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延安，这片孕育了中国革命的红色热土，诞生了一所著名军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不到10年，抗大办学8期，衍生出14所分校，培养出10万余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

    抗大的故事，像宝塔山上的天光云影，气象万千；又像延河之水，常流常新。此次追寻，让记者深有感触的是，毛泽东同志1938年、1939年曾两次向抗大学员提出：我们要“订一个条约”。

    这个“抗大之约”，字字千钧，语重心长——

    “我们将来要永远以革命的面目相见！”

    “有永恒的信仰，才有永远的奔赴”

    踏陇上、走塬下，记者在思考：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抗大之约”？

    国防大学教授钱均鹏介绍了当时的背景：“当时，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悲观和迷茫情绪笼罩着国人。为此，毛主席号召抗大学员要坚持革命到底，不要像张国焘，半路上忽然不见了。毛主席说，‘革命的面目’就是‘抗战到底’，就是‘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乃至‘达到共产主义的胜利’。”

    “如何才能做到‘永远以革命的面目相见’？”钱均鹏说，此前，毛泽东曾对抗大学员说，要下“十分坚决彻底的决心”：“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决心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决心。”

    牺牲升官，牺牲发财，牺牲生命。这“三个牺牲”，非但没有吓跑抗大学员，反而吸引了成千上万进步青年奔赴抗大。

    延安革命纪念馆内，一张抗大各期学员名录映入记者眼帘。从1937年7月到1939年6月，仅延安接纳的3万多名青年学生，就有一半以上进入抗大学习。

    记者从名录上发现，奔赴抗大的青年中，甚至出现了国民党高官的亲属，如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冯玉祥的侄子冯文华、傅作义的弟弟傅作良等。1938年，陈慕华进入抗大参谋训练队学习，毕业后成为八路军第一位女参谋。她的父亲是一名国民党少将。

    奔赴延安、走进抗大的，还有许多爱国华侨。1938年，司徒慧敏从香港秘密奔赴延安，从锦衣玉食的“富家女”变为在窑洞中吃小米、纺棉线的抗大学员。她的父亲是旅美爱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

    究竟是什么力量，使爱国青年如洪流般执着地奔赴延安、走进抗大？讲解员付玲莉这样说：“无论家庭出身，无论生活背景，有一样的理想信念，就会有一样的奔赴行动。”

    付玲莉将记者带到一组展板前，只见上面有几组数据：从一期到6期，抗大学员从1065人发展到13390人，人数增加了10倍不止；抗大一期学员1065人，毕业时党员多达1025人。此后每一期学员都踊跃申请入党，近百分之八十的学员在抗大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参观的人流之中，记者与一群来延安上现地教育课的国防大学学员不期而遇。钱均鹏教授向大家讲述了“一个抗大学员，影响数千人参军抗日”的故事——

    1938年的雁北，日军疯狂扫荡，抗大女学员、归国华侨李林主动请缨前往。面对群众起初的“闭门羹”，她以纸笔立誓：“欲燃星火，先暖人心——今日起给老乡挑满百缸水”……在她的努力下，短短两年，24人的游击队发展成为1200人的武装力量。

    1940年4月，怀胎3个月的李林率部掩护大部队转移，在日军合围之际仍坚持战斗。牺牲前夜，李林在笔记本上写下“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誓言。后来，这句话被刻上雁北千所学校的墙壁。

    “有永恒的信仰，才有永远的奔赴！”钱均鹏动情地说，李林牺牲后，雁北涌现出12支“李林支队”，为八路军输送兵员4300人；南洋华侨以“李林中学”为名募捐，购药20吨支援抗战……

    “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伴着国防大学学员们的歌声走出纪念馆，记者仿佛看到另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阔步向前——

    前不久，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传来喜讯：今年该校毕业生中，有39人被军校录取。这座位于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中学，诞生于抗日烽火中。在先辈精神感召下，该校学子携笔从戎、献身国防蔚然成风。

    “永葆纯洁光荣，要靠以上率下”

    巍巍太行，层峦叠嶂。

    从延安出发一路向东，记者沿着当年抗大师生东迁的足迹走来，听到太行山上处处流传着师生们的故事——领导带头背粮，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行军途中帮忙挑水、扫地、宣传抗日……

    “这样的好作风，是领导以身作则带出来的。”在河北邢台信都区浆水镇前南峪村抗大陈列馆，馆长杨树讲述了这样一段往事——

    上世纪30年代，抗大总校东迁太行敌后。一路上，时任教育长罗瑞卿将马让给生病的学员、体弱的同志或腿脚受伤的战士，自己拄着简易拐杖，和普通师生一起，每日徒步行军数十里。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1940年11月，抗大总校辗转迁至浆水镇一带，校部办公地点就设在前南峪村。”杨馆长介绍，浆水一带广泛种植核桃树、栗子树、柿子树，但没有任何学员动百姓一个果实。

    “永葆纯洁光荣，要靠以上率下。”长期研究抗大历史的杨馆长向记者讲了两个故事——

    1941年山东抗日根据地闹饥荒，抗大一分校面临断粮危机，师生们坚决不动老百姓的“救命粮”，夜间冒死穿越胶济铁路日军封锁沟背粮。校长周纯全长征时负伤导致右眼失明，坚持走在队伍最前面，和学员一起背粮。结果，全校师生靠肩挑背扛储备大量粮食，不仅实现自足，还救济了无数群众，当地百姓纷纷送子弟参军入学。

    抗大学员李志在突围中负伤，被村民王换于藏进自家地窖才躲过日伪军搜捕。一周后，两名抗大学员冒死穿越封锁线，送来节省的5斤地瓜。次月，王换于亲自将16岁的孙子送到抗大一分校驻地：“队伍饿着肚子打鬼子，还省粮救济俺们老百姓。这孩子交给抗大，俺放心！”

    从那之后，一分校学员人数迅速增长，同期接收沂蒙籍新学员占总数百分之六十五，大多来自受粮村庄。

    “抗大干部好作风，不仅感动了学员，也感动了人民群众。”在政治整训讨论辨析中，邢台军分区一名领导对此深有感触，“真正的优良作风，始于纪律规定的束缚，成于领导干部带头遵守弘扬，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

    “从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长河看，更重要的是一代做给一代看、一代带着一代干。”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父母当年相识在抗大。他永远忘不了，参军后由于表现出色，部队决定给他提前提干。他写信报喜，不料父亲如此回信：“立即返回部队，好好当兵，从基层干起！”金一南感慨：“父亲那代人就是这样，他不是把你提起来，而是把你摁下去。”

    金一南时常想起当年入伍时，一群新兵在尘土飞扬的卡车上，一遍一遍唱着一首歌：“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

    这首歌，是李劫夫作词作曲的《一代一代往下传》。说起这支歌，一名老军人说：“今天，会唱这首歌的人不多了。面对种种诱惑的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承诺：永远不做这支军队的不肖子孙！”

    “革命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

    1944年深秋，18岁的烟台学生王海蜷缩在粪坑三天三夜，躲过日军搜捕后奔向抗大一分校。

    入学后，王海和战友们举着“木炮”训练仅一年，就在攻打临沂时创造奇迹——他带领学员班用仅有的迫击炮弹，首发炸塌日军中心碉堡。

    翻阅王海将军的回忆录《我的战斗生涯》，文字无声，却仿佛拥有穿越时空、直抵人心的力量。

    跨过青砖歇山顶的门楼，走进山东省栖霞市胶东抗大精神教育基地，抗大一分校旧址依稀可见当年模样。古朴的院墙上，写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8个大字。

    “这里是课堂，也是战场。”基地负责人栾巧梅告诉记者，办学近10年间，抗大一分校辗转100多个村庄办学，师生们经历大小战斗上百次。当抗战胜利的号角吹响，一分校已累计超万人。

    当年那名只能举着木棍当枪炮的年轻学生，历经战火淬炼，成长为人民空军赫赫有名的王牌飞行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王海带领战友与世界头号空中强敌美国空军激烈空战80余次，击落击伤敌机29架。

    1984年，王海重返沂蒙山，抚摸着当年藏身的石缝感慨不已：“抗大教给我们的何止军事技能？”

    “革命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琅琅书声响在山谷，拳拳赤心映照河山。走出抗大校门，学员们为国家、民族顽强战斗，建功抗日沙场——

    杨得志刚从抗大毕业便走上晋北战场，在平型关战役中，率八路军685团担任主攻，运用山地伏击战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抗大工兵教员王耀南，带领学员在太行山建立地雷作坊，发明“飞行爆破雷”，在百团大战中炸毁日军正太铁路37个据点。

   “抗大学员不仅能征善战，而且赤胆忠心。”回顾那段历史，栖霞市党史专家毛春雨感慨不已。

    1941年12月，山东莒南县渊子崖村遭日军1000余人合围，村内有抗大一分校30名学员，队长李凯军率领大家以步枪、土地雷阻击日军骑兵，为300余名村民赢得转移时间。30名学员战至最后一刻，刺刀拼弯了就以砖石砸敌，最终全部壮烈牺牲。

    “敌酋冈村宁次曾说，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了边区的一半，甚至说宁可死去2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死去5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国防大学校史馆馆长姜晓德告诉记者，抗大之所以如此让敌人忌惮，归根到底是因为抗大出来的学员，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抗大精神，并没有随着抗战的胜利而终结，而是始终发扬光大。在中国革命以后的历史长河中，抗大学员继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骨干作用。”姜晓德说，如今人民军队的每一所军校，都流淌着抗大的红色血脉。虽然一幢幢现代化教学大楼，早已代替了昔日的一排排窑洞，但每一批新学员的“开学第一课”都会讲到抗大。

    抗大炉火，代代相传；红色血脉，奔涌不息。

    记者手记

    想起了“将军三问”

    新中国成立后，每逢有人探望大将徐海东，将军必问：“政治上犯错误没有？经济上多吃多占没有？生活上和老婆离婚没有？”将军三问，一问思想，二问廉洁，三问作风，至今仍令我们警醒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