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读后，姚文元说：“当时的认识，我觉得出现这样的大字报，出现这样的标语口号，是对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反扑……所以我就攻击它是一个反革命逆流……现在我当然不是这样认识了。”

　　审判员问：“你说政治局太迟钝了，你的敏感又是什么呢？”

　　姚文元答：“是的，我当时觉得迟钝，我是觉得北京也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主要是指这一点。”

　　审判员问：“你究竟要注意北京的什么情况呢？在你的日记里面，已经表达清楚了。现在宣读和投影姚文元1976年4月3日就是你打电话这天的日记。你可以看看。”法庭投影并宣读这篇日记：“继江苏、浙江等地后，反动标语开始在北京出现。昨天天安门人群激增，用所谓‘悼念总理’发泄对运动不满，发表反革命演说和反革命口号，有的还公开反共，这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科学院、七机部）是它的基础……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是解决矛盾（某一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

　　宣读后，审判员问:“悼念周总理怎么就成了垂死的反动势力的挣扎呢？”姚文元回答：“因为我当时觉得到天安门去悼念的有一部分群众并不是真正的悼念周总理，所以，我觉得他们提出悼念周总理，目的还是要反对‘四人帮’。那么，我当时自己就是被反对、被推翻者之一……”审判员问：“那就是说你感到你的末日来临。是这个意思吧？”姚文元回答：“当时还没有这样子迫切感觉，但是确实感觉到自己是被反对。”审判员问：“知识分子怎么就成了反动势力的社会基础了呢？”姚文元回答：“因为这些单位里去送花圈、发传单的人特别多，所以我引出了这样的感想。”

　　审判员问：“送花圈去悼念周总理这是有罪的，你的结论是这个？”

　　姚文元回答：“不是，我是说送花圈，发传单，花圈上都是有诗的，很多诗，骂你，而且骂的话，我当时觉得太刻毒了……”审判员问：“刻毒，哪有你这么厉害，你要枪毙一批嘛？”被告人姚文元开始发急，讲无论如何允许解释一下这句话：“起诉书上说是我的主张，不是，主张至少是要对一个人发表，这个从来没有对人发表过，怎么能够说成是主张呢？也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

　　公诉人检察员钟澍钦发言：“姚文元的日记暴露了他反革命意图，是他的思想动机。但是他后来的行动，实现了他反革命意图，并不只是思想上的问题。”

　　当法庭转到调查姚文元要鲁瑛派记者到天安门收集材料的事实时，审判员张敏问：“记者搜集来的材料，你登了《情况汇编》没有？”姚文元答：“这个我不能全部回忆起来……。”

　　法庭宣读了鲁瑛1976年12月5日的揭发材料（节录），其中说姚文元在南京事件后，要鲁瑛派记者到天安门“去看看去的人在干什么”。姚文元还说，“这些情况可以在《情况汇编》上反映，未登以前，先打样子给我看。”宣读后，姚文元说：“这个是事实。”

　　审判员问：“这些《情况汇编》把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言行说成是什么呢？是发表反革命演说，或反革命口号，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是一小撮坏人，是反革命分子。这些都是不是你说的，或你修改的？”姚文元答：“是的，这些是我在清样上修改了加上了自己的观点，这是我犯了严重的错误。”

　　检察员钟澍钦发言，指出姚文元只承认犯有错误，而不承认反革命罪行，仍坚持反革命立场。姚文元诬陷迫害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实行镇压，他的罪行是严重的，他的罪责是不能推卸的。

　　审判长曾汉周向被告人姚文元宣布：“特别检察厅指控你的犯罪事实，法庭调查终结。”他宣布：“把被告人姚文元带下去。现在休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