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丛集土堆的夹道中，又添葬了一座新坟。寥寥几个送葬的人将坟堆好了，大家都回去了，只剩下一个戴孝的约十五六岁的小学生，他的眼哭得如樱桃一样红肿，等到一切人都走了，他更抚着新坟痛哭，或者他的泪潮已将新坟涌得透湿了。
他很从容地对着新坟中的人说：
　　‘我可怜的爸爸！我可怜的妈妈！你俩今死了，你俩永远抛下这一弱苦的孩子，无依无靠的我。’
　　‘但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你俩现在可以终古平安地卧着，人世间的恶魔再不能来扰害你俩了。这里有同等的邻居——你们生前或同你俩一样地受苦，他们现在当然可以做你俩和睦的伴侣。这里有野外的雨露——你俩生前受了许多耻辱，但是这些雨露或可以把你俩的耻辱洗去。这里有野外明月——你俩生前虽然一世过着黑暗的生活，但是现在你俩可以细细领略明月的光辉。’
　　‘爸爸！妈妈！平安地卧着罢！你俩从今再不会尝受人世间虐待了！’
　　‘但是，你俩倒好了，你俩所抛下一个年幼的儿子——我将怎么办呢？我将到何处去？我将到何处去？……’”

　　习仲勋读着这些文字，泪水潸然流下，仿佛是自己跪倒在双亲墓前，向他们诉说衷情。

　　“民国四年，我乡不幸天旱，一直到五月底，秧禾还没有栽齐。是年秋收甚劣，不过三四成。当佃户的倘若把课租缴齐与主人，就要一点儿也不剩，一定要饿死。”

　　书中这些情节，和眼前正在发生的灾情，和穷人的遭遇，又是何等的相似。

　　“当晚从新坟回来之后，一个人，此时我家里只剩下我一人了——睡在床上，又冷静，又沉寂，又悲哀，又凄惨，翻来覆去，总是不能入梦。想想这里，想想那里，想想过去，想想将来，不知怎么办才好。继续读书罢，当然没有希望了。耕田罢，我年纪轻了，不行。帮人家放牛罢，喂，又要不知如何受主人的虐待。投靠亲属罢，喂，哪个愿意管我的事？自杀罢，这个恐怕不十分太好受。那末，到底怎么办呢？走什么路？向何处去？……我当时胡思乱想的结果，得着了一条路，决定向着这一路上走。
我生性爱反抗，爱抱不平……”

　　习仲勋读者读着，完全同书中主人公的命运融在了一起，几乎是同喜、同怒、同悲、同乐。他觉得这正是自己真实情感的反映。眼前只有反抗，只有斗争才是正确的道路。他反复读完这部小说，坚定了他外出干革命的决心。
　　这时，从与富平县相邻的三原县武字区传来中共组织开展“筹赈”的消息，使习仲勋精神为之一振。中共武字区委为了解决灾民断炊饥馑问题，打击地方反动势力，于五月成立了公开的农民组织——武字区地方筹委员会，选举黄子文为主任，唐玉怀为副主任。黄子文在大会上宣布“筹赈期间，停止地方行政人员的一切行政权力”，自报出粮七石。不到一个月，共筹赈粮八十余石，分配给了三千七百多名饥民，解决了临时吃饭危机。
　　在武字区筹赈行动的影响下，习仲勋家乡的淡村周围也先后四次筹粮三万多斤，分给了无粮群众。习仲勋积极投入了筹赈活动，他多次往返武字区和唐玉怀、黄子文进行联系。唐玉怀是习仲勋在立城学校时的同学，此时担任中共武字区委的宣传委员。习仲勋真诚地向这位挚友述说了自己被捕和出狱后的境况，希望能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黄子文，三原县甘涝池村人。一九二六年在上海入党，一九二七年三月参加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后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军事，十一月担任中共三原县委委员，并被指派到武字区开展革命工作。他和曾在杨虎城部任过中校团副的胞兄黄子祥，同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当地群众尊称“黄氏兄弟”。习仲勋和黄氏兄弟的友谊由这里开始，并保持了数十年。一九九七年六月，习仲勋还致信中共三原县委，称赞：“子文同志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