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展厅内，陈列着一份珍贵的油印文件——《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这是遵义会议作出的决议，也称《遵义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由张闻天遵照遵义会议决定，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而成，全文共14节，长达1.2万余字，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文献。

    开启伟大历史转折。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开始后，面对迭次失利和重大损失，广大干部、战士逐渐认识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当红军到达遵义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系统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经验教训，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决议》产生于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它不仅从军事上纠正了错误路线，更在政治上确立了实事求是原则，在组织上恢复了民主集中制传统，成为统一全党全军思想、明确军事政治方向的纲领性文献。

    实现军事战略转变。遵义会议是在极端危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囿于主客观条件限制，未能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因此《决议》对中央的政治路线只是作出了一般性的肯定，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而将客观原因置于次要位置，有力驳斥了博古所持的第五次“围剿”不论主客观皆无法粉碎的观点。在系统批判“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同志在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形成的、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强调只有确立正确的战略方针，才能有效指导战役与战术行动，最终战胜敌人的堡垒主义，标志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重大胜利。

    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决议》指出博古、李德“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当广昌战役失利、内线作战已无可能取胜时，没有及时实施战略退却，保存主力，寻求转机。在决定退出苏区后，依然无目的地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抵抗，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这种在转变关头的矛盾态度，导致战略转移演变为“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行动”，使红军处处被动，消极避战，造成严重损失。《决议》深刻揭示了战略原则性与战术灵活性相统一的重要性，指出单纯防御路线必然导向“拼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而正确的战略转变必须建立在对形势清醒判断与周密准备的基础之上。这一认识对红军其后在云贵川地区的机动作战及最终确立北上抗日方针，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提出统一战线策略。1933年11月，由于不满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内战、排除异己的政策，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宣布与国民党南京政权决裂，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协定。福建事变打开了国民党内部营垒的一个缺口，为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临时中央受“左”倾教条主义影响，未能正确把握这一有利时机，甚至将福建事变领导人视为“中间派是最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