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初，任广东省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刘军在办公室

    1960年1月1日，我父亲吴瑞林奉中央军委命令，调海军南海舰队任司令员。母亲刘军也即从北京国家化工部设计院党委副书记任上，调任广州市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兼任党委办公室主任。随后举家南迁广州，

    我因面临高中毕业高考在即，就留在北京。7月，我从北京101中学毕业，进行高考后，母亲刘军同志来信说，你可不必再去广州，直接回到你的出生地山东莱芜，你的姥娘和大舅还健在，你回去看看他们，他们是养你、育你的恩人，你应该知恩图报。秋后，若考上了大学，就去上大学；若没有考上，就落土为根，在你出生之地，报效国家。

    奉家慈严令，在考后的第一天，我就简单收拾了一下，登上了去山东泰安的火车。几个小时后，到达泰安，但没有赶上从泰安到莱芜的每天一次的班车，只好在泰安找了一家狭小的旅店住下。这个旅店使我想起了，我读过的“隋唐演义”中，秦琼落难卖马时住的小店，阴暗、潮湿、一张狭小的土炕，糊着窗户纸的小土窗，一片土腥味，使我初步感悟到人生的意义。

    第二天，我终于到了莱芜，在汽车站见到迎接我的二表姐刘淑文，回到家中，拜见了年已七旬、白发苍苍、颤颤巍巍的姥娘，抱头相拥，泪流满面！年过半百、已略显秃顶的大舅也在长久地注视着我，默默不语，尽显历经苍凉悲喜交集的神态尽在其中。稍事休息，大舅领我在这个农家小院散步，进入二进院，突见满眼红光一片，只见在这小院的南墙下，一颗硕大的石榴树，红花正在怒放，大舅随口吟道：“似火石榴映小山，繁中能薄艳中闲。一朵佳人玉钗上，只疑烧却翠云鬟”。大舅见我一脸茫然，就说道：这是唐朝大诗人杜牧吟唱石榴花的一首诗，《山石榴》。我们小时候，你姥爷叫我们读的，也是你妈妈喜爱的一首诗，这棵石榴花也是你妈妈在家时最喜爱的，但你妈妈已有二十年没有见到它了，这也是你妈妈叫你回来的目的吧。

    在以后的二十多天中，我终日陪伴这颗石榴树，也陪伴着我姥娘、大舅、大妗子、大姨、二姨以及众多乡亲，他们给我讲了我母亲的诸多故事，再加上四十多年来，为父母整理回忆资料，父母的具体形象，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清晰。

    今年，是母亲九十五周年诞辰，写此追忆文字，以纪念我亲爱的母亲。

1938年参加八路军前的妈妈刘军

    我母亲刘军同志原名刘骏贞，1920年农历八月二十日生于山东省莱芜市牛泉镇刘家庄一个中农家庭。她的父亲名刘运赢，字化东。他读过诗书，是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系当时具有民主革命及爱国主义思想的小学校长。母亲从小受其影响，从6岁起就在他任校长的本村小学读书。11岁后考入莱芜县立第一女子小学读高小，13岁考入莱芜县立师范讲习所，16岁考入山东省立济南女子师范学院，毕业后任莱芜县立第一女子小学教员。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母亲即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学习、宣读中共中央发表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群众行动起来，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鼓动活动。在莱芜城乡人民群众中震动很大。1938年2月，母亲参加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四支队，1938年4月经杨纯、朱玉干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

    在部队参加过破袭公路、攻打日寇泰安角峪据点的战斗和鲁南费县讨伐土顽申从周的战斗。1938年六、七月间，中共山东分局决定，调母亲回莱芜县，任中共莱芜县委委员、县委妇女工作部部长。分工负责发动和组织莱芜妇女群众，参加抗日救国及妇女解放运动。不久，即争取担任了公开合法名义的莱芜县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妇女动员部部长。任务是联合各界妇女代表，深入城镇、农村，进行抗日救国的组织和宣传工作。高举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大旗，召开各种群众会议，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号召各界人民团结一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扩大、壮大人民武装。推动莱芜、泰安城乡人民群众形成抗日高潮，组织抗日团体和力量。

    1938年12月，山东分局决定在泰山地区七县（泰安、莱芜、新泰、淄川、章丘、博山、及泰泗宁）建立中共泰山地区特委，中共山东分局指定母亲参加中共泰山地区特委，任特委委员、妇委书记，分工负责泰山地区妇女运动的领导工作。

我的父亲吴瑞林将军晚年在写回忆录

    我的父亲吴瑞林在他的有关抗日战争时期的回忆录中，记载了与我母亲第一次见面的情况。

    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正式决定建立中共泰山特委，调我任特委军事部长，对外称山东纵队第四支队一大队大队长。特委于1939年元旦成立，约在同年2月间，我到达圣井村与泰山特委诸位领导同志会合。只见村里的道路是用石子、石板铺起来的，充分显示出山区村庄的特色。

    在村里，终于找到了特委书记兼四支队一大队政委夏辅仁同志，我把分局的介绍信和纵队的任命书都交给了他。夏辅仁同志是位很持重的知识分子，白净的面容，语言虽不多，但对人态度和蔼谦虚。我们互相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他就带我到一个小院子里，说这个院子原是村长们的议事处，早已安排作我的住所，要我先休息好，待他通知特委各位委员来相见，然后再开会研究工作。

    第二天早上刚起床，夏辅仁同志和特委组织部长刘莱夫、宣传部长董琰、工会主席许光明、妇委书记刘军、青委书记彭自芳等同志都来了，夏辅仁同志一一向我作了介绍，大家都热情地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昨天他们就已商定到我这里来共进早餐，以示欢迎。只见刘莱夫同志提来了一篮子咸鸭蛋和小咸菜，董琰同志提来了一筐子馍馍，刘军同志提来的是一壶开水，彭自芳同志拿来的是筷子和碗。大家吃得很高兴。夏辅仁同志说：“为了欢迎你，莱夫同志昨天专门去牛王泉镇买来了这些咸鸭蛋。 ” 我衷心地一再表示感谢。吃完早饭，夏辅仁同志就宣布特委会开会。大家自找座位，随和融洽，每个同志的特点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刘莱夫同志，是莱芜三区西上庄人，出生于农民家庭，知识分子，为人开朗，爱说笑话。

    董琰同志，新泰人，也是位知识分子，抗战前曾坐过国民党监狱，经张经武同志营救获释，他不像刘莱夫同志爱说爱笑，但善于思考，对问题的观察较仔细。

    彭自芳同志是从平津来的学生，东北口音，穿着长长的黑棉袄，戴着小瓜皮帽，不拘小节，不修边幅。

    刘军同志，是莱芜第一个参加八路军的女战士，抗战前在济南女师读书，徂徕山起义后参军，热情积极。

    许光明同志，博山煤矿工人出身，40多岁了，为人忠厚老实，也不爱多说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集体，从现在起，自己要在其中很好地工作、生活和学习，要和这个集体打成一片，同呼吸、共命运。

    夏辅仁同志要我先传达分局和纵队郭洪涛、张经武、黎玉3位领导同志的口头指示。我尽自己所记，源源本本地作了传达。夏辅仁同志扼要地向我介绍了泰山区的基本情况。特委的工委、青委、妇委都建立起来了，配备了干部；特委所属的莱芜、泰安、新泰、博山、淄川、章丘、泰（安）泗（水）宁（阳）7个县委也都建立了机关，配备了工农青妇工作干部，县以下建有30多个区委，不少乡村建立了支部，共有500余名党员（含候补党员200余名）；各县正着手建立群众组织，工作比较活跃，群众性的抗日斗争正在蓬勃兴起，但对敌占区的工作尚有待研究和布置。这些情况说明，泰山区是有大发展条件的。

    最后，会议研究了特委和军分区机关究竟摆在什么位置为好的问题。“就这样，我母亲刘军和我父亲吴瑞林在会议中相识了。

    中共泰山特委妇委书记刘军同志与当时任泰山区特委常委、军事部部长的吴瑞林同志在工作中相识、相爱。1939年5月6日，报告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长霍士廉和分局妇委书记史秀云同志批准后结婚。

    结婚前，妈妈刘军和爸爸吴瑞林约法三章：一为政治立场坚定，世界观一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二为服从组织，服从党的利益，是最高原则；三是互爱、互助、互尊、互学，在工作上决不拉后腿。他们共同生活了五十六年，相依为命，共同战斗。在各个革命战争时期及经济建设时期，都各自坚守岗位，为人民利益做贡献。

    1995年4月21日，我的父亲吴瑞林因病去世，享年八十岁。实现了他们结婚时“白头偕老”的誓言。

1945年秋冬季，山东八路军部队挺进东北，父母亲奉命北上。在东北，母亲刘军和战友们的合影，照片右一为刘军

    1940年1月，泰山地区于莱芜县六区响水湾召开工、农、青、妇群众代表大会，选举成立泰山区行政专员公署，泰山区抗日救国妇女联合会也同时选举成立，母亲被选为主任委员，主持泰山区妇女救国联合会的日常领导工作。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妇救会大力动员青年参军参战，掀起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的参军支前高潮。

    在后方，妇救会、青年团组织识字班，对妇女进行政治教育，揭穿封建迷信对妇女的束缚，提高妇女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组织妇女自卫队，站岗、放哨，传递情报，掩护救护伤员；组织民兵，军民携手共建抗日根据地，保卫抗日根据地。

    1940年，山东省战工会（省政府组织），号召各地区成立妇女宪政促进会，泰山区也成立泰山区妇女宪政促进会，母亲被选为妇女宪政促进会主任委员，泰山区参议员，山东省参议会议员等领导职务。

    1940年6至8月，山东分局山东各界抗日救国筹备会，在沂南县青驼寺、孙祖一带召开工、农、青、妇、文群众组织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是我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政权），并成立山东省各界抗日救国会(工、农、青、妇、文)。母亲被选举为山东省妇女抗日救国联合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山东省妇联生产部长。

母亲刘军（照片左一）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照片右一）为独立营政委李枚青烈士

    同年8月，山东省的会议开完后，母亲即回泰山区，正赶上鲁中区党委和泰山地委分别召开粉碎敌人秋季大扫荡的准备会议，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会议决定：一是分散领导；二是压缩机关；三是深入群众，下基层，领导群众进行间壁清野，与群众一起反扫荡。要依靠群众，保护群众的利益，尽量减少损失，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做好准备工作，立即分散，到指定的位置上 。

    当时, 母亲怀孕已有八个月了，临近产期。地委决定要她到莱芜县五区，马龙崮村，隐蔽待产，并巡视工作。由该区妇救会主任刘文清负责具体安排，还有一位名叫亓振明的小同志负责照料。该地区是刘文清的工作地区，她在那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根据决定，他们立即出发，从地委驻地到隐蔽的地点约有六十里地，步行了一天，到达时天已经黑了。到时尚未找到该村的党支部书记，未及接上头，以得到支部书记的安排。由于他们走的实在太累了，三人即在一家与刘文清关系很好的老大娘家住下了。

    半夜以后突然听到枪声大作，原来是从莱芜城出来一股敌人包围了马龙崮村。敌人一进村，就到处搜查八路军。母亲住的房子被日本鬼子和由伪县长带领的一股伪军包围了。老乡将母亲掩盖在草柴垛里，敌人以烧房子胁迫群众，为了保护群众的利益，和掩护另外两个与母亲同行的同志不被逮捕，在紧急时刻，她即从草堆里站了起来，拍去身上的草梗，理好零乱的头发，沉着地说：“你们不要烧老百姓的房子，我出来了。”

    与敌人作面对面的斗争，母亲大义禀然地打了伪县长几个耳光，大骂他们是汉奸卖国贼。于是，母亲就被捕了。但她利用大声讲话的机会，暗示刘文清会长和亓振明同志，叫他们赶快转移，刘军同志掩护了他们。这样，刘、亓两同志得以解脱，成功地脱险。母亲被敌人捆绑起来，和本村的人被捆连在一起，连成一串，被敌人赶着走。后来，由于母亲怀孕在身，实在走不动了，敌人就将她扔上了汽车，拉到了莱芜县城，投入了敌人新建的监狱木笼中。

    母亲在木笼中站了三天三夜，敌人既不给吃也不给喝，甚至连板凳和被子也不给。气得母亲浑身冒火，她大声喊叫：“我是中国人，我是为打日本救中国的，我犯了什么罪！？”“日本鬼子为什么把我抓起来？为什么不给吃饭？为什么不让喝水？”她使劲地喊，也没有人理。一直在木笼里关了三天三夜。后来，日本人派翻译来开锁开门，将母亲放了出来，推她到上房，开始审讯。

    在敌人的审讯场上，母亲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敌人问：“你为什么参加八路军？” 母亲回答说：“为了打日本，救中国，不做亡国奴！”敌人问：“是共产党员吗？” 母亲回答说：“我真想当，但不够条件。”敌人又问：“怎么住到老百姓家中了？” 母亲回答说：“我快要生孩子了，跟不上队伍，就离开丈夫，住在老百姓家中休息＂。敌人问其它什么，母亲一律不理睬，更不开口。审讯完后，敌人又将母亲投入到木笼中。又过了一天一夜，母亲已临近生产。敌人既没有从母亲的口中得到任何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材料，也出于假人道主义的手法，于是将母亲从木笼中放出，送到莱芜县伪政府的看守所，押禁起来。

    看守所关押的“犯人”，有男有女，都是抗日救国的“抗日罪”犯。看守所所长是敌人从外地派了的，确实是一个汉奸。另外还有三个看守，两男一女，一个叫商文学，一个叫杨豁子，另外是一个姓于的老太太。他们都是母亲原来上学时学校的工友，他们几乎是看着她长大的。他们都恨日本人，恨汉奸，都和母亲一条心。长期以来，我党在莱芜县城做了扎实的工作，群众基础很好，群众的觉悟很高。

    母亲被关到看守所后，她的学生们都来看她，给她送书送报，传递消息。伪县长出于自我保护的意愿，也是慑于八路军的威力，带着他的太太来看母亲，向她赔礼道歉，并树起大拇指称母亲为爱国青年（意指在被捕现场打他骂他之事）。伪县长的太太后来竟传来了泰山地委书记给母亲的信，信中称他已部署好，要城内的地下党营救，要坚持斗争，与地下党人员配合，便于营救出狱。

    同时，地下党也派人与母亲直接接头，让她坚持斗争，拖延时间，党正在部署营救的具体措施，待时机成熟，立即营救出狱。看守所的商文学老人、杨豁子、于大娘都是尽量帮助，带信，与外边联系，醖酿与越狱逃跑的事。在被捕期间，敌人对母亲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或严刑拷打，或威胁利诱等等。母亲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屈，闭口不说。始终没有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身份，绝不暴露自己的工作身份和职务，绝没有暴露共产党组织的行为。

    母亲被捕后，中共泰山区地委书记与莱芜城区地下区委书记田金声和与敌伪军有工作关系的人员取得了联系，地委书指示要与敌人坚持斗争，并告诉，组织上已经安排了营救措施。1940年11月7日，母亲在敌人的监狱中生下了她的儿子，即她与吴瑞林的长子，也就是我～吴继云。 母亲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坚守了共产党员的道德品格。

（1940年秋，山东沂蒙抗日根据地，八路军鲁中军区的主力“老二团＂，吴瑞林、李伯秋与战友们的合影。）（后排左二为吴瑞林）

    关于营救母亲，原沈阳军区政委、时任鲁中八路军四支队一团政委李伯秋的回忆录“老二团的带头人”中，做了如下的记载：“一九四○年九月，我们第四支队一团改为山东纵队一旅二团。这时，山东日军集中日伪军一万四千余人，对我沂蒙地区进行合围大“扫荡”。 史称“九、一八”大“扫荡”。二团奉命转入泰山地区寻求战机，实行外线作战。

    九月，吴瑞林同志和我率领一、二两营转向莱芜、章丘、淄川边区，计划以奔袭的手段打掉伪军高松坡部的一个据点。不料行动企图被敌人发觉，战斗一夜，未能奏效。恰在此时，二团的侦查员从后方带来一个坏消息，吴瑞林的夫人刘军同志在莱东的龙崮山区工作时，被莱芜敌人捕去，情况不明。

    这时，她已怀有八个月身孕。这对我们和部队都是一个极大的震动，对吴瑞林同志的打击就更不用说了。刘军同志是莱芜刘家庄人，是泰山地委的妇委书记。在徂徕山起义之初，她曾是第三中队唯一的一位女兵。在此之前，她的父亲被鲁西镇的红枪会、汉奸头子亓象德抓去，就因为它是吴瑞林的老丈人，而惨遭刨腹、挖胸、剜眼、割舌残酷杀害陈尸荒野。

    我深知吴瑞林同志的处境，我让他先安静休息，由我部署部队撤出战斗，争取休整，移地再战。同时，派人去泰安地委联系，了解刘军的情况，研究营救的办法。当时敌情紧张，日军对沂蒙山区的“扫荡”还在继续。我们的任务是积极在外线寻机歼敌、开战破袭活动。至于营救刘军同志的办法，眼前能做的，只有更沉重地打击敌人，特别是积极设法痛打莱芜的敌人，才能迫使敌人有所收敛，使之不敢轻举妄动，以求争取时间，等待时机营救她出狱，此外别无良策。

    当时，党的莱芜区委组织力量很强大，以一批抗日爱国知识青年为骨干，在城乡各界和敌伪政权中有一个很强的工作网络，组织相当严密，很有斗争能力，能够及时地提供准确的情报配合我军作战。这一期间，他们已经同刘军取得联系，刘军竟能从狱中写出信来转到吴瑞林同志的手中。我们一同看完信后，又是兴奋，又是伤感，默默相对，不能平静。可庆幸的是，终究营救有门，曙光在望了！这时，泰安地委书记也已写信给她，要她坚持斗争，坚持信念，等待时机，准备越狱，党的组织一定要想办法把她营救出来。由于这是一项秘密的计划，知道的人很少，一场狱内狱外、城内城外的联合斗争在悄悄地、紧张地进行着。

    一九四一年一月，传来消息，刘军在狱中生了一个男孩，她已经安置在一个看监狱的老人家里监护休养，并且通过党的组织与泰安地委保持着联系。没过多久，泰山地委机关派来一个干部，向我通报一个情况，说刘军住在那个老人的家里，已可以带着孩子出城，到东关的一个医疗所为孩子看病，这是一个很好的营救机会。我详细地询问了具体情况，研究了实施营救行动的各种条件，认为机不可失，应该立即行动。当即约定，就在下一个东关大集的日子，二团派出侦查员化妆进入东关，实施营救行动。

    由于刘军一向在地方工作，部队认识她的人很少，必须派得力的、并且是认识刘军的老侦查员去执行这项任务。如果发生意外情况，不能实现行动计划，则要继续埋伏，隐蔽意图，留待下次行动。一项突击营救计划就此形成。我把执行任务的五位侦查员找来，同负责指挥的王宝禹一起，逐个地研究了每个行动的细节。这是一个十分振奋人心的时刻，他们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有的说话声儿都变了，甚至手脚也跟着颤抖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倒不怕他们胆小，而是担心他们胆大心粗、误了大事。我得首先把他们的情绪稳定下来。我说，咱们先练一练基本功。我问：‘你们在家赶过集没有？’一时，大家都笑了起来。我说，就聊聊怎么去赶这次大集。谁打扮什么样子，手上带什么东西，准备买什么货品，各是哪个村，哪个区……　一一作了一番演练。演练结束，大家也就松弛下来，一举一动看着也比较像个赶集的农民了。最后，我逐个检查他们的武器，我把我的那支二十响匣子枪摘下，也一起交给他们去执行这项任务。

    我最后交待，剩下的事情要由你们一个一个地设想一下，把所有出现的情况和危险都一一考虑周到，定出应付的方案，尔后再出发执行。离大集的日子还有三天，准备时间是充分的。”中共莱城地下组织成员吕子明、孙会川和城区区委书记田金声同志将接母亲出狱的计划、时间、地点安排好，又与城外的泰山地委书记刘莱夫联系，而刘莱夫又与我山东纵队一旅二团政委李伯秋联系好，由二团派出侦察员到莱芜城来接应。

    1941年6月的一天，是莱芜城东关大集。泰山地委与一旅二团联系好，派出几位非常勇敢、机警的侦察便衣人员，赶来东关大集接刘军同志。于大娘、吕子明、孙会川同志帮刘军同志闯出监狱，带出城，孙会川对刘军说：“你要脸不变色，心不跳，大胆向外走！” 直闯莱芜城东门，当抱着她的幼儿机警敏捷地走出城门的时候，侦查员一眼就盯上了她，没多久，他们靠近了她，他们让刘军把孩子放到地上，让她快跑，而他们则抱起孩子，把孩子接了过来，接着是在人群中一阵快走，穿过大集，走出了东关，即从城墙缺口跑了出来。

    这一行人的行动，把赶集的群众惊炸了，于是也不顾一切地跑了起来，一边跑，还一边喊：“鬼子来了！鬼子来了！”营救人员也犯疑，以为真的是鬼子来了。但他们还是不顾一切的奔跑，直到城东的上坡村，城关以外，他们一路小跑脱离了敌占区。一直把她送到了地委机关的驻地，就算到了第一站的目的地，见到了区委书记田金声同志。他马上把刘军同志送到中共山东泰山地委机关，地委书记刘莱夫同志接待了她。

    母亲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在狱中拼死斗争了七个多月的母亲越狱成功。母亲向党组织汇报了从1940年8月被捕到1941年6月逃出敌人魔掌十个月的曲折险境，倍感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1941年6月到1942年6月，经地委审查做出结论，报鲁中区党委批准，组织给母亲的结论是：“恢复党组织关系。”鲁中党委书记兼组织部长高克亭同志也反复地与母亲谈话，他说：“你的结论，就是恢复党组织关系。”

    母亲被营救出来后，立即就投入到抗日的工作中，她将孩子寄养在莱芜县牛泉镇刘家庄孩子的姥姥家中 ，但牛泉镇距莱芜很近，日本鬼子一扫荡，刘家庄的老乡，就将孩子从一家传到另一家，保护了我的生命。

    1942年6月母亲调沂蒙地委，任妇委书记、沂蒙区妇联主任。

    1944年调中共鲁中区党委妇委。1944年4月在鲁中区群众工作代表大会上被选为鲁中区妇联主任，主持鲁中区妇女工作。

1965年，母亲刘军（时年45岁）与父亲吴瑞林（时年50岁），在广东湛江宿舍前的留影。

    五十年后，李伯秋同志深有感触地说：“时至今日，这个几十年前发生的震撼人心的故事，不但反映着一代人曲折的斗争历程，而且毅然闪烁着集体智慧和顽强战斗风格的光辉。

    留此一笔，可作为吴瑞林同志正史的补充，使后来人能进一步认识他的高尚品格和战斗的风貌，从中得出一些相应的教益。

    这个故事的当事人之一，还有那个一出生就同母亲一起坐牢，取名叫“小虎子”的吴继云。长大后他在航天部工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奋斗了一生，他不负老一辈人的期望，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了他的全部才华和力量。”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吴继云在航天部科研局负责通信卫星研制和发射工作时，参与了由戚发轫院士（左一）组织的载人航天项目方案的预研工作。到目前为止，还与戚发轫院士保持着深切的友谊和联系。）

（1988年深秋，时任中国航空航天工业部航天工程系统司卫星处副处长的吴继云，奉命执行通信卫星的发射任务。陪同通信卫星工程总师任新民院士（右一）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在西昌机场的合影。）

    1968年，母亲调到北京交通部。母亲去世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中国交通报”2013年6月10日发表了如下消息：“中国共产党党员，原交通部休干办公室副主任刘军同志（副局级。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因病医治无效，于2013年6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刘军同志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抗日战争时期，二十多岁就担任山东泰山区参议员、山东省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兼妇联生产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安东军区政治部组织股长、辽南军区政治部组织科长、后勤部工兵科付政委、五纵留守处付政委。

    全国解放后，又先后在北京任国家化工部设计院党委付书记、广东省湛江港务局付局长、广州市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干部退休办付主任等职务。

    她的一生都在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她的一生都在支持丈夫，为建立、保卫新中国而打仗，而战斗；

    她的一生都在教育子女，继承革命的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工作；

    她的一生都是为了人民，为了他人，唯独没有为自己。

    她是大爱于国，大忠于党，大德于夫，大恩于子女。

    她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女儿，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党员，是丈夫的恩爱妻子，是我们子女的伟大而亲爱的母亲。

    写完纪念母亲的文章，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填小词一首，以记之：

    《钗头凤》

    石榴花，景芝酒。抗日何曾怕断头？

    站木笼（注1），衣衫薄，双眼决眦，射穿苍穹。 烈、烈、烈！

    貌如花，体若柳。巧手亲补衬衣旧。（注2）

    汶水清（注3），蜀山碧（注4），花红似火，情爱炽烈。 切、切、切！

    （注1） 1940年8月，刘军同志为掩护同志和保护老乡毅然从藏身之地挺身而出，被日寇逮捕，站了三天三夜木笼，此时，我尚在母腹之中。

    （注2）1960年12月，我父亲、海军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中将奉中央军委命令率舰队巡视南沙群岛，直至曾母暗沙，宣示我国海疆主权，胜利归来，在家中浴池洗澡，母亲亲手缝补衬衣。此时，我坐在母亲身旁。

    （注3）我的母亲刘军是山东省莱芜牛泉镇人，汶水河畔。

    （注4）我的父亲吴瑞林是四川省巴中人，大巴山中。

（1986年，年已76岁，早已过古稀之龄的父亲在母亲的陪同下，第一次返回了出生地四川巴中。这是父母亲在老宅前的留影。）

    《夜雨寄北》

    唐·李商隐

    君问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

    这是我很喜欢的李商隐的一首古诗，因为我是四川巴中人啊！在中学时代就读过这首诗。文革时期，我告别母亲，回四川巴中，“巴中”正是处于大巴山中。母亲告诉我，父亲十七岁参加红军，长征三过草地，二翻雪山。从抗日战争第一线，到现在一次也没有回去过。你父亲一生战斗在第一线，真是“君问归期未有期”，你是咱们家第一个返回父亲的出生地，巴中老家的。当我到达后的第一晚，也正是在巴山夜雨中与亲人相聚，望着隐约的巴山阴影，听着淅沥的雨声，心中不由自主地默念这首诗。工作后，一次出差去重庆兵工厂，返回时，乘船顺江而下，夜过三峡，也是濛濛细雨，自然也想起了这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