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做我们的亲戚太难了……
——转引自《新民晚报》1994年8月28日

    一
    黄土，掩埋了“国丈”的忠骨，却埋不住那段悲壮的岁月。往事，如烟如雾飘散，后人也许将渐渐淡忘，历史却永远不会忘记。
    在千里赣江的源头，历史文化名城——赣州的近郊：湖边乡岗边排，青青芳草掩映着一座极为普通的坟冢。一圈无声的砖石，划出生命的句号。死去的灵魂同那个时代一同沉到地底下去了。墓碑默默，深藏着半个多世纪前的苦悲，花开花谢，黄土堆盖满了旧事的青苔。奔流不息的赣江，潮涨潮落，那拍岸的涛声，似用沉重雄浑的声音在问：
    “是谁？……是谁？”
    青山不语。江风无言。
    在那把人奉为神的年代，“毛泽东”作为当代中国天上的太阳、人间的救星，对于他作为正常人的普通生活尤其是有关婚恋家庭的方方面面，那是一个神秘的“黑匣子”，是布满地雷的“禁区”，特别是那位不可一世的“亲密战友”、“英雄旗手”活跃在中国政坛的年代，人们更是讳莫如深，既怕犯忌，更怕对光芒万丈的太阳、完美无缺的领袖有所“亵渎”。
    当毛泽东逐渐走下“神坛”，从隔膜的“天国”回到火热的人间，“下凡”的毛泽东离人民越来越近时，人们开始讨论这不太引人注目的坟墓，议论这墓中常眠的主人。然而议论归议论，知情人心中有数，不知情人半信半疑。
    1984年清明。乌云擦拭着眼泪。墓碑已长出深深的皱纹。一位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福建省副省长，当时为全国政协常委、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的老人，千里迢迢，专程前来凭吊长眠墓中的魂灵。春雨濛濛，那么细密，缠缠绵绵，编织着一种思绪，每根雨丝都是一根心弦。白发老人打伞的手微微颤动，颤动的手，把心事弹得很疼，很疼。
    这位打伞的老人，名叫贺敏学。这个贺敏学，就是毛主席在《西江月•井冈山》一词中“黄洋界上炮声隆”保卫井冈山斗争中的炮手。仅有两发炮弹，还有一发是臭弹，只响了一发，轰隆一声，就把敌人吓跑了。他是贺子珍、贺怡的大哥，是毛泽东、毛泽覃的大舅子，而墓中长眠的正是他的亲生父亲、毛氏兄弟的泰山——贺焕文。人们怎么也不会把这不显山不显水的平凡堆与这样一位不平常的人物联在一起。这是“国丈”之墓啊！
    沿用当地农民的说法，墓中长眠的是“毛泽东的老丈人”。那可是“皇亲”。岗边排这可是风水宝地。这位“国丈”——贺焕文，祖籍江西永新县烟阁乡黄竹岭村，世代务农，到了他祖父这一辈，成了永新望族，家产丰厚，买下了二百来亩茶林和二十亩土地。家中富裕起来，贺焕文也就上了私塾，知书识字，成了读书人。那时，花钱可以买官，贺焕文捐了个举人，当过安福县县长。贺焕文官运不通，当县长时间不长，便被撤职回到永新，且前妻欧阳氏不幸去世，娶了广东姑娘杜秀（一作温士秀）为续弦。杜秀长得俏丽，识文断字，在祖籍广东梅县也算是大家闺秀，因其父遭厄运，不得不随父迁往永新。丢了县长的贺焕文在永新衙门当了个“刑门师爷”，却被一场官司牵连进去，被关入大牢。为赎他出狱，家产几乎卖尽，从此家道中落（其时1914年，贺子珍年仅4岁）。
    出狱后的贺焕文看透尔虞我诈的官场，再不过问仕途。用今天的时髦话进，毅然“下海”经商。他在永新县城南开了一小店，经营杂货生意，取名“海天春”。这是一片极典型的南国杂货铺，滨临禾水，屋舍低矮，两根柱子顶着屋檐，撑着一个突出街面的骑楼。传说，有个知名的风水先生，一天在这铺子前后左右绕了三圈。别人问他，他一声不吭就走了。怪的是，第二天，那个先生又来了，围着铺子东望西瞧，左转右转，还是一声不吭。这下急坏了贺老爹，好烟好茶赶忙招待，问长问短。问了半天，这老先生才意味深长地说：“屋舍虽破，两柱支撑；不进钱财，就出人才。”贺老爹还要问个究意，老先生推托“天机不可泄露”，便匆匆抽身走了。
    “不进钱财出人才”，这话竟被先生言中。贺焕文娶了杜秀，生下三子三女，三子为贺敏学、贺敏仁、贺敏振，三女为贺桂圆、贺银圆、贺先圆。大革命后赫赫有名的“永新三贺”，便是指贺家三兄妹。
    大哥贺敏学，聪敏好学，武艺高强，与后来上了井冈山的袁文才是同班同学。大革命前，就是永新禾川中学的学生领袖；1926年入党，成为永新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
    长女贺桂圆，1910年中秋节出生。恰逢桂花飘香，圆月当空，于是取了雅号“桂圆”。上学后，她自己取名“自珍”。参加革命后，改为“子珍”。1925年，贺子珍担任了永新第一任青年团支部书记；北伐军经过永新时，国共合作，年仅16岁的贺子珍出任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部长，成为永新十分活跃的人物；1927年先后任中共永新县委妇委书记和吉安特委妇委组织部长；1928年夏，红军“三打永新”之后，特殊的环境，共同的事业，贺子珍成了毛泽东的戎马伴侣、患难夫妻。
    贺银圆也就是贺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小精明泼辣，机智伶俐。早在永新福音小学念书时，就与姐姐贺子珍一起与教会党的洋先生作斗争，组织悼念“国父”孙中山先生。1927年7月吉安事变，永新县城门紧闭，贺怡来不及出城，面对敌人的大搜捕，她姑母从元亨利绸布店借了一整匹布，她把布缠在身上，乘着漆黑的夜色，敏捷地从城堞上吊下去，免了杀身之祸。1931年7月20日她在东固与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结婚。于是，贺家两姐妹嫁给了毛氏两兄弟，贺怡既是毛泽东的弟媳，又是他的小姨。
    这是墓中的贺焕文乃是毛泽东、毛泽覃兄弟的老丈人！中国人是非常重视坟墓的。不仅要选一块风水宝地，讲究把坟场修得和死者的身分、地位相称，有条件的还必须认祖归宗。贺焕文为什么客死他乡，葬身赣州？

    二
    “鸽子飞了”，红军走了。走的艰险重重，留的生死未卜。苏区军民经历着战斗失利、骨肉分离的双重煎熬。贺子珍撕肝裂肺割舍亲骨肉，贺焕文一家四口留在赣南
    肃穆的瑞金白塔，呜咽的于河古渡。
    秋风，落叶。一抹滴血的晚霞。
    历史，用血染泪浸的沉重之笔记载着：
    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危难之秋——由于王明“左”的错误，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惨遭失败，主力红军被迫被行战略转移。
    红旗飘，
    军号响，
    子弟兵，
    别故乡，
    王明路线滔天罪，
    战略转移去远方。
    由兴国籍将军肖华创作的《长征》组歌，一开始便把人们的思绪带回那血雨腥风、生离死别的峥嵘岁月。
    在广昌前线，炮火连天，红军战士血流成河的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的日子里，红都瑞京（金）沙洲坝也连连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中央苏区的党政机关不得不进行第三次搬迁。经过“赣南会议”、“宁都会议”连续打击的毛泽东，党内、军内职务均已被剥夺一空，只剩空架子的政府主席。1934年7月，他与贺子珍带着三岁的“小毛”，离开了自1933年4月起生活了一年零一个月的沙洲坝元太屋，迁到瑞金城西19公里处的云石山一座青瓦黄墙古寺。古寺建于1857年，占地约300平方米，寺门口有一对联：“云山日永新如昼，古寺林深不老春”。毛泽东住在左厢房，一位法号“乐能”的和尚留住右厢房。开始，警卫人员要和尚搬走，毛泽东连忙制止：“他们是主人，我们是客人，岂有反客为主之理？”于是，彼此相安而居。中间佛殿亦有一联：“云拥如来此地无殊天竺地，石磨直性几人直步卖花人”。
    在这里，毛泽东和朱德于1934年7月15日共同签发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也是在这里，毛泽东写下了《坚持敌后游击战》。已经无权过问最高决策的毛泽东在这里与又身怀有孕的贺子珍和呀呀学语的儿子小毛过了一段难得的清静生活。毛泽东常坐在寺后大樟树下圆圆的石凳上读书，兴致好时，还会用铅笔随手给儿子画上几笔有趣的东西或讲一两段故事，甚至还和警卫员吴吉清带着小毛到草丛里、田埂上抓蚱蜢、捉蜻蜓，逗得小毛拍着巴掌，咧开小嘴咯咯地笑。贺子珍则用自己的旧军装精心为小毛缝制了一套灰色小军装，一顶小小八角帽，帽上还缀上一颗红五星。毛泽东赞美地对贺子珍说：“嗬，我们的小红军！”常常两人牵着小毛的手，散步聊天。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姻生活并不协调。毛泽东属于那种深沉、刚毅，有时甚至刚愎自用，具有阳刚之气的人，惟有那种婉柔、贤淑、温顺、聪颖的女性才能与之互补。而贺子珍的性格与毛泽东有太多的相似。她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女人，有着挥刀上阵的男子汉气质，争强好胜，性格刚毅。毛泽东曾诙谐地说：“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碰响叮当！”然而，他们的感情是在战火中孕育生长的，尽管有过矛盾，有过误解，但他们是真诚相爱的，在彼此的依存中共度岁月，是相濡以沫的戎马伴侣、患难夫妻。1982年，贺子珍在回忆她与毛泽东在一起的时候说：“毛泽东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的性格有豁达豪爽的一面……”第三次反围剿时，在兴国县的高兴圩，敌人的一颗炸弹在贺子珍及古柏的夫人曾碧漪身边爆炸，两人当时都失去了知觉，等她们苏醒过来赶上队伍，已是第二天黎明了。毛泽东看到她们平安归来，又惊又喜，诙谐地说：“通讯员向我报告说，亲眼看到你们被炸弹炸死了。我还打算战斗结束后，为你们开个追掉会。你们这是人回来了，还是鬼回来了？”在场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贺子珍说：“我们不但人回来了，文件箱也平安回来了。”事后，毛泽东对贺子珍充满深情地说：“我还以为这回连你的尸骨都找不回来了。敌人要认出这是我的老婆，还不拿你的头去领赏呀！”尤其是小毛的出现，使他们的感情更加融洽，更加刻骨铭心。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把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的军权剥夺了。痛苦的毛泽东会后南行两天，在瑞金连脚也未落，继续东行，到达福建汀州（长汀）。毛泽东直奔福音医院看望老朋友傅连璋。
    “毛泽东，恭喜！恭喜你喜得贵子！”傅连璋一见面便连声对毛泽东说道。原来14天前，贺子珍在医院生下一男孩。在傅院长带领下，毛泽东见他们母子平安，烦闷的心境得到暂时的宽慰。当时，贺子珍患痢疾，请了个奶妈。奶妈是江西人，习惯地喊孩子“毛毛”。这样一来，孩子的奶名便叫“小毛”。毛泽东听了，大笑道：“这倒是一语双关！人家喊我‘老毛’我的儿子不就成了‘小毛’！”在笑声中，毛泽东给儿子取了大名，叫做“毛岸红”。岸是沿用了岸英、岸青、岸龙的“岸”字辈，红则是生于红区，长大了当红军，继承红色事业之意。转眼，小毛已是三岁，而且打扮得像个小红军，这是毛泽东、贺子珍两人爱的结晶。
    1934年9月中旬，毛泽东离开云山古寺，前往于都，贺子珍带着小毛送到云石山下。小毛喊道：“爸爸，带我一块儿去。清清（指吴吉清）背我！”毛泽东抱起小毛，亲了亲说：“爸爸有任务，你跟妈妈在这里。”并把孩子交给贺子珍，嘱咐了几句，便返身走了。10月18日，贺子珍接到通知，调到卫生部干部休养连，随军转移。几乎就在同时，她接到毛泽东在于都出发，不再回瑞金的来信。下午3点队伍就要出发，时间迫在眉睫。她销毁了文件，准备好干粮，对伤病员作了部署，接下来要干一件最不忍心却不得不干的事：小毛无法随军行动，必须把他托付给留在苏区的妹妹。“哒哒”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毛泽覃、贺怡两人飞马前来。贺子珍也不及寒暄，开门见山地说：“润之来信了，他在于都等着我。小毛只能托付给你们了!”气宇轩昂、不满30岁的红军独立师师长毛泽覃动情地说：“珍嫂，你放心。你到于都见了哥哥，请他也放心。你们要保重！”说到这里，七尺汉子也声泪俱下。贺子珍强忍悲痛，抱着小毛，说：“小毛，快叫叔叔，婶婶。他们带你去坐大马……”不谙世事的小毛转动着眼珠，问：“妈妈，你去不去？”“妈会来的！”“妈妈，你要快来呀！”贺子珍挥挥手，要妹妹、妹夫上马。已上马背的小毛咂着嘴，贺子珍再也看不下去了，猛地调过脸去，泪水潸然流下。当他们走远之后，撕肝裂胆的贺子珍哭得死去活来…… 
    10月18日，41岁的毛泽东渡过于都河。作为中央政府主席，他被编在首脑机关第一纵队。党内、军内都无职权的他只是随员而已。当他走上浮桥时，正是夕阳西下，如血残阳照在于都河上，江里流淌着痛失苏区的凄楚的血泪。这对一个开创中央苏区的领袖来说，其痛苦是难以言状的。
    几天之后，当贺子珍在征途上赶上毛泽东，告诉他小毛已托付泽覃弟和怡妹代管时，同样承受骨肉分离苦痛的毛泽东神情严肃地说：“小毛交给他叔叔、婶婶，过几天会习惯的。等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再回去接他。现在不允许我们带上孩子打仗。我们吃苦是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下一代的幸福啊！”
    秋风秋雨愁煞人。走的艰险重重，前途难料；留的更是凶多吉少，生死未卜。然而以服从为天职的军人，在党旗下宣过誓把一切献给党的共产党员，不论走与留，都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