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支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坚决执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逐步发展成为华北抗战的主力军。

    今天，纪念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85周年，对于在新时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教育意义。

    一、坚持以中华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中国共产党主动提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基本侵占中国东北。接着，分兵进犯华中和华北。1935年策划包括山西、山东、河北、察哈尔和绥远在内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建立第二个伪满洲国，中日民族矛盾遂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立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为适应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重大战略转变。

    随后，为了贯彻瓦窑堡会议关于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解放战争结合起来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于1936年9月1日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进而出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使蒋介石被迫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即反共第一、抗日第二的实际对日不抵抗政策。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五届三中全会提出5项要求、做出4项保证。其中，在第2项保证中，提出“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页）。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主动提出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充分凸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的高尚政治品格和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

    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随后，国共两党代表进行了五次谈判，其焦点则是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及红军改编问题。关于红军改编问题，国共两党双方分歧主要集中在红军改编的人数和是否保留红军独立指挥权的问题。其中，对于红军部队人数，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当时，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已发展到7.4万余人。由于蒋介石企图通过改编来削弱红军并取得对红军的控制权，因而最初只允许红军改编为两个师1.5万人。共产党则据理力争，最先提出红军应编4个军12个师组成一路军；后再次做出让步，把红军改编人数降至4个师六七万人，继而降至3个师4万余人，才得以使双方在此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意见。

    尽管如此，经过近半年的谈判，直至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后，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地区上海和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受到日军直接威胁，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继续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推动下，蒋介石国民党和政府对全国抗战方针、政策，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严正指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内部本，第6、第7页。）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急欲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参战，不得不允许红军设立总指挥部，放弃派遣政训人员，并同意中共方面提出的发给经费、补充物资和红军充任战略支队等条件，国共两党的谈判焦点问题才得以基本解决。8月18日，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22日正式发表公布命令。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直接隶属国民政府军委会。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辖第115、第120和第129师，林彪、贺龙和刘伯承依次任师长，全军共近4.6万人。9月11日，八路军改称第18集团军，但八路军的称呼被广大军民仍沿用下来。1938年1月，八路军改隶第2战区。期间，1937年9月22日和23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提交的国共合作抗日的宣言和蒋介石发表了实际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得以正式形成。

    二、坚持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和本色不变

    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这在部队中是一次很大的组织和思想转变。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对于国民党派政训人员和各级副职以及请朱德、毛泽东“出洋”等要求，则拒不接受。除坚持设立总指挥部和政治部、不要国民党政府汉口禁烟缉私处主任康泽为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外，为坚持红军的独立指挥权、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和本色，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

    第一，在八路军改编前后，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决定。

    1937年7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在红军中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工作报告大纲》报告中，明确指出：“要保障共产党的单一领导”，就必须“保障与加强政治工作传统。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八路军文献》，6、7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中，强调指出：“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应完成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332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第二，成立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和师军政委员会，在组织上保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领导。

    8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1941年4月16日，改称华北军分会），书记朱德，副书记彭德怀。同日，八路军第115、第120和第129师军政委员会成立。各师军政委员会，及以后独立行动部队成立的军政委员会，均受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分会领导，是共产党在部队中的秘密组织，向中共中央及上级军政委员会负责，由军政主官、副职和部门负责人组成，指导部队的军事、政治和党的工作。这是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党委制中断以来，设立的具有党委会性质的军政委员会，实质上是共产党加强对八路军领导的一种特殊举措。同时，八路军总部和师两级直属队及团、支队组织了党务委员会或党总支，连队成立党支部。其职责是：领导部队中党的一切工作，保证完成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

    第三，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处制度，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质。　　

    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时，由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干扰，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将师、旅政治部和团政治处，改为政训处，因而降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削弱了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损害了部队的建设。鉴于这种情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于10月19日建议部队保持党代表，即恢复政治委员制度。10月22日，中共中央负总责洛甫和毛泽东复电，同意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名称。10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军队中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团以上及独立营设政治委员；各师、旅、团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处，其职权与过去政治部、处相同。随后，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任命了各师、旅、团政治委员。

    193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毛泽东代理）。12月，中央军委政治部以八路军政治部名义出现，主任任弼时，机关设在延安。1938年8月4日，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同日，成立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傅钟。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随第18集团军总部在前方行动。1940年5月，罗瑞卿任野战政治部主任。与此同时，各级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处，政训处主任遂改为政治部、处主任。

    第四，做好部队改编和出师时的政治工作

    国共两党两军十年兵戎相见，如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部队在思想认识上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十年内战，国民党军对红军围追堵截，多少亲人和战友倒在国民党军的血泊中，听到改编的消息后在感情上难以接受；有些干部和战士认为，参军就是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而红军改编则是向国民党投降，与国民党军队在本质上没有区别了，对红军换装、戴青天白日帽徽有抵触情绪，感觉无脸去见乡亲，表示宁愿回家重当农民；另有少数干部和战士对独立自主的原则缺乏清醒的认识，丧失了对国民党的警惕性，以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等现象。

    为了统一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对部队改编和出师的思想认识，首先，各部队深入进行了形势教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和独立自主原则的教育。增设了抗日课程，把毛泽东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和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作为基本教材，通过教员上课，召开誓师大会，列举日本法西斯暴行等多种形式，激发部队的民族仇恨和爱国热情，提高改编的自觉性。其次，各级领导和机关干部深入部队，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朱德在第120师成立大会上指出：我们可以统一服装，穿灰衣服，戴白帽徽，但有一条不能改变，就是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左权到随营学校各团，耐心地指出：我们取下红星不是要丢掉它，这里有烈士的鲜血和我们的理想。为了抗日救国，可以把红星保存起来，把它放在心坎里。罗荣桓几乎跑遍了红1军团的所有连队，与干部战士促膝谈心，深入浅出地讲解：只有与国民党实行合作，共赴国难，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第120师师长贺龙深入连队时说：戴白帽徽，外表是白的，可心里是红的，红军是名改心不变，一颗红心为人民吗！刘伯承在第129师成立大会上说：“对改编这件事需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换帽子算不了什么，那不过是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是不会变的，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变，我们解放全中国的意志也不会动摇！”（《刘伯承传》，150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八路军通过深入的政治教育和细致的思想工作，不仅保证了部队改编任务的完成，而且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质。

    三、坚持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八路军逐步发展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主力军

    关于独立自主的原则，除了在政治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权外，在军事上的基本原则是：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分散作战的游击战原则，依照情况逐步使用兵力的原则和依托山地、不打硬仗的原则。1937年11月太原和上海失陷后，毛泽东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3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月1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作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华北党任务的决定》，指出：我党在华北就是要进一步独立自主的去领导游击战争；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更加独立自主的去发动民众运动；在游击战争中，我党即应以华北最大政党的资格，出来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的抗日政权与新的抗日武装部队。

    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全国抗战经历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大阶段。从战略防御阶段开始，全国抗战就分为敌后与正面两大战场，这是相对而言的。关于敌后战场，社会中某些人存在一种望文生义的说法：认为敌后战场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在中国后方作战，而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则在中国前方作战。这是对敌后战场亦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误读或曲解，完全歪曲了基本的历史事实。所谓敌后战场，也就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全国抗战后期亦称解放区，是指在敌人的后方作战，也就是在敌人占领区内作战，恰恰是中国抗日的最前线。这一阶段，国民党军队所在的正面战场与共产党军队所在的敌后战场，呈现出一种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尽管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游击战争在华北上升到主体地位，但由于八路军数量少和武器劣，这一阶段主要是在战略上，有时也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作战，发挥的是战略支队的作用。诚然，正面战场及其所在的国民党军，仍是华北抗战的主战场和主力军。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全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的阵线基本分明。由于日军兵力不足和战线拉长，实际上主要是点和线的占领，也就是侵占了中国的大中城市和铁路、公路主要交通干线，而广大中小城镇和农村，恰恰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所在的敌后战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除了独立坚持东北抗战的东北抗日联军外，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分别战斗在华北、华中和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均是日军占领区内，即敌人的心脏地区和抗日的最前线，广大普遍的敌后游击战争成为改变敌强我弱力量的主要作战方式。于是，敌后战场逐步上升全国抗战的主战场，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客观事实。而与敌人对峙的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除少部组成远征军和在敌后设立的后来成为伪军主要来源的鲁苏和冀察两个战区外，其主要兵力部署在敌人正面，即敌人占领区以外的中国西南和西北的大后方，远离抗日的最前线，没有发挥应有的国家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