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书第44条指控你销毁了与林彪、叶群等来往的信件、材料等罪证，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律师问。

　　对此，吴法宪扼要陈述说：“‘九一三后’，我很害怕，便把与林彪一起照的照片都烧了，叶群写给我的诗也烧了，为了掩盖罪行，主要是烧的照片。”对吴法宪的罪行的指控，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他作了回答后，又对自己的问题加以概括说：“总起来，我的罪行：第一，参与了组织林彪反革命集团，为林彪提供了骨干，把王飞、胡萍等介绍给了林彪；第二，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诬陷广大干部和群众；第三，破坏了空军的建设。我的罪恶大，我天天想到自己的罪恶，我看了《刑法》第90条、第98条、第100条、第23条，我都触犯了。特别法庭按照我的罪行怎么判我都接受，我认罪服法。”谈到这里，他停住了，欲言又止。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律师问。

　　“我16岁参加革命，没有一天离开过解放军，最后堕落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这是由于我的个人野心所造成的。罪行犯了，没有办法，按照我的罪行，判我什么刑都没有问题，我要求给我一条生路、出路，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赎一下我的罪行，重新做人，再也不敢犯罪了。如果再犯，法院可以抓起来枪毙我。”

　　律师看到吴法宪已经没有什么再说的了，便对吴法宪说：“你要相信特别法庭会实事求是，你对自己的问题也要实事求是。今天就谈到这里吧！”随后律师招呼监管人员将吴法宪带回监房。

　　一件重大的任务完成了，二位律师感到一阵轻松，看看手表，谈了一个多钟头，摸摸口袋，里面的通行证保存完好，于是他们告别了羁押吴法宪的灰色砖砌楼，稳步走出警卫森严的监狱区的铁门。

　　张思之、苏惠渔律师会见李作鹏

　　特别法庭于1980年11月10日向李作鹏送达起诉书副本的同时，告知可以委托辩护人，李作鹏表示不委托律师，后经法庭工作人员对律师制度以及有关法律规定作了说明和解释，李作鹏经过一番考虑，于14日上午提出“请求委托律师为我辩护”。当天晚上，决定选派张思之、苏惠渔律师接受委托，并向二位律师通报了李作鹏的状况和特点。其时离开庭时间已经很近，律师于11月16日上午去北京复兴医院会见李作鹏，他因心脏病严重，由秦城监狱转押在医院边治疗边候审。会见手续办得特别快，“两案办”一个电话通知就全部解决了。会见开始，律师说明来意，作了自我介绍，重点阐明了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辩护制度以及辩护律师职责的规定。李作鹏的态度既认真又平淡。双方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办妥委托手续。至此，张思之、苏惠渔两位律师从法律上正式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之一——李作鹏在受审中的辩护律师。律师接着听取李作鹏对起诉书指控的罪状的意见。事实上，起诉书中指控的内容，对李作鹏来说应当并不陌生，早在预审过程中，针对这些内容早就对他进行过反复的、详细的讯问，因此，提及对起诉书的意见，他稍加思索就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由此推知他对于律师的工作愿意配合，但给人的感觉也并不是那么迫切或寄予期望，他说：“本来我不想找律师辩护。”但接着又表示：“我是搞军事工作的，对法律没有什么研究。对于你们来，我表示欢迎。我的罪行、错误不要求你们辩护，是我的，我承担；只要有真凭实据，我不抵赖。我的肩膀还是硬的，扛得起！”可是，他又说：“因为事情比较复杂，有些问题法院有法院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看法不一样没有关系。判我的罪，我没有意见。怎么判我，我都接受。有的问题，我只是保留看法。我要求把我的档案保存下来，保留三百年到五百年，留待史学家去研究，作出结论。”看来他对法庭会怎样判决也已有了一定的揣测。

　　当问李作鹏对辩护律师有什么要求时，他若有所思地说：“请你们来，我只有三点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