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对记者来说，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对通讯员来说，更是一件艰苦的工作。能吃苦，大致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要有不怕吃苦的采写精神。

    首先，要能跑路。报道要有素材，素材哪里来？素材来自基层、来自现场，需要靠我们去采访、去挖掘，需要不怕吃苦去跑路。为了深入基层、深入现场掌握第一手材料，有时要爬高山、钻密林，有时要涉江河、走险路；要受得住南方的酷热，耐得了北方的严寒。我在连队当战士时，工作生活在基层，一旦了解到身边或附近连队有生动感人的新闻素材，都马上跑去采访。以后调到团机关工作，离基层近，也能三天两头往训练现场、施工一线跑，经常抓到有价值的新闻。后来调到师机关、铁道兵机关工作，离基层远了，腿脚懒了起来，往训练现场、施工一线跑得也少了，刊发稿件数量也随之减少。一位领导批评我说：“光坐办公室是抓不到新闻的”。我被“鞭子”抽了一下，头脑清醒了许多，往下边跑的次数又多了起来，抓到的新闻也不断增多。

    20世纪90年代前后，我在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宣传部工作，5年中四十多次深入到崇山峻岭的工地，每次都有收获，共有三百多篇稿件被新闻媒体采用，其中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级报台上的消息和通讯就有一百六十多篇。

    一次，我到桑干河畔的铁路工地采访，天黑看不清山路，被石头绊了一跤，在山坡上打了好几个滚，差点掉进河谷，职工看我裤子被尖石划开三四十厘米长口子，跟我开了好一阵玩笑。欢声笑语和采访的收获，驱走了满身的疼痛。

    又有一次，我到燕山深处的大秦线工地,一天傍晚，听说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局三处施工的张家湾隧道贯通，我马上翻山越岭走了四五公里山路到隧道现场去了解情况，连夜写出了《大秦铁路张家湾隧道贯通》的消息。发稿第二天，就被新华社播发，《人民日报》等多家报台采用。

    写消息、通讯需要跑，写调查报告更需要跑。我1991年调到中宣部工作后，由于工作性质变化以及工作繁忙的关系，基本上不写消息、通讯了，大多写论文、调查报告。20年中，我结合工作实际经常跑基层，利用出差机会“搞副业”，先后写出三十多篇调查报告。一些根据领导安排到基层采写的全国先进典型和先进经验的调查报告，领导阅示并确定宣传方案后，均组织新闻媒体对其进行了集中宣传，产生良好效果。如对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皖北矿务局刘桥一矿、哈尔滨东莱派出所等先进集体的宣传，对大庆石油管理局勘探研究院院长王启民、保定纺织集团董事长马恩华、东风汽车公司汽车调整工王涛等先进个人的宣传，都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

    多年的实践给我这样的启示：新闻工作的主体对象是群众，只有深入人民群众、贴近人民群众，写出的报道才能赢得群众的共鸣，受到群众的欢迎；新闻报道的源头活水是实践，只有深入基层一线、深入火热生活，写出的稿件才会有现场的温度、有思想的深度。我们通讯员到基层和群众中跑一跑，了解的情况就会准确一些，掌握的情节就会细致一些，写出的报道和文章也就会生动一些。许多事实说明，凡是肯“跑”的通讯员，写出的新闻就多，就新，就“活”。反之，凡是不肯“跑”的通讯员，写出的新闻就少，就旧，就“死”。所以正如一些通讯员常说的，“新闻是用腿跑出来的，是用脚写出来的”。

    现在，“跑新闻”的好传统在包括通讯员在内的很多新闻工作者身上发扬光大，但也在个别新闻工作者身上失传了，电话采访、网上下载、“剪刀+浆糊”，成了一种习惯。有的记者、通讯员喜欢用“通稿”，召开会议、举办活动的单位先写出通稿，通稿到手就走了，回去简单修改一下署上自己的名字就发表了。我在中宣部的一项职责是参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具体工作。有一次部里召开教育基地工作座谈会，有位记者向我要通稿，我说“没准备通稿，你们自己采写吧”，他感到很意外，嘴里不停地说：开会怎么没有通稿呢？当然，这里不是说所有会议都不写通稿，有些重要内容的会议是需要写通稿的，那是为了避免一些记者报道不准确，让会议内容走样。

    我多年担任全国红色旅游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经常参与组织中央新闻媒体对各地、各部门开展红色旅游的经验进行报道，有的记者接到我们制定的新闻宣传方案后，向我索要各地的经验材料，我说经验材料可以给你，但这只是提供报道线索，你一定要自己采写。后来发现，多数记者下到基层挖掘了生动感人的事迹，报道有声有色，但也有个别记者只是在我给他的经验材料上稍作加工就发表了，报道平淡无味。这种由经验材料改写的报道能有多少人去看？能有多大宣传效果？

    近些年，“跑新闻”的好传统也在少数通讯员身上失传了。有的通讯员特别是机关的通讯员，懒得到基层、懒得到施工生产第一线，坐在办公室里，把本单位的总结和领导讲话改一改，就成了消息甚至通讯。没有群众的语言，没有生动感人、有血有肉的材料，这样的报道怎能打动编辑、打动读者、打动听众？

    最近，我在《人民日报》“人民论坛”上看到云杉同志的一篇文章，题目叫《贵在走，难在转，重在改》。他所说的“贵在走”，也就是强调“跑新闻”，写得非常好，看了以后很受启发，这里不妨摘抄几句：

    贵在走。“走”是认识事物的基本前提，是新闻工作的基本方法。基层一线蕴藏着最鲜活、最丰富的新闻资源，新闻工作者本来就应奔走在路上、活跃在基层、忙碌在现场，这是新闻工作者应有的工作状态。当今时代，通讯手段日益发达，传播渠道更加多样，给新闻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但无论条件怎么改善，都不能替代现场的直接采访，不能替代同群众的面对面交流。越是资讯发达、信息繁杂，越要常走基层、常下基层，到基层挖掘鲜活素材。脚板底下出新闻，源头活水在一线。新闻工作者应当走出高楼大厦、文山会海、虚拟网络，走进乡村社区、厂矿企业、边疆哨所。只有到了改革建设的最前沿，才能感知群众生活冷暖、感受时代脉搏跳动，才能找到新闻的富矿、打开报道的视野，也才会有新闻报道的热度、广度和深度。

    这话，是对广大新闻工作者说的，我想，对我们通讯员、对我们业余写稿的同志，不也一样适用吗？

    其次，要挤时间。对记者来说是这样，对通讯员来说更是如此，因为通讯员大多是业余写稿，要充当好双重的社会角色，处理好“业”和“余”的关系，除了要做好本职工作外，还要比别人多干一项工作——利用业余时间采写稿件。

    在这方面我也有深刻体会。40年中，我利用大量业余时间写作。每天正常工作8小时之外，都要挤出两三个小时来写稿。在中宣部工作很忙，说是业余时间，其实基本上没有业余时间，常常晚上七八点甚至到深夜才回家。尽管这样，仍不忘写上两三个小时的稿子。双休日、节假日，只要单位不加班，都是我写稿的黄金时刻。在这些时间里，我很少陪同夫人和孩子进商场、逛公园，不是出去采访，就是在家写作。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按说应该好好歇一歇，可我40年中的所有春节几乎没有真正歇过、玩过，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稿纸旁、电脑旁度过的。我白天写稿，晚上睡觉时还经常想着稿子的事，有时深夜两三点钟突然想出一个好思路，或者一个好观点、一个好句子，马上开灯起床，拿起纸笔把它记下来，几十年从未中断。我夫人经常说我，“你还要不要命了？”“自己不睡觉，也不让别人睡觉”。当然，话中虽有责备，但更多的是饱含着关爱。我后来一想，自己写稿不能打扰夫人休息，便还像当战士时夜里写稿怕影响战友休息那样，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爬格子”。有些朋友知道这一情况常劝我，何必自找这个苦吃呢，我说，“习惯了，也不感到苦”。其实，这是苦中有乐，每当报刊、电台采用了自己的稿子，报道了好人好事，传播了先进思想，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

    第二，要有连续作战的工作作风。

    能吃苦，还表现在新闻工作者要有坚韧不拔、持久作战的作风。这种作风，我在2008年参与组织抗震救灾英模事迹报告团时从张泉灵身上看得最深刻。中央电视台记者张泉灵，在新闻界乃至全国很多人心中都有难忘的印象。她奋战在四川灾区一线拍摄了很多生动感人的镜头，可很多人并不知道她另一方面的感人事迹——不畏艰辛、连续作战。她是报告团成员，我带领过她在北京作过报告。5月底刚见到她时，她刚从地震灾区回来，一脸的疲劳和憔悴。此前，为了报道好奥运火炬在西藏珠峰传递的情况，她在珠峰1个月，5月12日刚刚回到拉萨，又接到去汶川报道抗震救灾的任务。按说，从高原下撤后需要休息，可她于5月13日就挤上震后拉萨飞往四川的第一班飞机。一下飞机，不顾公路旁山上不断塌方的危险直奔震中地区，汽车无法前行就步行，不分昼夜、马不停歇，9个小时到达目的地后，立即投入采访工作。正是由于她用最快的速度赶到震中灾区，才使全国人民及时看到那里的真实情况，看到军民奋勇救灾的感人场面。张泉灵的这种工作作风不仅值得广大记者学习，也值得我们广大通讯员学习。

    在这方面，我也有深切体会。2001年，我作为全国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督查组成员，陪同中组部领导到甘肃农村调研，回京后参与起草好向中央领导专题报告的当天（我记得是星期五），又利用掌握的大量素材，着手撰写反映酒泉、嘉峪关农村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教活动的文章。我考虑到当时新闻媒体正集中进行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教活动的报道，便在周六、周日连续赶写，每天夜里只睡两三个小时，一口气地把这篇通讯写完。由于写得及时，稿子很快就被《人民日报》4版头条刊用。

    我在基层当通讯员时就养成了这种连续作战的作风。《丢钱包宁愿忍饥饿，捡钱物如数交失主》这篇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消息，就是我在马不停蹄、不怕疲劳、不顾病痛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有一天，我听说我们部队一名战士乘火车丢失钱包后，又在途中拣到一个装有现金和其他物件的提包，他宁愿饿肚子也不动别人提包里的一分钱。我感到这件事很有新闻价值。当时，这名战士在千里之外的江苏执行任务。我正准备从山西回江苏探亲，便立即向领导请假，利用探亲的机会前去采访。我坐了一夜一天车到达目的地后，感冒发烧到39度多。同志们看到天色已晚，劝我晚上休息一下，等第二天病好些再去采访。我怕采写晚了新闻失去时效，连夜找这名战士和有关人员调查了解情况。完成写稿、审稿、发稿程序，已是第二天早上6点多钟了。我把稿子发往《新华日报》，该报收到后第二天就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新华社转发后，《人民日报》等十多家报纸采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播出。

    第三，要有时间第一的发稿观念。

    时效性，是新闻学中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也是衡量一条新闻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新闻发表和新闻事件之间产生的时差越小，新闻价值越大；新闻发表和新闻事件之间产生的时间差越大，新闻价值越小。因此，新闻报道要及时，尤其事件性新闻的报道更要迅速，如果“慢三步”（慢腾腾地采访，慢腾腾地写作，慢腾腾地发稿），就会使“冒热气”的新闻变“凉”了。因此，写稿尤其写事件性新闻的稿件，必须做到“三快”，即：不仅要采访快、写作快，还要发稿快。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通讯技术落后，发稿几乎都靠邮寄。铁道兵和铁路工程单位大都在山区施工，邮寄很不方便。为了使稿件尽快发出去，我经常请假将稿件送到山外邮局。我怕影响工作，都在晚上步行送稿，几十里山路，一去一回，往往需要一整夜时间。那时候年轻，写稿有干劲，精神很足，即使一天一夜不休息也不感到疲劳，第二天照常工作。有一年大年三十，我们营在深山里打隧道，创造了历史纪录，我下午6点写好报道，顾不上吃“年夜饭”就去送稿，回到单位已是大年初一中午了。

    铁路施工大多在边远山区，从邮局寄出的稿件，媒体往往需要四五天甚至一个多星期才能收到。为了提高发稿速度，遇到时效性特别强的新闻，我还用电报发稿，有时所花费用比获得的稿费多好几倍。

    我当通讯员几十年，“时间第一”的发稿观念一直没有放松。1997年11月，中宣部组织武警部队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先进事迹报告会，我带领报告团到北师大做报告。官兵们“升旗、护旗、爱旗、讲旗”的故事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大学生们听后很受感动。报告会结束后，我顾不上吃饭，采访了一些学生，中午写成稿件发向人民日报，第二天下午报社收到稿件当即编发，次日见报。

    写稿做到“三快”，不仅需要有吃苦的精神，需要敏捷的思维，而且需要有一种倚马可待的作风。而这种作风，需要我们平时在新闻采写实践中自觉培养和锻炼。只有练好“基本功”，才能在关键时刻打胜仗。

    1988年，我根据业余写稿实际特别是结合工作不畏艰苦当好通讯员的实践，写出《通讯员之路》一书（初版），出乎意料，出版后反响强烈：首都七八家报刊发了消息和书评，给予肯定和赞誉；中国青年报社购买了1000册发给该报通讯员；不少单位举办通讯员学习班将其作为讲课内容。为该书作序的方言同志在序言中说:“王开忠没有坐享其成的靠山，开始也没有文凭的资本，他的法宝是刻苦再刻苦，勤奋再勤奋……他的精神，使我想起了鲁迅的话:‘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例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我知道，这是方老对我的过誉，更是对我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