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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五、历练中的抉择 |
来源：中国红色旅游网(中红网) |
作者：《习仲勋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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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团富平特别支部书记。习仲勋在一高上学时，经常在陈先生的指导下开展革命活动。但是，此时富平县的政治形势逆转，中共组织活动受到极大限制。曾参加了渭华起义的中共富平县委书记马文彦，遭到反动当局通缉。秋，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亲自主持召开富平党团代表会议，改选了县委，并由冯异生继任中共富平县委书记。县委机关也由县城的第一高小迁往美原镇的县立第二高级小学。国民党富平县当局成立了“清党委员会”，制发“异党分子登记表”，威逼共产党员填表自首。同时，国民党三原党务指导委员会派员来到富平，在教育局内设立“三原兼办富平国民党员临时登记处”，在登记国民党党员的同时，办理共产党员自首手续。因干旱，麦子未能播种，饥荒已现端倪，富平当局即以不加入国民党不予聘用相要挟，不少人迫于生计而加入国民党。个别中共党员也先后“悔过”自首，退出中共组织加入国民党。陈叔馨对习仲勋说，你先住在家里，能做什么就做些什么，以后还可以联系。习仲勋得知党组织面临的严重困难和形势后，为避免暴露或失密，故暂未冒昧与其他人联系。
此时，习仲勋对自己日后的人生道路颇费心思。他希望仍有继续上学深造的机会，“想选择一所学校再读几年书，以充实自己的知识”。但是，当他走了几所学校以后，“都因为我是以共产党嫌疑而坐过狱的人，就像挂了号一样，凡知道这个情况的学校，谁也不敢收我这个学生，使我大失所望”。过去的一些老师和同学，甚至过去共同参加革命活动交情甚深的党团员，也不愿接近他。一位和他从小要好的邻村同学的父亲，多次拒绝习仲勋与他的儿子来往，，像似惧怕瘟疫传染一样，使习仲勋受到很大刺激，一度对眼前的现象困惑不解，几度陷入沉思和痛苦之中。但是，在激烈的思想矛盾中，他还是选择了“出外干革命的决心”。
一九二九年，一场空前惨烈的天灾人祸，挡住了习仲勋走出家门出外干革命的路途。
这一年，是关中历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年馑”。年馑发端于头年二三月间，始为春荒，夏无收成，秋禾种上。又干旱无雨，麦未能下种。饥民“皆赖草根树皮油渣糠秕度日”。再后“草根树皮皆不可得，是以饿者日死，死者日众，殍满道旁，尸俯通衢，流离逃亡更难以数计”。继而旱、风霜、冻、病疫不断，连续四五年之久。据《富平县志》记载，民国十八年夏，“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小麦干旱无法下种，秋禾无收，斗麦涨价至银币六元。乡民哀鸿嗷嗷之声，弥漫全境，稍堪充饥者，无不挖剥净尽。全县每日饿死七十四人，多则二百一十八人。是年因灾荒饿死者四千余人。背井离乡外出逃亡者八千余人。农村十室九空，一片凄凉，为历史上所罕见，后称‘十八年年馑’”。民国十八年十二月“大雪连降数日，积雪尺许，寒云密布，朔风怒号，气候严寒，积雪成冰，直至来年二月始融。田野树木，冻死大半，时适年馑，乡民饥寒交迫，死者约七千余名。”“民国十九年六月，富平狂风为灾。”“民国十九年，县境蝗虫为害，庄稼多被食尽，一、二、五区灾情特重。”“民国二十一年夏季，虎疫（即虎烈拉，属一种急性霍乱）流行。病初发，其势迅猛，不数日间蔓延县境，患者达四万二千二百九十一人，死亡一万四千零九十七人。入秋后始缓。”
年馑春荒，日子格外难熬。习仲勋一家十几口人的吃饭成了大事，无米面下锅，停炊断顿的现象日渐增多。为了全家人的生计，小小年纪的习仲勋和堂弟，加入了饥民驮盐进山换粮的人群之中。盐滩位于富平县刘集乡、施家乡、张桥镇一带，面积达一百二十多顷，盛产锅板盐。他们先从县东四五十里的盐滩将盐驮回，又到百余里以外的旬邑县马栏一带，换些包谷之类的粗粮回来，勉强维持一家食不果腹的生活。
但是，又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习仲勋悲痛欲绝，五内俱焚。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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