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稼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
2008-01-31 14:07: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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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施昌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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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仿佛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已经不是很遥远的事了。王稼祥按照恩格斯《哥达纲领批判》的精神对过渡进行了解释。他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性质不同，前者是按劳分配，后者才是按需分配，而从社会主义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要有许多条件，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人们必需的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可见，在一片“穷过渡”的声音中，王稼祥是清醒的。三是认为许多地方刚刚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非常草率、也是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准的”。他认为，苏联试办农业公社的经验应当吸取，这种所有制不仅把生产资料公有化，而且把每个社员的生活资料也公有化了，结果犯了“左”的错误，斯大林不得不纠正。他仔细调查研究，阅读有关大跃进的资料和文章，听取中联部同志到农村参观回来的汇报，还实地参观了河北通县和武汉近郊的人民公社，认为人民公社问题严重，因而当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后，他向刘少奇表述了自己的意见：对该《决议》草案的某些提法值得斟酌，对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和对国民经济计划的高指标表示忧虑，对急于过渡有异议。“刘少奇向毛转告了，结果毛发了脾气。乔木说，王稼祥应当受到表扬”。从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来看，王稼祥当时的这些真知灼见，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第二，深入研究国际国内形势，对党和国家的对外工作，系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关于我国外交政策总的原则，他认为，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和平外交政策，社会主义制度决定我们不需要战争，决不会去发动战争，但也决不允许别国侵占我国的一寸土地，我们的外交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争取建设社会主义的国际和平环境”。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他在我国对外政策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发表了自己的系统见解。更难得的是，在当时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应大规模援助别国的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的时候，王稼祥却十分冷静，认为“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可见，王稼祥当时的头脑是多么清醒，也为后来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有人把王稼祥的见解与主张称为“一次防‘左’纠‘左’的尝试”是有道理的。
但是，这些正确的见解与主张却被康生等加以歪曲，无限上纲，给扣上“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和，支持各国革命运动少）的大帽子。“文化大革命”时又被康生叫做“三降一灭”（投降帝、修、反，扑灭各国革命运动）。他受到了指责，不再分管中联部的工作，“文革”中受到了批斗。他光明磊落，始终相信党，实事求是的交代自己的历史，涉及党内同志历史情况，是非功过，他不管外界的舆论和压力，总是据实回答，决不乱说。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要他交代与刘、邓的“黑关系”以及与彭真、杨尚昆“勾结的阴谋”。他如实回答与刘、邓、彭、杨是工作关系，尽管有人反复要他交代，但他始终不肯乱说 。
十年动乱初期，王稼祥受到非人折磨，1969年10月起被下放到河南信阳接受再教育。林彪集团被粉碎后回到北京，并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尽管当时有“左”的思想干扰，但他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伟大正确的党，坚信真理一定会战胜谬误，坚信“历史是最好的裁判官”正是由于这些坚定的信念，支撑着王稼祥多病憔悴的身躯，在逆境中顽强地生活、学习，思考“在有生之年，如何为党多做一点有益的工作。”他的一生可谓是生命不息，工作不止，思考不断！
王稼祥说过，“共产党员干部要保持和发展自己的革命性格，为人民服务的无畏精神和共产党员的纯洁品质，并不是没有困难的。像我们这样过去犯过错误的人，应当经常控制自己，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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