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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下半年，广东偷渡外逃来势很猛，按地区说，最严重的是惠阳、汕头、佛山地区以及广州市。最严重的县是宝安、惠阳、惠东县。一些过去很少发生偷渡外逃的韶关、肇庆、梅县等地区，也发生不少外逃。偷渡的不仅有农民，而且还有干部、职工及其子女，甚至十几岁的中小学生也结伴偷渡，这一年广州市就有72名十二三岁的学生因偷渡被收容遣送。14 
　　这年9月5日，广东省公安厅向省委报告本省偷渡外逃严重的情况。据统计，8月份全省发现偷渡外逃6709人，其中逃出1814人，与历年来较多的7月份相比，分别上升47％和△△， 15外逃人数之多，地区之广，是1962年大外逃以后，最多的一个月份。吴南生收到报告后，于9月14日作了批转：“仲勋同志：这一报告所反映情况值得注意，故送阅。” 16习仲勋和省委对大量群众偷渡外逃极为关注，为了遏制日益严重的偷渡潮，在9月即发出制止偷渡外逃的紧急电报通知。
　　根据习仲勋和省委的指示，同年10月14日至18日，全省反偷渡外逃座谈会在汕头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广州市、惠阳、佛山、汕头、肇庆地区和部分县委或革委会的负责人，以及省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共53人。与会者就全省是年以来反偷渡外逃斗争，交流了情况，分析了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研究了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抓好反偷渡外逃的措施。台山、东莞县委有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了他们如何抓好反偷渡外逃的经验，使与会者受到很大的启发。与会者一致认为，广东省偷渡外逃这么严重，与当前全国全省的大好形势是极不相称的，有损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有损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誉，对内对外造成不良的影响。偷渡外逃严重的地方，影响生产，影响社会治安，也影响安定团结和大干快上。为此，会议提出必须切实加强对反偷渡外逃斗争的领导，积极搞好生产，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开展破预谋、挖黑窝，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严格边防管理，加强堵截工作等项措施。17
　　然而，尽管各地认真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专门研究了反偷渡外逃问题，布置落实上述措施，但人心浮动，有的人仍然铤而走险，偷渡外逃风潮犹如脱缰之马，未能得到遏制。为此，广东省委于同年11月下旬，再次召开了有关地、县委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并在边防地区组织了一次有近万名干部、民兵和各地驻军配合的反偷渡外逃统一行动，才使12月份的偷渡外逃有较大幅度下降，但还是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隐患仍然很大。18由于香港与内地人民生活水平相差过于悬殊，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134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的年收入却是13000元港币，差距实在太大。因此，边防地区普遍流传“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19
　　1979年春节过后，广东偷渡外逃之风更为严重，人多面广，急剧上升。有些地方出现群众性外逃的局面。其原因：一是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难。二是干部作风不正。据原珠海市委书记吴健民回忆，珠江三角洲“一些县公社以下的干部作风不正，捞私利，对社员分配不公，引起了广大社员的反感。加上1979年前后社会上流传着一个被歪曲了的信息：说公安放宽政策，要发放大量的农民出境申请表。我记得1979年上半年通过正当渠道填表申请去港澳的达1.5万人。珠江三角洲与珠海邻近几个县据说一下子就发出4万多份出境申请表，但批准出境定居毕竟要经过好几次调查，能获得批准的只属少数，那些未获批准的人就组织起外逃的高潮了。” 20三是国内外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捣乱破坏，散布谣言。在广东一些偷渡外逃严重的地方，各种谣言满天飞，什么“边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