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稼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
2008-01-31 14:07: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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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施昌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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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反对者之一”。
第二，对肃反扩大化，随便杀人抓人，也十分反感，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设法保护过 一些在“左”倾路线错误打击下受冤屈的同志。当时邓小平受“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错误批判，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派往基层工作。王稼祥极力向博古推荐，让邓小平担任总政部秘书长，后又担任《红星》报主编。1934年1月初，“左”倾冒险主义者和李德等人将黎川失守的责任都归罪于闽赣省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在瑞金对他进行公审，称之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被开除党籍、军籍，李德等还主张杀掉萧劲光。毛泽东、王稼祥坚决不同意并进行抵制，“一个月后，萧被安置到红军大学当战术教员”。他还保护过粤赣军区三分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邓飞、司令员吕赤水，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傅连暲，医生王斌等。他在统一战线，包括党的俘虏政策等方面，发表过不少精辟的见解，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第三，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红军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受到限制与损害，王稼祥以极大的努力，逐步建立与健全了政治工作机构和各项规章制度。他多次提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如1932年9月21日，他同贺昌签发的《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的训令》中，提出“要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
特别应提出的是，王稼祥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著名论断，从根本上确立了政治工作在革命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在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一切战争如果没有政治工作的保障是不能达到任务的。”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他又将这一观点进一步发挥，提出了红军政治工作七个方面的任务。在谈到政治工作方式时，指出“要特别注意克服过去平均主义、刻板主义的缺点，不看对象，这种坏的工作方式，是压制基层的积极性的，会把我们的工作放在一个模样子里的，其次是官僚主义的存在，空谈主义在后方更浓厚”。他认为：“我们不要一般化的领导，要分主要次要，要实行具体化的活的领导”。这表明，在实际工作中，他已开始反对教条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待。
随后，当他得知广昌失守的消息后，心急如焚，公开表示对“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挥的不满，虽然他当初“也错误地附和了博古的意见”。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在一起行军或宿营，常常谈论党和红军的大事，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认为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用他自己当时的话来说:“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他彻底摒弃“左”倾路线，明确表示同意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提出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投了“关键的一票”，为遵义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遵义会议以后，王稼祥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组成了军事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指挥。他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密切合作，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行动，率领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结束了长征。
1937年7月，王稼祥赴莫斯科治病。病愈后留莫斯科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1938年8月回到延安，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重要职务。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努力工作。举其要点，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促使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顺利召开。那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王明回国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提出了一系列的右倾错误的观点，即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影响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在军事上，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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