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求建立巩固的中心区域，将建立中心区域坚实基础的努力带入融入地方工作之中。
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相比，东固红色割据的显著特点，是没有形成像茅坪那样的中心区域。在1929年10月东固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前，虽然形成了东固为中心的面积达200多平方公里、人口15万的红色区域，但这个中心更多的因素是地理位置。因为东固地处五县之交的地方，政治上却没有与茅坪那样，形成了党、政、军领导机关与后勤机关所在的中心区域。（1929年10月后的情形另当别论）。在东固这块地方，党组织有东固区委，下辖20多个支部，秘密的农民协会有24个，会员1.4万多人，错误！未找到引用源。但红军并没有在这里建立公开的红色政权，也没有以特别的精力刻意营建成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李文林、曾炳春等人知道：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于割据斗争有其利的一面，但需要相当的精力投入。而这个中心区域建起来以后，红军是无法扼守住的，容易为敌人调集重兵所摧毁，造成重大损失。与其说这样的中心营建不易，又据守不住，便不如不建。因此，东固红军把经营中心区域的努力，融入到其他工作之中，腾出精力、力量放到有目标地打击敌人，扶助地方实行秘密割据的上面。事实说明这种思路和实践是明智的。
四、卓有成效的开展经济建设及文化教育的普及发展。
东固的党和红军在遵循斗争总策略基础上，非常注重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建设，采取各种措施设立与经济、文化教育相关的机构，以保障割据区域的军需民用。1928年10月，由红二团资助银洋4000元，再发动党团员带头集资，开办了东固平民银行，发行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区域的最早金融纸币。接着办起了东固消费合作社。合作社除经营军民生活日用品，还经营生产资料，收购山货，秘密购进紧缺商品，以打破敌人对割据区域的经济封锁。对于地方小工业，组织办起了军械修理所、兵工厂、锅炉厂、硝盐厂、油墨蜡纸厂、小铁厂等，自行解决了军械修理和小型武器制造。文化教育方面，1928年9月创办了第一所平民小学，不久改称列宁小学，发展到各个乡都办有这种学校。还兴办农民识字夜校和读书班，各乡开展了生动活泼的文化娱乐活动，人们唱的是红色歌谣，演的是宣传革命的文明戏。
五、对绿林队伍和农民武装采取团结改造为主的方针，以革命的统一战线扩大武装力量。
四周崇山峻岭地势险要的东固一带，向为绿林武装的巢穴之地。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段起凤的“三点会”，有四五十人枪，在兴国的蜈蚣山占山为王，劫富济贫。东固根据地创始人赖经邦等意识到争取这支绿林武装的重要性，通过亲戚关系派人到段部建立关系，利用“江湖义气”规劝段起凤站到穷苦大众的一边，以阶级利益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经过诚挚的感召，这个“只服天管不服人管”的“三点会”首领，终于思想通关，愿意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率领所部来到东固参加游击队，被任命为副队长。段起凤毅然投身工农革命，对附近的绿林武装震动很大，纷纷效样投奔红军。泰和紫瑶山的孙道发、永丰良村的梁一杰、东固三彩“三点会”头人曾金山等，都先后带人携枪参加红军。对于一些坚持与红军为敌的“红枪会”反动武装，则采取打掉其首领、解体队伍的决然手段。东固的党和红军与毛泽东等人在井冈山对待袁文才、王佐队伍那样，自觉地运用党的统一战线策略，以团结、争取为主的方针，将愿意革命的绿林变为红军力量。
毛泽东受“东固形式”的启示，作出全新的重大战略决策
东固革命根据地一系列自创特色的斗争经验，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共产党“工农武装割据”的内涵，为毛泽东等人探索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实践，提供了可为借鉴的新颖经验，也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增添了新的亮点。
善于从新生事物中吸取养份，裨益于创新实践的毛泽东，通过在原生地对原生态“东固割据形式”的思维融化，受到了思路大开的启示，从而作出了摒弃既定方针的毅然决断，即红四军不回井冈山了，要在赣南闽西创建更新更大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选择赣南闽西为根据地，并通过努力实践成功地开创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胎盘”，很大程度是受到了“东固形式”的启示而产生主导作用的。
朱毛红军主力在进入赣南闽西之前，早在1928年11月中下旬，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曾有这样的考虑：“我们对以‘赣南为退步’的话，非经济上到了绝路，非往赣南就无法维持时，决不走此一路，万不得已时也许要往赣南，但完全是为经济计，而不是政治的意义。”③1929年1月4日至5日，前委在井冈山柏露召开联席会议，所制定的对湘赣敌军18个团重兵“会剿”的应对策略，是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以“围魏救赵”的战略缓解井冈之围，然后再回湘赣边界，所以根本没有提到在赣南建立新的根据地。可是自从红四军与东固红军会师之后，到红四军进入闽西，前委于3月20日在长汀召开会议决定不回井冈山，留在赣南闽西二十余县范围内创建新的根据地，短短的1个月，毛泽东、朱德等人为何在思想上起了这么大的变化？以至于完全更改原定的战略方针？导致这种变化的起因还要从东固会师说起。
红四军在东固与红二、四团的会师，对毛泽东、朱德和全军将士来说是难以忘却的。这一会师的重要意义，最简洁扼要的话是毛泽东曾经讲过的：“如果没有东固的一个星期休整，红四军将被拖垮，也不可能开创赣南革命根据地。”④它使红四军度过了在赣南连连败走“麦城”的危难，在濒临垮掉的时刻获得了养息的活力。在东固的日子里，毛泽东多次与李文林、刘经化、曾山等人交谈。特别是在螺坑云汉堂召开的红二、四团与东固地方党干部会议上，毛泽东非常经意地了解东固红军的游击战争经验。促使毛泽东带着沉重的忧虑，非常经意地进行这种了解，一个重要原因是会师后第三天，赣西南党组织派人通报了井冈山业已失守的消息，这一信息让毛泽东、朱德等感到无比的震惊。
7天之后，红四军谢绝了东固红军的热情挽留，按照前委确定的“飘忽战略”重向赣南行动。这一行动方略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他对朱德等人讲到这样的意思：东固红军“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与井冈山绿林“打圈”是一回事，只是李文林他们加上了一个“秘密割据”，这对我们是有启发作用的。四军要在更大的范围内打圈，争取创造一个更大范围的割据区域。朱德、陈毅等思索着，权衡之下，感到红四军已是无家可归，只有如此而行了。⑤
毛泽东勤于思考、善于根据变化了的现实及时调整策略的能力和魄力，在这种时候充分体现出来。1929年3月14日，由赣入闽的红四军出其不意地歼灭郭凤呜部两个团，攻占长汀县城。前委决定实行短距离分兵活动，在30里内的农村发动群众的斗争。分兵活动由陈毅总抓，朱德的任务是帮助长汀县委组建赤卫团，计划军训后用于补充红四军。
毛泽东在所住的“辛耕别墅”，阅读《长汀县志》等书籍，接着要县委书记段奋夫请来一些社会阅历丰富，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座谈。在完成了这些程序后，前委书记进入了静心沉思的状态，将思维内核放在一个重大问题上——红四军下一步的战略行动。
井冈山的失守和东固一周来的思想收获，促动了毛泽东对于红四军进入赣南闽西后，下一步的远景构想。在毛泽东看来，山外有山，走出井冈山才两个月，他豁然地看到在赣南闽西有一个比湘赣边界大得多的天地！井冈山只是地连两省六个县，而赣南闽西至少是20多个县。至于地形的、经济的以及党和群众基础等条件，与井冈山相差几无。还有一个思绪在他心里翻腾：红四军在井冈山实行的一套，难道是红色政权的唯一“经典”吗？东固红军的一套不是很有特色吗？
毛泽东在汀州期间对于“东固形式”是否有过深层的考虑？是否将这种考虑转变为新的战略决策？只能从现有的史料中得到求证。在“辛耕别墅”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在敌我力量悬殊，群众没有完全发动的情状下，不可如固守井冈山那样搞固定区域的割据，应像东固红军那样“抛弃固定区域性的公开割据的政策（打圈子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政策。”⑥
参加前委扩大会议的红四军军政精英们，像毛泽东一样对于事物的认识不会停留在旧的模式上，他们赞同前委书记目光深远、谋略高人的考虑，支持他的主张。会议作出的决定是：“在国民党有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唯闽西赣南一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须坚决确立，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⑦
方针既定，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给湘赣边界特委写去一信。信中热情洋溢地介绍了东固红军 的割据经验，写下了“东固形式”的一大段话。这段长话的关键性结论是“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信中还明确指出：“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边界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守势的根据地的观念，以后应该抛弃，大小五井、九陇等地，再不必固守了，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⑧
红四军前委作出在赣南闽西建立根据地的决策，还包括其他几方面的影响。如对于这一区域具备的良好条件有进一步了解，毛泽东等人对于“工农武装割据”的认识有新的思想升华等。这些结合在一起能够起到促进、转化作用的因素比较起来说，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东固红军的一系列独有特色的经验，给了毛泽东等人的思维有如窗扉敞开般的启示，没有这种启示为前提，就不能引发思想上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这就是“东固形式”对于选择赣南闽西为根据地所起到的作用。
革命者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心灵相通的。对于东固根据地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不仅仅毛泽东、朱德和红四军的军政精英们有着新的认识，并根据这种认识修正原来的战略方针，从而形成正确的决策。就是留在井冈山区域的湘赣边界特委，也通过斗争的客观实践，认识到了“东固形式”对于今后斗争的指导意义。红四军前委写于于都的指示信传到后，特委作了认真的学习和研究。1929年5月中旬，特委在给江西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中，就写到了对割据形式的认识：“依我们两年来的经验，及此次前委介绍赣南东固各地的事实,在全国至少有一省用总暴动方法推翻统治阶级政权以前，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而无利的。这样不仅失掉群众，连党也几乎失掉了，……因此有由公开的割据转变到秘密的割据之必要，党和苏维埃亦都应秘密着，武装形式也应由守土的赤卫队改为游击部队，采用漂流不定的游击战术，使敌人找不到目标，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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