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如斯，岁月沧桑，黄敬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五十六年了。可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我们对功勋卓著、深得冀中军民爱戴的领导怀念至深。

    黄敬同志，原名俞启威，是浙江省绍兴县一个世代官僚家族的后代。祖父是清末翰林，曾任南京陆师学堂总办，厘捐总局局长；父亲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工艺局长，国民政府交通部陇海铁路局局长。黄敬同志于1912年出生在北平，后到南京、天津上学。1930年后，在上海参加了著名话剧团体“南国社”当演员，结识了一些进步人士和革命者，并阅读了许多进步的和马列主义的书籍；1931年暑假，考入青岛大学物理系，由于他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爱国运动中表现突出，学校中共党支部于1932年吸收他为党员；1935年在北平参加领导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1937年2月，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1937年5月奉命去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接着又出席了党中央召开的白区党代表会议；11月，中共晋察冀省委成立，黄敬同志任省委书记；1938年4月，黄敬同志到冀中任中共冀中省委(后改称中共冀中区党委)书记；1942年秋后，任中共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和平原分局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员会书记和天津市市长，并任中共华北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仍兼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同志因积劳成疾，于1958年2月10日去世，享年47岁。

    黄敬同志1938年到冀中，1942年离开冀中，担任中共冀中区党委书记。他是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为坚持冀中平原的抗日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1939年春至1942年秋，我在黄敬同志身边任警卫员、机要通信员，同行军、同战斗、同助民、同娱乐，他是我革命道路上的领路人，终生难忘。
 
    （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河北中部地区，首当其冲，风起云涌，掀起了抗日高潮。

    1938年春，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已扩大到30多个县，拥有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两支重要武装力量。为进一步加速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冀中区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在此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决定派黄敬同志到冀中主持工作。他在1938年3月参加了晋察冀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来到冀中，在中共冀中省委传达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晋察冀军区的指示和决定。省委认为指示非常及时，决定召开中共冀中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动员全党从各方面加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中共冀中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38年4月21日在安平县城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所辖地方区以上和各部队团以上党组织的代表500余人，代表着全区8000多名党员。会议期间，由黄敬同志传达了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和晋察冀边区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鲁贲同志作了冀中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的总结报告，吕正操司令员作了军事工作的总结报告，孙志远主任作了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与会代表分析了冀中地区的斗争形势，总结了组建抗日武装和创建根据地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明确了冀中区的中心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统一扩大抗日武装，建立健全各级抗日政权。

    会议期间，提出了解决当前问题的多项重要措施：加强冀中省委，统一党的领导；统一和加强政权组织；将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统编，经中央军委批准，编成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撤销各地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建立统一的政权机构和群众组织；认真执行减租减息，严禁高利贷，切实改善人民生活，建立统筹统支的财政经济制度；加强部队党的建设和确定作战方针等等，经过深入讨论，一一予以通过。

    大会选举黄敬、鲁贲、张君、吕正操、孙志远、孟庆山等同志为中共冀中省委委员，由黄敬同志任省委书记，鲁贲为副书记。大会历时12天，于5月2日结束。

    这次代表大会，是冀中地区建立党组织以来空前的一次大会，具有重大意义，它标志着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成功建成。从此，冀中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各项工作在区党委领导下，不断发展，不断进步，加速了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建设。8月初，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改变敌后党的领导机关的通知》，中共冀中省委改称中共冀中区委员会(简称冀中区党委)。

    1938年7月7日，全民抗日战争一周年的时候，区党委决定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一方面继续动员全区人民抗日斗争，一方面扩大冀中根据地的影响。为此，冀中区党政军民在任丘县城外原国民党第二十九军营房操场上联合召开了纪念大会，到会军民两万余人，其中有30多个县的工农青妇文及回民各群众团体的代表和抗战烈士家属代表，包括国民政府军抗战牺牲烈士的家属，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的家属也应邀到会。会议中，冀中党政军民各部门的领导向到会的烈属代表进行了慰问，发放了救济金和物资，还检阅了人民子弟兵和民兵队伍。黄敬同志代表区党委向大会作报告，他阐述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成就和冀中抗日根据地建设的经验，以及一年来对日作战的情况。他特别指出：冀中的抗日斗争形势，将是极为残酷的，所以要抓紧有利时机，进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万不可麻痹大意。各界代表的发言，一致表示要加强团结，搞好各项工作，动员群众投入更艰巨的斗争，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不久又召开了冀中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和各县群众团体代表200余人参加的冀中各界抗战建国联合会成立大会。黄敬书记、鲁贲副书记、吕正操司令员、李耕涛冀中行署副主任到会并讲话，大会选举史立德同志为冀中各界抗战建国联合会(简称抗联会)主任，王奂如同志为副主任，从此抗联会担负起统一协调各抗日群众团体的抗日斗争任务和做好上层各界代表人士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实践证明，冀中区召开抗日战争周年纪念大会和成立冀中抗日建国联合会非常适时，对于后来冀中地区时局的发展和根据地建设起着重大的作用。

1942年10月，黄敬书记和秘书赵勇田分别时，他把常用的皮包赠给赵勇田留用，赵勇田一直保留至今。（中红网红色图库）

1950年春，在北京西山合影。左起：贺龙、聂荣臻 、黄敬。（中红网红色图库）

1985年，黄敬夫人范瑾让赵勇田保存的黄敬青年时代的一幅照片。（中红网红色图库）

    (二)

    黄敬同志在主持冀中区党委工作中，很重视强化党的领导，着力抓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群众组织的建设工作。

    冀中地区的共产党地方组织有较好的基础，但在抗战形势急速发展的情况下，任务日益艰巨和繁重，为进一步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党的工作亟需整顿与加强。在黄敬书记主持下，冀中区党委首先抓了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的工作，同时积极稳妥地在农村和部队中大力发展党员，建立健全了基层党组织。1938年底，安平县中共党员数目是1970人，我家5名党员就在其中。至1939年8月全区党员已达到70000余名。1940年1月，冀中区党的组织建设已经从上至下有了完备的组织系统。所辖5个中共地区委员会、几十个中共县委员会都已健全，几乎村村都有了党支部。

    在党组织日趋完善，党的领导作用不断增强，党员大量发展之后，1940年1月在黄敬书记主持下，召开了中共冀中区党委扩大会议。遵照中央指示的精神，会议强调继续加强党在领导抗日斗争中的作用，并提出在发展中巩固的工作方针，做出了整顿党组织和对党员进行审查的决定。用半年时间先审查鉴定县委与区委委员，保证这些领导机关掌握在忠实可靠的干部手中。然后采取分批整训的办法整顿党支部，每期12天，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政治思想及模范作用。对支部党员干部进行审查以后，转入对一般党员的审查，将不够党员条件的党员清理出党，全区共清理出2738人，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员的质量，进一步增强了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与此同时，区党委建立了党校，加强了党内教育的领导，使党员认识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民族统一战线与阶级立场的正确关系，提高了党员的民族觉悟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嗅觉、提高了思想政治水平，在各条战线上真正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冀中区的各级党组织变得更加健全和坚强，成为冀中人民抗击日寇的坚强领导核心。

    冀中区党委在抓建党的同时，加强了党对政权建设的领导。1938年4月至5月间，冀中行政主任公署正式成立(简称冀中行署)，这是冀中统一的政权机构。吕正操司令员兼任冀中行署主任，李耕涛同志任副主任(后为徐达本同志)。在政权建设上，各县县长由晋察冀边区政府正式委任，各县成立县行政会议，为县的最高权力和执行机关。明确宣布：地方政权的职责和任务主要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参加抗日活动；实行民主，建立民意机关，广泛发展群众组织，实行区、村普选；改善民生，取消苛捐杂税，提倡和发展手工业，发展农村经济，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优待抗属；动员财力、物力，保证部队经费和给养的充分供给。

    作为区党委书记的黄敬，非常重视和关心政权建设。他强调政权机构人员的组成严格遵守“三三制”；实行统一累进税要按税法征收；合理负担要合理，负担面要拓宽，应占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为宜。多年后，曾任冀中行署副主任的徐达本回忆，他说黄敬同志是大学生，他对累进税税率和计算方法，非常熟悉。

    1942年1月1日，由黄敬亲自主持制定的《1942年工作方针及任务》文件中，对机关干部有“三心”的要求。他对冀中行署领导干部讲话时说过这“三心”：一、虚心，要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二、耐心，不怕麻烦，不发脾气；三、热心，待人谦和，注意态度，讲究革命友爱。

    在党的领导下，随着政权建设的加强，进一步健全了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的组织，从专区、县到区、村，有了完整的不脱产的人民武装系统，所有1 8到55岁的男子都应参加。其后又成立了妇女自卫队，并将村中的枪支、手榴弹、红缨枪统归自卫队使用，承担起站岗放哨、侦察通信、担架运输、配合主力作战、破坏交通、维持村庄治安及其它各种抗战勤务。

    在冀中行政主任公署的领导下，财政工作、对敌经济斗争工作、文化教育工作、水利工作、司法工作、平原民兵工作等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和加强。在这个基础上，1 940年6月在黄敬书记主持下，冀中区党委发布了《关于加强党对政权领导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要定期研究同级政权工作的具体方针、政策及各种法令制度，要把政权内的党团员与政权机关的党支部严格区分开，党对政权的决定和指示，必须通过政权组织中的中共党员去执行，党对政权的领导着重于路线、原则、方针、政策方面，政权机构的日常工作，则由政权组织本身去执行。这一决定，既克服了党政不分的现象，也防止了以党代政或以政代党的现象，保证了政权机关工作顺利实施，发挥其更大作用。

    在党的领导下，冀中各群众团体，农民、青年、妇女的抗战救国联合会，工人、回民、文化界的抗战建国联合会，从上至下纷纷健全起来，有组织地广泛开展了发动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战的工作，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严峻的对敌斗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时在冀中平原上响起的歌声是，“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有志中华儿女投入抗日战争的大潮。在800万人口的地区里出现了“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的热烈场面。为了和日军作斗争，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办法。诸如拆城墙、破道路、挖道沟、挖地道、埋地雷、打狗运动、站岗、放哨、送情报、抬担架、救护伤病员、做军鞋、做军衣、运送军粮，甚至拿枪拿刀直接参战等，都是依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程子华政委在回忆冀中这段历程时曾深情地说，“五一大扫荡”后，冀中根据地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斗争，直到胜利地对日寇进行反攻，没有那么好的群众基础是不可能的，而这与黄敬同志领导发动群众做了大量工作、打下良好基础是分不开的。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黄敬经常提醒人们正确掌握政策，防止发生过激偏向。

    面对残酷的战争环境，黄敬书记十分关注冀中区广大人民群众对敌斗争的好人好事和典型事件，指示新闻单位及时报道和宣扬，以活生生的人和事，教育和鼓舞抗战军民。诸如活跃在白洋淀上的雁翎队、冀中妇女挖地道、无极县儿童查路条的小模范、武强县宁死不屈的英雄少年温三郁，以及拥军模范、后被称为“冀中子弟兵的母亲”的李杏阁等，都先后在《冀中导报》上介绍过他们的英雄事迹，在群众中引起广泛影响。

    (三)

    冀中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北邻北平、天津、保定，居民的文化程度较高，抗战爆发以后，在党的领导下，随着群众的发动和斗争的需要，文教事业很快有了新的发展。黄敬书记十分重视这一客观现实，他关心支持冀中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和文艺活动的开展。每年年初，冀中区党委工作计划中对于全区文教事业的发展，都有明确的要求和进度指标。至1940年夏季，冀中地区基本上每个行政村有了初级小学，每个区成立高级小学，入学儿童达到学龄儿童的80％以上，成人的识字教育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各地从实际出发，用不同形式和方法普遍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民校”制度(注：所谓民校，是指农村利用冬闲或利用原有小学设备办“夜校”等多种方式)，有关教师队伍的培养和课本教材的编写、印刷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在根据地的基本区内青年文盲大多数扫除了，有条件的八专署、十专署开办了八中和十中，七专署和九专署合办了一所七九联中，提高了教育水平。

    随着普及文化教育的开展，不仅提高了人们的素质，同时也促进了农村的文化生活。不少村庄成立救亡室，出壁报，写标语；成立歌舞队，组建村剧团，农村气氛非常活跃，处处荡漾着抗日救亡歌声，鼓舞着广大群众投身到对敌斗争中去。

    为了指导全区工作，区党委出版了《冀中导报》，在全区发行。与此同时，新华通讯社冀中分社成立，及时传播冀中抗日军民的高涨热情和牺牲精神。此外，各地委、县委也都出版了自己的报纸，还有的出版了不定期刊物。抗日烽火中，黄敬书记支持文教系统在全区发动了《冀中一日》的写作活动。

    为了满足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和加强抗战宣传，冀中区党委在黄敬书记支持下成立了直属的新世纪剧社，冀中军区政治部较早地成立了火线剧社，各军分区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剧社，各县也相继成立起剧社，后发展到大村都有村剧团，冀中的村剧团达到了1700多个，群众性地开展了大编大演抗日戏剧的活动。冀中平原大地一时出现了“村村有剧团，处处有歌声”的壮丽场景，激励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1940年春，新世纪剧社从华北联大学习回来后，黄敬听了梁斌社长的汇报，对剧社今后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他要求：“新世纪剧社今后除了演戏唱歌之外，还要像只老母鸡那样的工作，下蛋孵小鸡，下很多的蛋，孵很多的小鸡，把冀中的文艺工作活跃起来。”

    新世纪剧社按照黄敬书记的指示，先后开办了两期文艺训练班，对400余名地方文艺骨干进行了以戏剧、音乐为主的基础知识的培训；1941年，剧社派出人员到一分区、三分区、四分区辅导村剧团和开办文艺训练班，推动地方文艺活动的开展。

    火线剧社在联大学习时，正值晋察冀地区各剧团盛行演大剧之风，也想排演一场大戏，回到冀中后酝酿排演曹禺的《日出》。黄敬书记、吕正操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都支持他们这一举动，但苦于找不到《日出》的剧本，黄敬书记知道后说“这好办!”他通过地下关系从北平找来剧本，解决了这个难题。从1941年5月4日八路军三纵队(冀中军区)成立3周年纪念大会起，连续演出话剧《日出》多场。这个大剧目在烽火连天的战地演出，虽不适合当时敌后战争环境的要求，但这种艺术实践在提高剧社艺术水平方面却起了重要作用。

    (四)

    黄敬书记一向关心党的各项政策的制订和实施，特别注意把中共中央、北方局以及中共北方分局制定的各项政策精神结合冀中情况创造性地表现出来，深得群众拥护。如有关统一战线、民族政策、反霸斗争、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税收、反磨擦斗争等各项政策，特别是在冀中平原敌我斗争进入异常激烈以武装斗争为主的形势下，有些地区、有些时候实施了革命的两面政策，通过合法斗争形式，掩护隐蔽斗争和武装斗争，减少敌人对我军民的残酷迫害，保护人民群众利益，保护抗日军队和党政群工作人员，积蓄和发展抗日力量，坚持和扩大了统一战线工作，对坚持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争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武汉失守以后，敌人回师后方，开始了从点线占领扩大到面的占领时期。敌人依靠点线进行“清剿”、“蓖梳”、“剔抉”搜捕八路军和共产党的干部，并扩向所有村庄，成立维持会，建立伪政权和保甲制度，建立联络员组成情报网。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方针是教育人民和干部不给敌人干事，保持民族气节。而敌人依靠军事上的优势认为这是“匪村”，就天天来烧、杀、抢掠，有的村房子被敌人拆光了，老百姓都跑到外村去，也不派联络员，结果使群众受到了莫大的损失，而我们的工作却也很难开展。与此同时，有些村庄的干部为了减少损失，就表面应敌，实则继续坚持抗日工作。于是就出现了三种政权形式：一种是投降派和汉奸组织的降日伪政权；一种是敌人选用的由一些地痞流氓和土豪劣绅组成的伪政权，他们虽不一定忠心于敌，但也不拥护我们，且贪污腐化，压榨群众；再一种是我们的党员干部为群众所推荐，担任联络员和伪村长，成为抗日两面政权，表面应付敌人，实则忠于抗日。面对这种复杂的斗争情况，黄敬书记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1940年秋，发现了一个对敌斗争的模范村——深北县的西蒲疃村，这个村党支部自敌人在该村建立据点开始，就有组织、有计划地掌握了伪政权、伪自卫队，与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斗争，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而党支部派人在敌据点村里发动群众破路，贯彻各项抗日政策，巩固了抗日政权和抗日群众组织，使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打击了敌人，壮大了自己。黄敬同志于1940年冬，亲自到安平县羽林村，召集汇报会，把西蒲疃村支书孟林鹤叫来，汇报他们村对敌斗争的情况。黄敬书记表扬了他们，做了重要指示，并向中共北方局做了报告。但是这个问题在冀中区党委会议上意见并不一致，有人反对采用革命两面政策，认为这是“右倾”。

    其实，1 940年1 2月毛主席就发表了《论政策》一文，指出：“汉奸亲日派中间也有两面分子，我们也应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之”，并指出“在日寇加紧侵略中国的高压政策进攻的时候，唯有实行上项策略原则，才能坚持抗日”。但是这一论断没有及时被一些同志深刻理解。冀中区党委为研究这个问题，黄敬书记带着区党委秘书长李春兰同志到定县、安国县城附近游击区进行调查研究，找基层干部开座谈会，明确了“游击区可以成为我们的根据地，只是游击性强些。对游击区两面派政权要加以分化瓦解，使之转化为革命的两面政权。”

    1941年6月，冀中区党委召开组织工作会议。会上正式肯定了在敌占区、近敌区实行革命两面政策问题。黄敬书记在报告中专门讲了《关于敌占区及落后区的工作问题》，他对于敌伪据点的工作、敌占区的工作、近敌区的工作都做了详细的分析，提出了在这些地区可以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我们要把非法的内容用合法的形式表现出来，去应付敌人。各地党组织认真贯彻区党委的指示，在村中选派最可靠的共产党员去当“伪村长”，以应付日伪军，探查敌人动向。之后多次发生过伪村长给日伪军交了粮食，又立即报告当地游击队，游击队在半路设伏把粮食截回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