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以优势兵力，轮番进攻。如果不将敌人的反扑击退，已在红军之手的娄山关便会得而复失。危急时刻，五连长高书官迅速调整力量，亲自带领四名轻机枪手在前开道，二营长邓克明、政委谢振华率四连、六连从公路左侧登上制高点，与一、三营形成交叉火力，阻击敌援军向前推进。（见《新写长征图文档案》一书第394、350页）。

    我们问：听说就在这一仗你还救了钟赤兵。谢振华说：当时，十二团政委钟赤兵负了重伤，敌人就要来了。我们派了几个人把他抬下来，送到修养连，后来一直抬着走。用担架抬着过雪山、草地。

    娄山关一仗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取得的第一大胜仗。这一仗是关系到红军能否在敌中央军到来之前及时消灭守关的黔军，并再占遵义，扭转战局，决定红军命运的关键一仗。彭德怀曾经说过，红军实际上是赢得了两个胜利，一个在娄山关，另一个在乌江畔。毛泽东在其长征途中写下了的第一首诗中誉其为“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在娄山关一仗立下奇功的谢振华，当时就受到彭德怀的称赞：“你们打得好，追得快，要继续追下去，不给敌人以喘气的机会。”

    三、临危受命，执掌三晋。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江青、康生直接插手挑动下，山西省党政领导权于1月12日被造反夺权。从此，两派严重对立，武斗逐步升级，各级班子全部瘫痪。为了稳定局势，制止武斗，谢振华奉命率六十九军由河北保定进驻山西，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

    1969年在党的九大召开之机，由于“四人帮”不断挑动三晋大地的武斗有增无减，连“支左”部队也受到揪斗和围攻。山西的严峻形势惊动了毛泽东。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代表党中央宣布：由谢振华接替刘格平为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长，后经省党代会选为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谢振华成为毛主席亲点的八大将军省委书记之一。

    根据周总理关于迅速恢复和健全政府部门职能的指示精神，谢振华首先抓党的干部政策落实，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全省县以上领导干部90%以上得到复职，有的还得到提拔，使山西成为当时全国落实干部政策最早最好的省份之一。1970年山西省粮食总产第一次突破百亿斤大关，大同、阳泉的大型煤炭生产企业，重新创造出在全国领先的成绩，评为全国红旗煤矿。受到周恩来、李先念的表扬。

    用心险恶的“四人帮”妄图搬掉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打倒周恩来，“整军队”，“夺军权”，认定谢振华是周恩来在山西的代言人，而周恩来是他的“黑后台”。于是挖空心思，借《三上桃峰》进京调演之机，以“为刘少奇翻案”罪名，蓄意制造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冤案。江青歇斯底里地叫嚷：“今天我特意穿军装来看戏，就是要炮轰谢振华！”王洪文也特意以党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人发大会堂东大厅主持了山西省委常委赴京汇报会，并在会上说：“你谢振华不批林，不批孔，却批什么极左思潮，你支持的《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是谁指使你干的？谁是你的总后台？你要交待清楚。”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面对“四人帮”的威逼，谢振华威武不屈，坚定地回答：“地方晋剧《三上桃峰》是根据中央文化部核心小组的意见调到北京汇演的，根本没有什么后台！”

    1974年3月下旬，谢振华回到山西后，实际上就被罢了官，对他的批斗大会连续开了两个月。粉碎“四人帮”后谢振华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81年1月18日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