。……”说到激动处,他企图挣扎着坐起来,然而无限事,不言中,话没说完,便咽了气。几十年朝夕相处、相濡以沫的丈夫突然撒手而去,只剩下孤零零的她,杜秀悲痛至极,几乎失去精神支柱。何三苟赶忙跑到大余池江,将噩耗告诉特委。组织上交给何三苟一百多元光洋,要他厚葬老人。贺敏学也随即赶到赣州奔丧。
1938年2月15日,一面新四军的军旗与晨曦、朝晖、太阳一同升起,接受战士们深情的凝视,庄严的军礼。新四军第一支第二团第二、三营从大余池江出发,开赴抗日前线。成千上万的群众云集在池江至赣州的公路两旁,敲锣打鼓,欢送子弟兵上前线。
3月,赣南特委接到上级指示,将杜秀送往延安。特委书记杨尚奎立即叫来何三苟,当面布置任务,交给他路费。临行前,杜秀将身边所有的物件都分给了“契子”和乡亲,还特地给在经堂前卖茶的七十多岁的李长生老人留下两元钱。杜秀执意专程前往石人前看望何三苟的叔母,两位老人抱头相哭,何三苟的叔母反复叮嘱三苟:“一路上要好好照顾胡氏。”村里的党员、群众也纷纷来为杜秀送行,临上路了,乡亲们给杜秀煮了一碗“满碗”(一碗粉干外加三个鸡蛋),祝愿她一路顺利圆满。杜秀告别患难与共的乡亲们,便与何三苟一同来到赣州城,乘上了烧木炭的汽车,一路颠簸,到达吉安。下车时,女儿贺怡已等候多时,短短数月,只见母亲不见父亲,贺怡泪眼汪汪,相见时难别亦难,母女俩在吉安团聚了三天便分手。杜秀与何三苟继续坐车到南昌转乘火车到九江,然后乘船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至此,何三苟完成护送任务,杜秀则由办事处负责送往延安。
尽管一路转辗,一路奔波,杜秀心里总默念着,到了延安就好了,在那里不仅能见到长女子珍和女婿毛泽东,还有一同长征的儿子敏仁。可是她怎么也没有料到,红军长征过彝人区时,一群呼啸着的彝民,手持刀枪弓弩,一律黑衣大氅,从山头涧边跃了出来,仿佛是自天而降的神兵。他们呼啸而至,把红军先头部队的枪支弹药抢劫一空。当毛泽东、朱德带领大部队赶到时,眼前却出现了位赤身裸体的姑娘跪坐在路中挡道,而小叶丹则埋伏山头,虎视眈眈,时刻准备动武。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正确判断出这是试探,派贺敏仁以礼相待,以诚相请,使一场危机得到化解,彝民开始相信红军是一支真正仁义之师。贺敏仁完成了毛泽东交给他的特殊使命,为部队通过彝人区立下大功,并赢得了彝家曲比姑娘的爱情。然而不幸的是,由于他私拿了一座寺庙里的铜板,违犯了红军铁的纪律,被保卫部门处以极刑。周恩来闻讯后曾指示“暂不执行”,但等他赶到,命令已经执行,一切都无可挽回。毛泽东曾感慨,做我们的亲戚太难了……
杜秀同样没有料到,女儿贺子珍在贵州盘县,又经历了九死一生的磨难。那是一天下午,贺子珍随休养连的队伍到达贵州盘县一个叫猪场的地方。日已西斜,准备宿营,突然飞来一队国民党的飞机,轮番进行扫射、轰炸。贺子珍发现一位伤员还在担架上,她马上从隐蔽沟里跳出来,准备招呼两个人把伤员从大路上抬到沟里,就在这一刹那,一颗炸弹落在她的身旁,她来不及多想,猛扑倒在伤员身上。轰的一声,她只觉得全身一阵剧烈的疼痛,便失去了知觉。等她醒过来时,已是几天以后了,弹片把她的头部和背部炸伤了十几处,鲜血浸透了她的军装,染红了战友的担架。长征途中,没有条件动手术的军医只能先把表层的弹片夹出,敷药包扎,但她一直昏迷不醒,口鼻流血水不止。连里怕路上颠簸,会加重伤势,建议把她寄放在老百姓家里养伤。毛泽东闻讯,立即赶来,恳请傅连璋全力抢救,坚持要把贺子珍抬着走。他说:“把她留在老百姓那里,肯定只有死,抬着走,还可能活。”毛泽东语音凝噎,情深意切。以至后来,当贺子珍要离开延安时,毛泽东为了挽留她,曾对贺子珍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死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受伤了,要不行了,我掉了泪。”,由于傅连璋的精心治疗,贺子珍的伤势奇迹般地有了好转,那位她用生命保护的伤员也安然无恙。但肉体中镶嵌着十七块弹片的贺子珍,每到寒风凛冽的冬天,或是阴沉沉的雨季,弹片像钢刀锋刃,在她的身躯各处搅着,苦不堪言。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极差,设备简陋,根本不可能动这样的大手术。恰好邓颖超要到重庆去工作,贺子珍匆忙间告别了还在“呀呀”学语的娇娇(李敏),与邓颖超一同乘车从延安出发。贺子珍原本想去上海治伤,在途经西安时,竟在街头邂逅从上海返回西安的毛泽民的爱人钱希均。钱希均告诉她,在日寇的铁蹄蹂躏下,上海战事不断,一片混乱。出于无奈,贺子珍在西安滞留了下来。正当贺子珍为到哪里去治伤一筹莫展时,碰上了身患肺病、准备前往苏联治疗的刘英及丢了一只胳膊的蔡树藩,断了一条腿的钟赤兵。贺子珍当即给延安去信,要求与她们同往莫斯科。毛泽东看了贺子珍的来信,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他与洛甫商量,给西安办事处拍了电报,同意在第一批赴苏治病的名单里添上了贺子珍的名字;另一方面,他接连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兰州办事处、新疆办事处通了电报,希望他们能好言劝慰贺子珍,使她放弃这次出国的打算。林伯渠、谢觉哉、王定国等同志苦口婆心,但最终未能劝阻住贺子珍。直到1938年1月,贺子珍才抵达莫斯科。身处异国他乡的贺子珍,当然无法得知父亲已告别人世,长眠赣州,母亲只身一人从赣州到达延安。毛泽东安顿照应了杜秀最后的岁月。后来杜秀病逝时,毛泽东亲笔手书墓碑。胡宗南占领延安时,把坟给平了。收复延安后,毛泽东自己出钱,再次请老乡重新做坟安葬。
杜秀离开赣州之际,正是南方抗日健儿不断开赴前线之时。由于新四军主力的开拨,国共双方的摩擦时有发生,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到了1938年10月,赣州的局势开始紧张,“白皮红心”担任保长的共产党钟元素被当局抓了起来。地方党组织感到贺焕文移灵回老家安葬一时尚不可能,长期停放终不是办法。为了以防不测,由李声洪请道士秘密选好墓地,然后悄悄地将贺焕文棺木埋了起来。于是,湖边岗边排添了一座新坟。
岁月疾驰而过。几十年过去了,坟还是那个坟,墓还是那个墓。一切都凝固了,一切都静止了。贺焕文、杜秀,一南一北,分别长眠在赣南、延安。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前夕,人们凭吊革命老人贺焕文、杜秀及所有长眠在红土地下的英灵,不仅仅是叫人重温往事,更要贤的是使人记住历史,不忘历史。
199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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