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固革命根据地研究的几个问题 |
2009-06-23 16:25: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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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莲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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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功绩与过失的评价问题
研究东固革命根据地，需要有一个客观的、全面的评价，充分肯定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作用和重要地位，以正确的态度衡量其历史功过，是东固革命根据地研究领域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有关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大抵有以下几种意见：一是认为东固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赣西南革命斗争的中心和立足点；是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的歇脚地和东征基地；并为工农武装割据提供了新鲜经验○8 。二是认为东固革命根据地是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和中心，是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奠基石；它为红四军解救了危难，给红四军东进闽西创造了条件；其斗争经验丰富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探索中国特色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做出了积极的贡献○9 。三是认为东固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初期赣西南斗争的中心与立足点；是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的修养生息之地；其斗争经验有力地推动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地发展○10 。四是认为东固革命根据地是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和中心，是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奠基石和起点；为红四军解救了危难，给红四军东进闽西创造了条件；是中国工农红军创建的发源地之一，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其斗争经验丰富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成为毛泽东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实践的大舞台，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发祥地之一；其经济建设形式和革命政权组织形式为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提供了有益的探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1 。上述前三种意见，基本上大同小异，具有许多共通之处，而比较完整的则为第四种。坚持第四种意见的丁仁祥先生还对1929年2月的东固会师作了高度评价，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井冈会师不亚于朱毛在井冈山（宁冈）的会师，不亚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刘志丹部队的会师。”○12
上述意见，尽管其内容或多或少，文字的表述亦略有差异，但都对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做了充分的肯定。不过，作为政治宣传的力度，社会影响的广度，或是学术研究的深度，都还远远不够。探讨其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
一是政治上的原因。不少专家认为，由于这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者李文林等人在富田事变中遭到错杀，使这块被毛泽东誉为“李文林式”根据地的历史作用也被抹煞了。这是东固革命根据地研究滞后的主要原因。○13 二是思想上的原因，由于“左”的思想在学术界和理论界的影响，长期以来突出宣传“一个领袖、一支军队、一个山头”，如在宣传井冈山根据地的同时，还有一个“东井冈”和东固革命根据地，则难免有分庭抗礼之嫌。○14 三是客观上的原因。由于井冈山根据地的特殊地位，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井冈山的宣传可以说是高潮不断，至今仍然方兴未艾。而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研究，则无论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都望尘莫及，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因素。四是主观上的原因。由于上述的政治氛围和学术氛围，又由于研究的滞后，史料相对缺乏，有些研究者望而生畏；即便涉此领域的，也是势单力薄，孤掌难鸣。由于上述原因，造成了东固革命根据地今天的研究现状。
现在，坚冰已经被打破，学术研究的春天早以来到。我们理应把握机遇，去迎接东固革命根据地研究的崭新局面。这里，就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即以怎样的态度去评价历史的功过？
1930年初发生在富田的AB团肃反扩大化事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仅错杀了李文林，还祸及许多革命战士，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对富田事变的研究，不少学者从各个侧面做过深刻而详细的探讨，笔者不再赘述。笔者认为，实事求是的态度是研究一切历史问题的基本态度，也是研究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基本态度，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评价其历史功过，是促进东固革命根据地研究的先决条件。
应该实事求是地肯定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作用。笔者赞同上述列举的几种看法，特别赞同吉安东固革命根据地研究专家丁仁祥先生的第四种意见，并从以下几方面对此作具体归纳。
一是创建了武装割据的新形式 东固暴动发生于1927年11月中旬，是赣西南地区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武装暴动。暴动成功后，中共党组织虽然积极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但未将自己的活动公开化，1928年春成立拥有50余名党员的中共东龙区委会，就是以红色曙光社的社会文化团体名义对外，形成了秘密的斗争状态。期间，党主要通过农民协会管理一切农村行政事务，行使红色政权机构的职权。同时，东固的革命武装又主要以农军为基础，争取、改造以“三点会”为首的绿林武装，采取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使敌人既分不清红色割据区与白色区域的“红白”界限，又难于实施打击。这种武装割据的新形式，被毛泽东称之为是“在接近总暴动之前”“最好的”形式，就是“李文林式”的秘密割据形式。
二是树立了军队建设的新样板 诞生于东固暴动的这支革命武装——工农革命军，为而后人民军队的建设树立了一个新的样板。中共党组织在暴动后不久，即规定其性质为：“工农革命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武装”、“工农革命军是工农革命的先锋队”、“工农革命军是消灭土豪劣绅的利器”；○15 特别是不折不扣地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东固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陈列了一份《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纵队名册》，从队部到各区队，名册的排列顺序为：队部——党代表詹天龙、队长段起凤；第一区队——指导员朱继武、队长梁人杰；第二区队——指导员郭枚、队长萧大鹏；第三区队（缺）；第四区队——指导员邓知非、队长杨金芳。第七、第九纵队是红四、红二团的前身，难怪红四军在与这两个团会师后，毛泽东高兴地把他们当作“新鲜的友军”，说“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真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前五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这也可以说是帮助四军党的领导加强的原因。”○16 对东固革命根据地这支军队给予了高度评价。与此同时，为配合军队建设和作战的需要，他们还先后开办了第一家红军兵工厂——淘金坑兵工厂、第一所正式的红军医院——东固山坑红军医院、第一家正规的红军学校——富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在军队建设史上，应该写下浓重的一笔。
三是探索了政权建设的新路子 东固革命根据地虽然“一切权力归农会”，但政权运作的大政方针实际上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共产党人不仅在根据地全面废除地租、苛捐杂税和高利贷，禁烟、禁赌、禁娼妓，实行耕者有其田。同时开展必要的政权建设工作。除军工生产和军事后勤保障外，在工业生产方面，相继建有工艺厂、锅炉厂、农具修理厂、油墨蜡纸厂、熬硝厂等；在农业方面，农会领导干部带头抓生产，实施奖罚制度，激励先进，批评后进。以自然村为单位组织生产小组，进行互助互耕，开展劳动竞赛，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商业金融方面，军民集资，于1928年10月创办了红色政权第一家金融机构——东固平民银行，发行了第一张金融纸币；在经济贸易方面，由政府拨款和群众集资，成立东固平民消费合作社，下设南龙等2个分社；在邮政方面，1929年3月建立了第一家跨乡、区的区域性邮局——东固赤色邮政分局，翌年又建立了第一家跨县、区的邮政管理机构——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在文教卫生方面，于1928年10月兴办了第一家平民学校——东固平民学校，随后，各乡、各村又先后建立列宁小学、夜校识字班。在习文识字的同时，各乡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文化娱乐活动。生气勃勃的文化教学活动，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学习运动”。○17
应该实事求是地讲清富田事变的历史真相，实事求是地讲清“AB团”肃反扩大化的严重性，实事求是地总结“AB团”肃反扩大化的惨痛教训，实事求是地分清历史的责任。中共中央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对此作了这样的分析，指出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许多冤案、假案、错案，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并认为各根据地的肃反，都程度不等地犯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危害。○18 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基本上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但是，该书对肃反扩大化的责任问题，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强调“这种错误的发生，是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指导直接相关的。”○19 笔者认为，其直接的责任人，应该是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更具体而言则是政治保卫处处长李韶九等人。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本人也曾经做过自我批评，他说：“比如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有一条叫‘废止肉刑’。从理论上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就主张废止肉刑，那么我们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就更应该废止肉刑，封建主义才采取肉刑。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作了这个决议，一九三0年就打AB团，我们讲不要搞肉刑，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后来我们作了总结，重申废止肉刑，不要轻信口供。因为不废止肉刑，轻信口供，就要出乱子，一打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搞坏了。内战时期，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当然我们不应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反对反革命是应该的。但是，在当着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20 尽管毛泽东只是从“废止肉刑”这一角度谈 “AB团”肃反扩大化问题的，但字里行间，体现出其恳切之情和内疚之心。
必须指出，毛泽东在东固犯了错误，无损于毛泽东的光辉；东固革命根据地发生了富田事变和“AB团”肃反扩大化问题，也不能抹煞其伟大的历史地位。正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曾经有过“八月失败”和“王佐、袁文才被误杀事件”，但井冈山革命道路将永留青史。这就是我们实事求是地研究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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