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东固根据地对反“围剿”的胜利功不可没，历史伟绩彪炳千秋
中央根据地在反对三次“围剿”中，国民党共动用了60余万兵力。这相对于幼小红军来说，可谓是大力士与幼婴决斗。然而，幼婴却智取了大力士，获得了最终胜利。在红军发动的约13次战斗中，共歼敌7.5万人，缴枪4.6万件。仅就被歼人数看，虽只占其动用兵力的15%弱，但却是当时根据地红军总人数的近2倍，即相当于每一个红军消灭了2个敌人。在这丰硕成果里面，既包涵着许许多多经验和教训，同时也浸透着根据地党和政府及人民的浓浓心血。
首先，红军作战取得了系统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中央根据地在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适时地根据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制定出相应的基本原则。一是依据根据地作战是反“围剿”的主要形式。红军自诞生之日起，国民党政府就一直不容许其生存，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围剿”扼杀。这说明代表两个相对立阶级的军队之间势不两立的现实，进而决定了中国内战必定是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与红军的反“围剿”相依存。因此，红军只有也必须依托自己的战略基地即根据地的有利群众条件和地形条件，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持和援助下，打破强大敌人的“围剿”，求得生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这既是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也是红军夺取胜利的一条重要经验，其基本的指导思想是着眼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二是诱敌深入，实施有效的战略退却。在强大的敌人进攻下，红军必须避开不利的决战和敌之进攻锐气，使之在红军和地方武装的不断袭扰下，变成瞎子聋子，变得疲惫不堪，并且兵力分散，由优势变成局部劣势。然后，红军以主力实施反攻，速战速决，将敌各个击破。因此，诱敌深入就是红军充分利用有利条件，依靠根据地党政军民整体合力来反对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进攻并夺取胜利的基本作战方针。三是集中兵力实行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红军在兵力、火力上绝对劣势是显而易见的，往往一个根据地内只有一支部队，这就决定了不可能与强大的敌人实施阵地战、攻坚战，更不可能分散兵力扰敌和处处设防，而必须相对集中自己的兵力造成战斗上的优势兵力，在长的战线、大的战区上实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速决进攻战，将局部劣势之敌歼灭于运动中，以避免陷入多路敌军的包围之中，并便于自己连续作战。因为红军的武器装备取决于战场缴获，红军的人员组成一部分来自于俘虏。所以，红军必须坚持歼灭战原则，力求俘虏敌军的大部分人员和缴获全部武器装备，以补充自己。而相对于强大的国民党军队来说，将其击溃远没有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以造成其士气沮丧、兵力削弱的意义深远。四是不失时机地实施进攻，扩大战果或将敌之“围剿”击破于计划实施之前。红军总的战略态度是防御，但不应当排除有利条件下的进攻作战。在敌之“围剿”被打破后，敌军通常是转为暂时的战略守势。在此情况下，红军应当抓住有利条件，主动连续再战，向退守在根据地周围的孤立无援的敌军实施进攻，以扩大战果，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有利条件下的进攻作战，是红军力求战略主动的重要表现，也是争取胜利的重要一着。上述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解决了红军如何以劣势兵力和落后装备去战胜强大敌人的问题，这是毛泽东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的杰出贡献。
其次，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佐证了毛泽东抉择的无比正确性。在根据地的地点抉择上，毛泽东在1930年1月5日所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而争取江西，“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在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的道理。在反“围剿”主战场的场址抉择上，1931年国民党张辉瓒之《第十八师失败之检讨》如是说：“东固暨其以东地区，尽属山地，蜿蜒绵直，道路崎岖，所有民众，多经匪化，且深受麻醉，盖匪即是民，民即是匪，对于我军进剿，不仅消极的认为恶意，且极端仇视，力图抗拒。如是，对于我军作战上发生下列之困难：（一）我军师行所至，农匪坚壁清野、悉数潜匿山中；（二）潜伏山中之匪徒，对于我军状态窥探无遗。如是，我军企图完全暴露；（三）我军不仅不能派遣一侦察，即欲寻一百姓问路，亦不可得，以故我方对于匪情全不明确。即友军之联系亦不容易；（四）山地道路崎岖，行军已感困难，而匪徒对前进之道路亦无不大加破坏，我之前进，几使我无路可走，盖一则可予我之极大疲劳，一则无形中可迟滞我军”。由此，确保了我们在东固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让人们“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可见，毛泽东的此两次正确抉择，为中央根据地包括井冈山根据地的诞生与三次反“围剿”胜利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并在斗争中扩大了中央根据地的范围和巩固了地方政权。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不久的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正式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由此中央苏区进入全盛发展时期。
再次，根据地的党和人民经受了考验，红军部队的“人民性”显现。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之本在于人民。一方面，根据地的地方党和政府给予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具体地说：其一，从江西省各县乡苏维埃政府特别是赣西南地方党和政府，为配合红军主力作战，深入发动群众，加强组织领导，捐军饷、设兵站等，仅永丰、吉水苏维埃政府为红军捐款就达6万余元。其二，地方武装组织积极支前，各县、区、乡分别成立了独立师、团、赤卫队或游击队，直接进入战场阵地配合红军作战，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妇女、中老年人参加担架队、运输队、交通队、慰问队等，全方位地帮助红军做好后勤工作，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其三，筹措战争经费，扩展红军力量。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始终将战争经费和粮食等物资的筹措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仅在第一次反“围剿”时为红军筹款就达200余万元，此后还多次多方募集资金确保红军战争所需。另外，省苏维埃政府认真做好红军补员工作，仅在第一次反“围剿”时扩红达8000人，其中东固区就达2400人。另一方面，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承受了无畏的牺牲并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在三次反“围剿”期间，每当国民党军队找不到红军决战或战败时，总是将无名之火发泄在根据地的老百姓头上，使其遭到无畏的牺牲。1931年9月初，国民党第53师从东固撤退时，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以东固为中心的纵横60里内，共烧毁房屋一千多栋，杀害群众两千余人。敌人的暴行更加激起根据地人民对其仇恨和对红军的热爱，踊跃支前。二次反“围剿”期间，为保证红军的粮食供应，东固人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按照有5升（粮）拿3升、有3升拿2升的要求积极献粮，仅永丰君埠乡小别村捐粮高达100多担，整个东固地区出现了“扁担弯弯一行行，千军万马送军粮”的动人场面。又如三次反“围剿”期间，为确保红军过境不暴露目标，沿途村庄的老百姓都把狗打掉。另外，人民群众根据战争要求，广泛参与坚壁清野、破坏道路桥梁等活动。通过三次反“围剿”斗争的实践，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之情相当浓烈，进而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作 者：
殷春泉，中共如皋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如皋市如城镇冒家巷10号，邮编：226500；
手机：13862756618；
冷玉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研究会；江苏省如皋市城西粮管所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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