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陕甘苏区的成功经验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的正确领导下，坚持群众路线、实行民主法治、创制统战政策，是陕北“风景独好”，“硕果仅存”的根本原因。

    1．陕甘苏区的群众路线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领袖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作为革命的根本目的。他们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紧紧依靠群众、充分相信群众、真心关心群众。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群众融为一体，选举群众代表参与政府工作，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和谐局面。

    著名记者范长江曾感慨地说：“更经数年来赤化教育之结果，民众心中只知有苏维埃、瑞金、莫斯科、列宁、斯大林等，而不知有西安、兰州、北平、南京等名词。某县长曾在合水以东召集民众训话，数次申传，到者寥寥。而苏维埃召集开会，则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立刻齐集数百里以内之民众。”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始终关心群众疾苦，以甘为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的姿态，与群众休戚相关，患难与共。他们常常深入到群众当中，和群众打成一片，帮助农民耕种秋收，盘腿拉家常，与群众一个烟袋锅里抽烟。群众亲切地叫他们：“老刘”、“老谢”、“仲勋”，大家对待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就象对待亲人一样。陕甘民歌唱道：“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哥哥跟的是咱刘志丹。老刘站在山上喊一声，咱们千家万户齐响应。”就连国民党的报纸也承认：“刘（志丹）非一般之草寇，有理论、军事、经济头脑，更有煽动之技巧。“天旱望雨水，人穷望志丹”的歌谣在国统区也有流传，群众心向红军，冒险主动支援红军。

    习仲勋回忆在陕北闹革命的往事时说：“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时时刻刻离不开群众。部队要吃饭离不开群众，要打仗更要动员群众、依靠群众，一旦脱离群众我们就会寸步难行、一事无成。可以说，没有群众，就没有我们生存的空间，是群众哺育了人民军队”。

    2．陕甘苏区的民主法治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法令，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采取了许多具有创新性、前瞻性的措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和《土地决议案》，促成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呈现出兴旺繁荣的景象。

    边区政府成立初期，军队和政府机关的经费相当困难，党政军的各项开支主要靠打土豪、分浮财解决，不足部分通过市场向农民购买。工作人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干部战士一律平等，吃饭、穿衣、草拟公文所需的笔墨纸张等用品，均由财经委员会按每人的最低需要发给，干部没有特权思想和特殊化表现。

    陕甘边区党组织，始终将建立清正廉洁的政府作为头等大事，制定了严格的法规和条例。刘志丹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边区政府制定的廉政法令中规定：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10元以上者执行枪毙，对于领导干部的要求更为严格。因此，当时陕甘边区政府工作人员没有发生贪污案件。

    后来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正是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才成为“民主的政府，廉洁的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对人民的无限忠诚，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1940年，南洋华侨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后说：“县长概是民选，官吏如贪污五十元者革职，五百元的枪毙”，他大声疾呼：“中国希望在延安！”

    当年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说：“这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现象，人们的衣着和生活都很俭朴，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这里也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

    3．陕甘苏区的统战政策

    1932年春，两当兵变失败后，习仲勋到陕北，被选举为陕甘宁苏区政府主席。在苏区建设问题上，刘志丹、习仲勋与脱离群众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其它苏区实行“左”倾关门主义的时候，陕甘苏区在刘志丹、习仲勋的领导下，对地方武装既联合又斗争，争取开明人士的支持，保存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9•18”事变后，面对各种武装力量政治成分复杂而革命力量又比较薄弱的客观形势，刘志丹、习仲勋认为，游击队不能到处树敌，不能使自己陷于孤立。对于民团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方法，能团结就团结，能使其中立就使其中立，只打击顽固的。具体做法是：欢迎愿意革命的民团，联系倾向革命的民团，争取可能中立的民团，消灭与我为敌的民团。

    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如黄毓麟、赵老五、梁保定等。对一时不明白我党政策的国民党内开明人士、老知识分子，刘志丹、习仲勋十分尊重他们，首先向他们讲道理。当他们知道共产党人是为国为民有大志的人，都点头称赞：“上面把你们说成是反贼，我也以为你们是草莽英雄，胡闹哩。你们原来都是治世英才。”后来一些群众中有威信的知识分子参加了革命，大家说：“共产党本领真大，人们都愿意跟他们走。”这样，力量就越来越大，使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有了新的发展。1934年，国民党政府调集西北军阀对南梁根据地先后进行了3次大规模“围剿”，每次投入兵力都在万人以上，是陕甘边区正规红军和游击队的数倍。但到1934年底，根据地已发展到18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约达2.3万平方公里，建立了正式的或临时的革命政权。正规红军四十二师已由成立时的两个团的500多人，发展到5个团1000余人，各地的游击队亦有1500余人，仅南梁地区赤卫军就有18个大队。

    毛泽东在“七大”期间评价陕北根据地时说：“没有陕北，那就下不得地”。“下不得地”是湖南湘潭方言，意思就是：没有陕北，我们就无处落脚！陕北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陕北救中央”之说滋长了西北部分干部的骄傲情绪，习仲勋十分谨慎，对大家说：毛主席说得好：“是陕北救了中央”，“也是中央救了陕北”，“陕北救了中央”之说，有宗派主义之嫌，会影响团结，不能再提了，“这句话应该倒过来，是中央救了陕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