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暨陕甘边照金苏区与“两点一存”研讨会交流材料

    【摘  要】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共白区党组织几乎损失殆尽，南方各革命根据地均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先后丧失了，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陕北根据地成为我党“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成为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重大贡献。南方苏区的失败原因主要是军事上敌强我弱，经济上无法支持，政治上脱离群众；陕甘苏区的成功经验是坚持群众路线，实行民主法治，创制统战政策。

    【关键词】南方苏区失败原因 陕甘苏区成功经验 剖析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处于敌强我弱态势，加上“左”倾错误的危害，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灾难。白区党组织几乎损失殆尽，南方各革命根据地均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先后丧失了。毛泽东总结说：“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就在这个时候，陕北“风景独好”，苏维埃政权却奇迹般的存在着。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领袖创建的陕北根据地成燎原之势，不断巩固和发展，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我党“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成为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重大贡献。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再次确认“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

    1947年7月的小河会议上，毛泽东评价陕甘革命根据地时说:“这个边区是土地革命时期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区域，保存了几千名干部。第一，有本地领导骨干；第二，有政治上可靠的军队；第三，人民是好的；第四，保留了土地革命时期老区许多好的作风。有了这些条件，敌人是可以被战胜的。”

    一．陕北苏区的发展沿革

    1928年4月，陕北特委在绥德成立，刘志丹、吉国祯、赵伯平、马明方、崔田夫等先后任书记或负责工作。先后辖府谷等13个县的大部或一部，领导人民闹革命，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

    从1929年起，刘志丹、谢子长等先后打入陕甘、陕北地区的军阀部队，开展兵运工作。1931年9月，刘志丹在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对杨培盛、赵连壁、贾生财的三支农民武装进行了整编，创立南梁游击队。后与陕北游击支队(原晋西游击队等部改编)会师，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分任正、副总指挥。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打土豪，分田地，宣传革命道理，摧毁封建政权。

    1932年3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甘肃省新正县（今正宁县）境内的寺村原、湫头原、五倾原、三嘉原及宁县盘克一带成立寺村原革命委员会，创建寺村原游击根据地。

    1932年5月，习仲勋带领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五支队在耀县照金会见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任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指导员，到渭北开辟根据地，领导富平农民进行分粮斗争，开展游击活动。

    1932年1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红军游击队在陕西省宜君县转角镇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刘志丹率领陕甘边党和红军开始在陕西省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创建照金根据地。1933年3月，习仲勋回到照金革命根据地，任陕甘边特委委员、军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

    1933年11月，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采纳了刘志丹的建议，建立了以南梁（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东部）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初，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决定成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兼任党团书记。

    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赤卫军总指挥部成立，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朱志清任赤卫军总指挥，吴岱峰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参谋长。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11月7日，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5年1月，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马明方任主席，崔田民、霍维德任副主席，先后领导了16个县苏维埃政府（革委会）。红二十七军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武装力量。

    1935年1月21日，刘志丹看望正在养伤的谢子长，就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及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围剿”等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惠子俊任工委书记，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仍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党的领导和军事指挥达成统一，西北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在西北军委和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陕北、陕甘边根据地各游击队领导人民群众经过半年多的英勇奋战，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相继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6座县城，把两个苏区连成一片，革命力量发展到北起长城，南至淳化、耀县，西接环县，东至黄河的广大地区。形成了面积三万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政权牢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与陕北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1936年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历经千难万险，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二万五千里长征宣告结束，中国革命从此转危为安。

    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而发展为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大本营和解放战争的总后方。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同时改编红军为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解放战争开始后，陕甘宁边区被蒋介石政府宣布为非法叛乱区域。1948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从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迎接新中国的成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陕甘宁边区的建置撤消，政府解散。

    陕甘宁边区驰誉中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了十三个春秋，中国革命由极端困难走向伟大胜利。陕甘宁边区政府是新中国人民政府的雏形，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辉煌。

    二．南方苏区的失败原因

    肖华上将在《长征组歌》中唱到：“王明路线滔天罪，五次围剿敌猖獗”，揭示了南方苏区失败和中央红军长征的原因。内部责任是极左路线，外部原因是敌人的封锁。

    １.军事方面敌强我弱

    1930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基本上控制了东南地区，日本侵华势头略缓，经济呈现较好发展态势。1933年6月，蒋介石开始部署第五次“围剿”，采取缓进战略，修路筑碉，稳扎稳打，步步推进，军事力量占绝对优势(国民党军50万，有大炮1200门；红军10万，只有几十门炮)。蒋介石宣称“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就可以完全占领匪区”。

    中央红军在前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呈现出强悍的军事力量。但当面之敌堡垒密集，游击战无法施展，作战空间日益狭小，运动战难觅战机。犹如“猫儿守着玻璃里的鱼可望而不可得”(彭德怀语)。红军主要运用“短促突击”的战术，这是战略被动时一种无可奈何的战术选择，效果并不理想。

    面对苏区危局，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湘西南和黔桂交界地区筹建辅助区”、“在鄂湘川交界地区建立第二个主要根据地”都未能实现。1933年3月，酝酿“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做好准备”。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中共欲迎又拒，采取关门主义态度，错失了联合同盟军反蒋的良机，蒋介石几乎兵不血刃地击败了十九路军，转而全力进攻红军。1934年3月，中共中央曾有以红军主力在中央苏区“西南部或东南部突围”的设想。1934年4月，国民党军逼近广昌。1934年6月，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央红军撤离一事形成共识。红军向西突围，是唯一生路。

    ２.经济方面无法支持

    筹措经费一直是红军和苏区政府的重要任务，前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的给养虽不宽裕，但也无妨大局。由于连年战争，物质生产遭受极大的破坏，中央苏区经济资源日益匮乏，人力、物力严重不足，红军生活和作战物资都成为问题。赣南闽西地区的粮食供应本不应成为大问题，却出现了粮荒，有人口原因，也有市场原因，还有生产原因。农业政策没有跟上，工商业政策也有严重失误，导致苏区私有工商业基本绝迹。

    1933年又开展了大规模的查田运动，与扩红运动、肃反运动同时展开，打击面进一步扩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许多人担心扩大生产会使自己上升为富农地主，有钱就花，极力消费，坐吃山空。

    面对敌人的封锁，苏区本应有一整套对付的办法，在“自己动手”和发展生产上狠下功夫，鼓励商人积极从事赤白区域贸易。然而，“左”倾领导人擅长于提高税收、推销公债、征集粮食等扩大眼前收入的本领，采取滥发公债、竭泽而渔的极端做法。对发展生产、搞活经济不够重视，办法也不多。

    苏区政策越发极左，当时有人说“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农民是不能不牺牲一点的”。严重的挫伤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导致苏区资源枯竭、财尽民困。由于通货膨胀非常严重，1932年初停止筹款，直接筹取实物，第四次反“围剿”前还尚有收获，到第五次反“围剿”时，老百姓几乎一贫如洗。

    ３.政治方面脱离群众

    苏区极左当局实行极端的阶级政策，排斥一切中间力量，“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把开明地主也推向对立面。“肃反”运动无休无止，有人一再叫嚷：无产阶级专政只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包括自订法律法规）的限制。废除一切法律和司法程序，严刑逼供，滥杀无辜，成为后来一系列政治运动之鼻祖。

    1930年，赣西南党组织和红一方面军由肃“AB团”引发了富田事变，进而掀起了全国各苏区大规模的“肃反”高潮。继中央苏区大“肃反”后，“湘鄂西是搞得最‘左’、损失最惨重的一个”（贺龙语）。从1932年5月到1934年7月中央下令停止“肃反”为止，夏曦在湘鄂西苏区和红3军中总计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肃反”。根据地创始人、军队优秀将领和干部陆续被捕杀，原5万余人的红军，下降到不足4000人。党员只剩下5人，战士们不敢当干部或入党，出现了枪多人少的悲惨局面。洪湖根据地和湘鄂西根据地先后丧失，党团组织完全瘫痪，贺龙被迫率余部离开桑植西移。很多高级将领自30年代初就永远的从中共党史上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