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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二、想方设法,遏制逃港风潮 |
来源:中国红色旅游网(中红网) |
作者:《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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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开放”,“广东要放100万人去港”,“中越边境打仗,部队调走了,再不跑,以后就没有机会了”等等。1979年春节前后,高要、四会等县,因谣传“边境开放”有几千群众拖男带女,涌向广州火车站,要去香港。顺德、南海等县,也谣传“边境开放三天,花30元港币可买票去香港”。造成连续几天都有几百群众在广州火车站吵闹纠缠。21四是“前段我们宣传上过多的讲外国先进,好像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看不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发生了不良影响。” 22据统计,1至5月份,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11.9万多人,逃出2.9万多人(其中3月份发生51292人,逃出9882人),发生人数超过历史上最高的1962年。最严重的是惠阳地区(包括深圳市),发生7.55万多人,逃出1.75万多人,占全省发生数和逃出数的62.5%和60%。4月5日一天,樟木头收容站收容人数达到3900多人,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数达到2500多人,而当天晚上至6日凌晨,边境部队又抓获了2400多人。4月中旬省委召开反偷渡外逃紧急会议之后,情况有所好转,5月1日至5日,深圳收容站平均每天收容人数由4月份的883人下降到652人(包括港英当局遣返)。23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遣送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是年1月至6月3日止,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数已超过10万人(包括港英当局1月至6月初遣送回的3.3万多人),比上年全年收容总数增加一倍。深圳收容站容量只有600人,樟木头收容中转站容量只有400人,但当年经常收容人数在1000人以上,最多达到3000多人,使收容站人满为患,生活设施无法适应,收容间过于拥挤,时值夏天,卫生条件太差,臭烘烘的,有时部分收容人员没有饭吃,开水供应不足,有时饮生水也困难,受伤的收容人员不能及时医治等等。在遣送途中,经常发生偷渡人员跳车逃跑、群众围观和抢走偷渡人员,以及多次发生偷渡人员殴打押运人员,抢夺押送人员武器的恶性事件。据深圳、樟木头两个收容站反映,1979年上半年,收容人员跳车跑掉了10000多人,摔死摔伤200多人(其中死亡40人)。押送人员从安全考虑,曾采用手铐和绳索捆绑的办法,造成不好的影响。24
1979年上半年,深圳收容站每天要收容300到400人,但深圳的车辆不够用,根本运不过来。省委为了支持深圳的工作,给他们增加了三部车。但是这还是远远不够,一部车只能装40个人。加上当时路况很不好,从深圳到汕尾来回要三天,到汕头则要三到四天,根本运转不过来。这就使得收容站里十分拥挤。
1979年夏,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来深圳视察,看见收容站拥挤不堪,卫生条件很差,给宝安提了意见。刘景范和习仲勋是患难与共的战友,曾因《刘志丹》小说一案一起蒙冤受屈。他回到广州,向习仲勋反映了收容站的恶劣条件,认为这样处理收容人员不当。
“当时边境一带反偷渡外逃问题一直是由省委政法系统负责处理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偷渡外逃问题被当作是敌我矛盾看待,偷渡的人被叫做偷渡犯。”25
习仲勋听了刘景范的情况反映后,立即召集省委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他认真分析了反偷渡外逃问题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不能把偷渡外逃当成敌我矛盾看待,大部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偷渡的人总归还是自己人,不能把他们当成敌人。他严肃地批评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26习仲勋提出不能把外逃的人当作敌人,要统统放走的做法,当时由于很多人仍然受“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左”的思想束缚,认识水平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思想上都接受不了。在习仲勋的反复教育和引导下,省委常委最后统一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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