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敌人”,拒绝积极联合,导致坐失良机。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事变后,随即集中全力继续“围剿”中央苏区。《决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在战略判断和统战策略上的失误,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军事上同时采取与十九路军合作的方针是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关键,未能将这一有利条件转化为实际的战略胜利。并提出了“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使我们利于转入反攻与进攻”的策略。这一策略虽聚焦于军事层面,却蕴含了统一战线政策的早期萌芽,并在遵义会议后的长征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运用。这标志着党此时已认识到,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摒弃“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采取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
统一全党全军思想。《决议》对博古、李德的领导方式也提出严肃批评,指出其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实行惩办主义、缺乏自我批评等问题。遵义会议本身即是恢复党内民主、实行正确集中的典范,在对主要错误负责人进行严肃批评的同时,注意维护团结,指出错误属于“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而非“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最终实现了在正确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一。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正确分析形势,提出了战胜追敌、壮大红军、发动群众、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心任务,并坚信这些目标能够实现,展现出坚定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决议》最后强调:“党勇敢的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领导革命战斗到彻底的胜利。党在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更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宣告“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1935年2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决议》。为了统一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中央书记处随即发布《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简明扼要概括决议要点。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分赴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和《决议》。2月19日,《红星》报以《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决议案》为标题,表示“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完成党给我们的当前任务。2月28日,中央书记处根据《决议》作出《关于冲破五次“围剿”的总结》,并电告红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遵义会议精神在全党全军传达后,迅速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提振了信心,明确了方向,为长征的胜利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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