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抗日文化团体阵营强大。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推动下，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长沙分会等文化团体纷纷建立，它们成为团结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的统一战线组织。特别是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是由中共党员、进步人士、爱国人士发起的联系文化界最广泛、最具影响的群众团体。它开展了捐钱捐物、慰问伤员、救济难民等项工作；举办了读书、讲演、歌咏、演戏等项活动；创办了会刊《抗战文化》；开办了各类战时培训班，先后培训了800多名学员，分别回到本县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这种既立足省会又辐射全省的文化团体，在当时大后方的省市中是少见的。另外，一些原有的文化和宗教团体如长沙市基督教青年会等在推动群众文化活动、慰问伤员、举办讲演会和音乐会等方面也作了很多实事。

　　3.宣传抗日主题鲜明。在进步文人和文化团体的推动下，文化界向群众进行以抗日救亡为核心的大宣传、大发动，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抗日救亡高潮。由共产党人、进步爱国人士创办的《前进》、《民族呼声》、《火线下》、《大众报》、《抗战日报》、《抗战文化》、《中苏》半月刊等，大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原有的《大公报》、《国民日报》等也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戏剧、歌咏活动也盛况空前。70多个戏剧团体纷纷上演新编的救亡剧和整理改编的传统剧，以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们的斗志。各种以抗日为主题的游行歌咏、街头歌咏、电台播唱、团体合唱等声势浩大，深入人心。抗日的街头诗、街头宣传画、漫画、街头壁画、街头展览等，更是遍及城乡。

　　除长沙外，湖南衡阳、湘潭、邵阳、岳阳、湘西等地都程度不同地开展了抗战文化运动，并与长沙的抗敌文化运动相互呼应、相互促进，共同为宣传、动员、组织湖南人民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为中国文化重心向大西南的转移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相持阶段，湖南是抗战的前哨阵地，是战斗最多、最惨烈的主战场之一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湖南由战略后方变为正面战场的前哨阵地。长沙、衡阳、常德是通往西南的门户和枢纽，被日军视为进入西南、直捣陪都重庆的必经之地；湖南又是湘鄂两省几十万部队军粮及湖南周边几个省区几千万人民口粮的重要来源地。同时，湖南还是日军发动的旨在打通平汉、粤汉及湘桂铁路线和保护此一交通线的“一号作战”的重要战场。因此，中日双方均制定了以争夺湖南为中心的战略作战计划。日军在武汉、广东地区集结了10个师团、4个独立旅团的兵力，占侵华日军总兵力的35%，使湖南处于南北夹击之中。国民政府在以湖南为主要辖区的第九战区部署了53个步兵师，占国民党总兵力的四分之一。中日双方在湖南先后展开了四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等大规模的绞杀战，是相持阶段战斗最多的主战场之一。

　　在湖南进行的6次会战占全国正面战场22次会战的1/4强，日军先后投入兵力60余万人次，伤亡20多万人。中国广大官兵浴血奋战，包括一批军、师、团长在内的10余万官兵为国英勇捐躯，牺牲在这片热土上。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迫使日军自“七七”事变以来第一次放弃攻占地区，退守战前原有阵地，从而粉碎了日军迅速结束中国战争的梦想。长沙会战的胜利也是在英法于欧洲战场节节败退、德意法西斯蹂躏欧洲大陆的形势下取得的，西方各国认识到中国战场的极端重要性，开始增加对中国抗战的援助，盟国在中国设立了中国战区。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确保了华中战局数年之稳定，为湖南和西南各省赢得了发展生产、支撑全国抗战的时间和空间，并在战略上配合了共产党敌后战场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有利于敌后根据地军民渡过难关，转入反攻。常德会战，歼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粉碎了日军以常德为基地威胁陪都重庆、迫使重庆政府求和的企图，支持了湖南其他战场，也配合了中国军队入缅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