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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二、想方设法，遏制逃港风潮 |
来源：中国红色旅游网(中红网) |
作者：《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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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实现了“偷渡问题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观念的转变，这对省委认清解决偷渡问题的正确途径，进行改革开放，繁荣边境经济，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27
据习仲勋夫人齐心回忆，当时“有人反映习仲勋对反外逃不重视，实际上，他不是不重视外逃问题，而是反对以‘左’的方法处理外逃问题，认为把偷渡的人一律当成犯人对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令他深思的是这种沿用以往‘左’的观点、方法和措施是不能从根本解决外逃问题的。必须清理‘左’的遗毒，采取标本并治的积极态度，从源头抓起，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逃问题”。28
习仲勋和群众心连心，他连忙派出省革委会副主任黄静波前往深圳贯彻落实反偷渡外逃的政策。5月5日，黄静波到达后，听了方苞等人的汇报，说：“民政部对你们很不满意，把那么多人关在收容站那里，条件又差，这样不行。省委已经决定了，你们今天就要把人都放走、运走。”方苞说：“一个晚上不能放走那么多人，要不三天内就会像1962年那样出现外逃高潮。我们刚刚开始搞改革开放，如果在这时大批大批的人跑出去，会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投资者会觉得我们的政策和环境不稳定，丧失来内地投资的信心。这样不仅中央会批评我们，改革开放也不能顺利进行。” 虽然黄静波觉得方苞说得有道理，但是他组织性极强。他是带着省委的命令来的，一定要完成任务，坚持要深圳把收容站的人运走或放走。最后，深圳市委服从省委的命令放人。结果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听信谣传，误以为开放边境，纷纷涌向边境前沿，强冲边防，“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29由于深圳市委事前已动员一切力量做好围堵工作，结果深圳市20000多偷渡群众只跑出800多人。后经深圳市委和边防部队全力以赴劝阻教育，才将事态平息下来。不久，习仲勋在了解到边境实情后，觉得当时还未做好防范措施，就仓促作出统统放人的决定，和边境实情不大相符。他赞同方苞提出的做法，还勇于作了自我批评。30
港英当局对内地群众大量偷渡外逃到香港反映强烈，使用了各种手段对偷渡分子进行围堵、搜捕。还特别在边境一线成立了“军警联合指挥部”，组织了“行动队”，并出动了部队、直升飞机和军舰昼夜巡逻。5月6日，港英当局出动了直升飞机7架，军舰2艘，增调军队、警察1400余人，并保持每天24小时在边境沿线巡逻，参与行动的军警达4000余人，以堵截深圳大量群众强冲边防，涌入香港，气氛相当紧张。鉴于内地群众逃港人员越来越多，从1979年初起，港英当局一改过去做法，对逃港人员采取即捕即遣送的办法。1979年1月至6月初，香港方面便遣送回偷渡人员3.3万人，为过去四年多来遣送人数的3.3倍，有时一天就遣回1000余人。香港的报刊、电台和电视台等媒体也大量报道了广东群众偷渡的情况，把内地逃港群众与越南难民相提并论，公开提出中国“难民”问题。有的还诬蔑中国国内政局“不稳”，“对基层失去控制”等等，向内地施加舆论压力。港督麦理浩也于5月31日约见中国驻港机构负责人，专门提出内地人口外流香港问题，反映了港英当局对偷渡外逃问题的关注和紧张心理。
习仲勋十分关注广东大量群众偷渡外逃问题，6月10日，他在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总结中，专门讲了关于制止偷渡外逃问题。他指出：
为了顺利地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要进一步整顿社会治安，制止偷渡外逃，创造良好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今年头四个月，全省偷渡外逃的人数已达六万八千多人，其中逃出一万九千多人，比去年同期分别增加六倍和十倍。这股风一定要刹住。这个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其中坏人只是极少数，但偷渡是违法行为，必须坚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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