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雀变雄鹰，天高任鸟飞

    抗美援朝初期，空军虽然已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飞行员，但空战结果表明，我们空军更缺的是一大批有实际经验的空中指挥员，尤其是高中层的飞行指挥干部。

    1951年，也就是我任参谋长的一年后，我又被任命为第五航校的副校长。在干部体验时，我发现自己的身体很好，完全可以参加飞行训练，于是我正式向校党委提出了学习飞行的请求。

    没想到这个要求一提出，立即遭到四面八方的非议和阻力。有些人说：“杨思禄，你连小学校的门都没进过，怎么能学会飞行呢？”

    还有人说：“你这么大的岁数了，老胳膊老腿的，在空中能应付紧急情况吗？要是飞不出来，不更丢人吗？”

    苏联顾问也劝我，说：“世界上还没有三十三岁才开始学飞行的人。就算我们敢带你飞，你要真有一天摔死了，也岂不可惜？！”

    就在人们纷纷议论，疑惑不解之时，刘亚楼司令员听到这件事后，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干别人没有干过的事。杨思禄同志岁数大一点是事实。但他身体好，有决心，为什么不能学一学呢？将来能飞出来最好，就是飞不出来，也可以掌握一些空中的飞行知识，对部队的管理有好处嘛！这样的干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需要更多一些懂飞行的老同志。这个学费我出。”

    于是空军党委批准了他学飞行的请求。然而，深奥的飞行理论和复杂的驾驶技术，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杨思禄来说，确实和登天一样难。三十多岁了，要从头学习数理化、ABC，特别是飞行理论、领航专业、飞机构造、空气动力学等专业课程，过了一关又一关。进入学习飞行驾驶技术，更是难上加难。因为他的教官是苏联人，不会讲汉语，他又不懂俄语。翻译又常常搞错，一次在空中练习把“收油门”错译成“带点油门”，差点出了大事故。

    我在五航校学飞行时期，正是人民空军刚刚起步的时候，飞行事故也比较多。

    一天，五航校里与我一起进行训练的另一个飞行大队发生了一起空中相撞，造成两名学员，两名教员同时遇难的严重事故。

    不久，又发生了地面氧气瓶爆炸，伤亡多人。同时又传来了调入空军并已担任师长的张震和、马勇两位同志在飞行时不幸，牺牲的消息。老战友的牺牲固然令我内心非常难过，但他们的牺牲丝毫不能中断我继续学飞行的决心和意志。相反，更激励了我以最大的勇气和毅力去克服飞行中的种种困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问题发生后，校党委很重视，又给我换了一个被留用的伪满时期的中国教官，叫戴逸民。对我的教学极为严谨负责。我也没有因为他在伪满军队服过役而歧视他。相反真正地把他当作老师和同志，认认真真地做他的学生。

    1951年夏天，终于迎来了放单飞的日子。那一夜我激动得难以入睡。这一天的来临，对我来说的确是来之不易。因为在同一批的学员班里，我的同班学员大都是高中毕业生，年轻聪明，与他们相比，我的条件最差。但没想到的是，我却是同期学员中学得最好的，而且是第一个放单飞的。领导之所以第一个给我放了单飞，也希望我能给其它学员做个好样子。

    真的是好事多磨。第二天一早我们所有人聚集在机场时，只见天空阴云密布，风速又大，能见度也很差，飞行计划只好取消。紧接下来在连续三天待命的日子里，我心急如焚。一直到第四天早晨，机场上空，才跃出一轮冉冉升起的红日。当我的飞机滑到起飞线上时，所有的教员，还有几十名同学都在塔台边上关注地望着我。飞机腾空而起轻松地绕过塔台，一转弯，二转弯，三转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