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喧嚷间，浓眉阔脸的彭德怀走了过来，看见这些扛梭标的娘子军，乐开了：

    “哟，拖尾巴的迫击炮来了！”

    找到“迫击炮”这样一个词来开娘子军的玩笑，他很高兴，从此他一碰到这些女红军，老远就喊：“迫击炮来了！”“欢迎迫击炮！”

    说真的，女红军还真有一股“迫击炮”的劲头和威力，勇敢顽强，吃苦耐劳，一路上行军做工作，都不亚于男红军。除了几个身体不好的老大姐，他们多是工作队员、政治战士。她们的任务主要是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做伤病员和民伕的思想工作。每个政治战士要管三、四副担架。抬担架的民伕多是临时雇来的，一块银元一天。他们对革命的认识有深有浅，行军时，政治战士要同民伕走在一起，鼓励他们跟上队伍，有时甚至要顶替他们抬担架。宿营时，又要照顾民伕的生活，让他们吃饱睡好。夜行军，走小路，她们不知摔了多少跤，不叫一声苦，不喊一声痛。

    危秀英、邓六金、钟月林、刘彩香、吴富莲、王泉媛、李桂英等几个政治战士，还有指导员李坚真都帮民伕抬过伤病员。

    她们手脚灵巧，也手脚不停。白天行军，有时一天急行军一百二十里，她们不比谁少走一步，洗脸、梳头都顾不上，遇到小水坑，撩几掬水在脸上，用毛巾一擦，又急急赶路。她们跟在担架的前前后后走着，宁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把自己背上的粮食省下来给民伕吃，让他们吃饱好有力气抬伤病员。到一个地方驻扎下来，她们不得自己洗漱，忙着寻找稻草，烧点水让民伕洗脚，然后又要出发去找民伕替换走累的民伕。当时找民伕很不容易，因受反动派的盅惑宣传，老百姓都躲到山上去了。她们往往要连着爬好几座大山，才能找到躲藏的群众，还没有喘过气来，就要用嘴巴宣传群众，说服他们援助红军。好不容易动员几个群众来抬担架，爬山越岭赶回驻地，往往部队已开拔了，又得马不停蹄地追赶队伍。她们一身雨，一身汗，一身泥，也一路笑，一路歌，乐乐哈哈地吃着苦，走着路。

    最头痛的还是找马。过乌江的时候，马匹几乎损失殆尽。仓促扎起的竹制浮桥，载重能力有限。马的主人上桥之后，跟主人有了感情的马也“咴咴”叫着爬上桥去。浮桥上的马匹太多，浮桥沉落水中。为了保障红军指战员的安全，守桥的战士只能忍痛开枪，将踏上浮桥的马打死，不准岸边的马再上桥去。过了乌江，指战员和伤病员普遍缺马。干部休养连女战士的任务除了找挑伕，又增加了一项任务，找马伕和马。马是当地老乡珍贵的交通工具和运输工具，要很费口舌和付出代价，才能动员老乡牵着马送红军一程。贵州的马和骡子，由于山道崎岖，四个蹄子都钉有铁掌，掉了一块蹄掌，马就不能行走。马主人还不干，嚷嚷说：“把我的马腿搞坏了！”要赔偿损失，马主人才肯牵回去，又得重新去寻找新的马匹。所以，找马往往比找人难。

    政治战士有时还要留在队伍后面做收容工作，帮助体弱或因病因伤而掉在后面的同志背东西，鼓励他们赶上队伍，哪怕敌人的子弹就在头顶呼啸着飞过，她们也照样沉着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背着许多东西，躲着敌人的弹火，跑步、爬山，还要招呼战友跟上来。有时嗓子喊干了，渴得冒火，累得想在原地停一分钟，喘口气，环境又不允许。时间一长，她们也摸索到了经验。爬山时闭住嘴唇，咬紧牙关，用鼻子透气。这样就好得多，也容易坚持。

    她们的嘴巴象“迫击炮”一样厉害，身体也象“迫击炮”一样有战斗力，顽强、刚毅，有惊人的内在力量。她们给自己提出的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生病、负伤，实在走不动的，当时的办法是每人给八块光洋，寄在老百姓家里。“不得八块光洋”，就不能掉队，不能负伤，不能生病，这几条男红军做到都不容易，对于女同志来说实在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