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我们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民主政权，创造性地发起了大生产运动，以期打破敌寇封锁、解决物质困难。在这种背景下，为充分激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力引领和塑造劳动光荣观念。党报党刊通过在群众中构建对劳动的价值认同、树立以劳动为荣的道德导向、倡导培育积极的劳动态度，成为党塑造劳动光荣观念的重要舆论阵地。

    阐述劳动的多重价值，形成对劳动的价值认同

    延安时期，由于陕甘宁边区地处偏远，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旧社会遗留观念仍影响较广。因此，党报党刊通过阐述劳动的多重价值，帮助群众形成对劳动的价值认同。

    劳动能发家致富。当时，边区残存着“穷是命里注定”的宿命论意识，影响着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党报党刊将“自己动手，解决困难”解释为以积极参加劳动与发展生产来改善物质生活，通过宣传劳动英雄依靠劳动翻身、改善个体生活的模范事迹，引导群众树立劳动可以改变穷苦命运、致富发家的价值认知。其中，对吴满有的报道颇具代表性。吴满有是陕西横山人，于1928年逃荒到延安，土地改革后分到一块荒地，积极响应党的生产运动号召，“自己得到丰衣足食，还组织大家生产，保证了公家的供给”（《培养公私兼顾的群众骨干 加紧开展春耕运动》，《新华日报》（太行版）1944年4月19日），成为延安家喻户晓的农业劳动英雄。党报党刊通过社论、短讯、诗歌、木刻插图等形式，宣传吴满有的模范事迹，号召全区农民向吴满有学习（《关于吴满有的方向》，《解放日报》1943年3月15日）。

    劳动能为革命作贡献。1940年，李富春在延安生产总结大会上指出：“我们的生产运动是为抗战而服务的，是为着完成党的政治任务而进行的。”（《生产运动总结与新的任务》，《解放》1940年5月15日）一方面，党报党刊注重呈现劳动英雄多缴救国公粮、生产军需物资的模范公民形象，激励群众为保障抗战物资作贡献。另一方面，宣传部队“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的典型事迹，指出部队通过开展生产劳动，不仅改善了生活条件，而且帮助士兵提高了政治觉悟、振奋了精神状态，有助于增强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早在1939年1月，《八路军军政杂志》就曾报道留守兵团将“一般的紧张学习”和“热烈的劳动”相结合，“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工作热情与积极性”。部队依靠集体劳动实现半自给或自给，减轻了人民的赋税负担，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

    劳动能改造人的思想。“二流子”的产生与旧制度下剥削阶级寄生生活及群众生存条件被剥夺密切相关，导致形成以游荡、赌博、偷窃等为特征的寄生群体。改造“二流子”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政策的关键环节，旨在通过劳动生产消除旧社会残余，促进经济恢复和意识形态革新。因此，对其进行的改造是依靠劳动对“人的意识的改造”（《边区二流子的改造》，《解放日报》1944年5月1日）。针对“二流子”改造过程中出现的动摇、反复现象，党报党刊指出思想的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注重说服、感化，激发“二流子”改造的主动性。一方面，动员“二流子”积极参加坦白会，进行自我批评：“当二流子很不名望……我劳动。”（《生产运动又一胜利 本市二流子纷纷转变 五十余人决心改悔参加生产》，《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2日）另一方面，多篇报道邀请从“二流子”转变的劳动英雄现身说法，以唤起大众情感共鸣并指明方向。

    批判错误观念，树立以劳动为荣的道德导向

    延安时期，党报党刊注重引导群众树立以劳动为荣的道德导向，倡导不因劳动具体形态、劳动者性别等差异而区别看待劳动问题，使得劳动光荣的观念广泛传播。

    伴随大生产运动的推进，“劳心与劳力间的鸿沟开始被边区的人民慢慢的改变着”（《本市举行生产总结给奖动员大会》，《新中华报》1940年3月26日），但一些群体中还存在轻视体力劳动的观念。党报党刊通过报道党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参加体力劳动、工农群众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等事例，使大众感受到生产劳动的伟大力量。此外，边区也存在着“妇女参加生产有失体面”的错误观念。党报党刊将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政策概括为妇女工作的新方向，强调妇女参加生产是维护自身利益的根本手段，并通过树立妇女劳动英雄激励女性参加生产。例如，《边区群众报》曾刊登《谁生产能干谁当家》一文，以实例印证妇女劳动同样光荣。文艺宣传方面，通过秧歌剧、快板、版画等形式传递劳动光荣不分男女的道德导向，同时注重帮助妇女结合专业特长、困难情况等选择适合的生产劳动。此外，党报党刊注意到在广大群众中间还保持着把劳动称作“受苦”“命苦”的话语习惯，因而指出这种话语习惯应当予以纠正。实际上，“有我们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有了民主的边区政府，而这政府又是我们自己的，所以这里是我们工人的家，我们工人在这里就是主人”，劳动不是“受苦”，而是“光荣”（《一个鞋工的自白》，《中国工人》1940年4月4日）。

    发挥劳动英雄示范作用，倡导培育积极的劳动态度

    延安时期，劳动英雄发挥着“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4页）。党报党刊大力报道英雄事迹，培育并弘扬积极劳动态度。

    党报党刊将劳动英雄所展现的劳动态度概括为主动奉献、互助合作、埋头苦干、钻研创新等，通过大力宣传英雄事迹推动这种劳动态度深入人心。其中，赵占魁是一个模范代表。他于1938年来到延安，始终坚守本职工作，自1943年到1945年连续三年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解放日报》专门报道赵占魁事迹，评价其体现了“始终如一、积极负责、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劳动态度。1942年10月，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发布《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指出，要激励全边区工人学习赵占魁事迹，“以达到提高工人政治觉悟，稳定生产情绪，激发劳动热忱”的目的。

    号召劳动英雄以身作则，弘扬积极劳动态度。在提供生产指导、谈话谈心、共同劳动等过程中，劳动英雄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劳动英雄公约》明确规定，劳动英雄“自己首先完成”，还要“帮助别人生产”。倡导“为革命而劳动”，“为了自己的解放”而劳动（穆挺：《“辛苦”与“命苦”》，《解放日报》1943年5月18日）。同时，党报党刊注重报道边区对劳动英雄的表彰和奖励，时常在头版以较大篇幅报道劳动英雄大会的盛况，并展现劳动英雄回乡受到的欢迎和尊重。毛泽东曾指出，“希望你们（编者注：劳动英雄）也不要自满”（《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5页）。党报党刊响应号召，警示劳动英雄加强自我批评，避免因荣誉表彰或已取得的成绩而骄傲自满（《边区群英大会开幕 林主席致开幕词 号召抑制自满力求进步》，《解放日报》1944年12月23日），鼓励他们在同群众的密切交往中加强对社会劳动态度的引领与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