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由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审问，第一审判庭设在北京正义路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大礼堂，大礼堂有1000多个座位。

　　1980年11月24日下午，开始了对王洪文、姚文元庭审。这是对“四人帮”被告人的第一次开庭审问，特别法庭、特别检察厅都极重视。

　　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副庭长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和17名审判员出庭。第一审判庭审判长曾汉周主持审判活动。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清、副厅长喻屏、史进前和5名检察员出庭。姚文元的辩护律师韩学章、张中到庭，在辩护人席上就座。

　　法庭在审问王洪文结束后，即对姚文元进行审问。首先，法庭就起诉书指控姚文元伙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密谋，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主席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的事实进行法庭调查。

　　审判员张敏问姚文元：“1974年10月17日晚上政治局会议之后，有哪些人到钓鱼台17号楼去，是谁通知你去的？”

　　姚文元精神显得非常紧张，手里拿着一叠准备辩护用的材料纸，一时难找到回答问题的材料，结结巴巴回答：“是江青通知我去的，去钓鱼台17号楼，不止我一个人，还有王洪文、张春桥。”

　　审判员问：“你们在一起策划了些什么？你说了些什么？”

　　姚文元回答：我攻击邓小平副主席，主要是根据邓小平副主席在会上讲“老是这样子不好合作”，批评江青的态度。我就把过去毛主席说过“路线对好合作，路线错难合作”的话，和邓小平副主席抵制江青联系起来，攻击邓小平路线上有问题。到长沙去告状是向毛主席反映了对邓小平的意见，实际上想影响毛主席已经作出的决定。

　　检察员钟澍钦发言，他说“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策划去长沙“告状”的目的是为了篡党篡国。当时周恩来总理病重住在医院里，毛泽东主席在长沙疗养。10月4日，毛泽东主席提名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当时正值召开全国四届人大之际，周恩来总理过问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和人选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把周总理以及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看成是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因此，密谋策划“长沙告状”，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是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步骤。这是他们有预谋、有组织的反革命集团犯罪活动。

　　审判员问姚文元：“你伙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密谋诬告邓小平，是否说过‘北京大有庐山会议气息’？”

　　姚文元回答：“我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不是说‘北京有庐山会议气息’，是说‘现在有一些庐山会议气息’。”

　　法庭宣读张玉凤1980年7月18日的证言（节录），王洪文1980年9月23日的供词（节录），姚文元1974年10月18日日记（节录）。证明姚文元说过“已有庐山会议的气息”的话。

　　宣读后，姚文元说：“我作了错误的判断，‘有庐山会议的气息’，这个话当然是完全错误的。”

　　公诉人指出：姚文元把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抵制江青发难，把周总理重病，住在医院里操劳党和国家大事，找领导人商谈工作都诬陷为“已有庐山会议气息”。按照姚文元的解释，“庐山会议气息”就是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林彪抢班夺权。王洪文到长沙毛主席那里去告状，就是按照姚文元定的调子进行诬陷的。这次反革命诬陷活动，江青为首组织策划，张春桥煽动，姚文元定调子，王洪文冲锋当打手。姚文元无法推卸自己应负的罪责。

　　审判员问：“1976年5月16日，你在审批《人民日报》的《党内确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一文的送审稿中，是不是亲笔加上了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这句话？”

　　姚文元答：“我在《人民日报》送审稿上，是改过‘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这样一句话。”

　　法庭向姚文元出示原送审稿。姚文元看后说“现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