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红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对张国焘的所作所为坚决反对，他按照中央北上的精神，抓紧做好部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工作，同时积极准备攻打松潘。然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破坏，使红军在毛儿盖地区耽误了一个多月，丧失了占领松潘的机会。8月3日，中央被迫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经草地北上。据此，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将一、四方面军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从毛儿盖出发，经班佑北上阿西。党中央、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在党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于8月初来到毛儿盖。他一到，就又向党中央发难，反对北上。为此中央于8月4日至6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申两河口决定北上方针的正确性，要求红军必须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兄弟团结，反对分裂。可是，张国焘的个人野心继续膨胀。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之后，就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相反，他继续坚持要左、右两路军全力出洮河以西，越黄河深入到青海、新疆等边远地区的主张。中央三令五申，一再催促他率部出墨洼、班佑，同巴西地区的右路军会合。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勉强率部向东挪动，但又借口“噶曲河水涨大，上下三十里均无涉点”，停止东进，拒绝向右路军靠拢。
　　9月9日，张国焘给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发去密电，要他胁迫中央南下，电文中说“如果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密电到达时，恰逢陈昌浩正在向部队讲话，发报员就把密电交给了在会场外的叶剑英，叶剑英看万密电后，认为情况万分危急，他冒着生命危险迅速而巧妙地将密电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就把密电记在了卷烟纸上，随后叶剑英又把密电带回会场，当时陈昌浩还在讲话，会议结束后，叶剑英才把密电交给陈昌浩。党中央据此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当天夜里就离开了巴西，脱离危险区域。叶剑英也回到驻地，以“打粮准备南下”的名义，率领军委纵队脱离险境赶上北上的主力部队。
　　在危急关头，若不是叶剑英机智地将密电及时报告给毛泽东，红军内部将可能发生武装冲突，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及一大批红军将领就有可能人头落地，后果不堪设想。事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到这件事，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1967年夏天，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时，曾对杨成武谈起此事，还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四：粉碎“四人帮”，支持邓小平
　　1966年5月，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叶剑英当时正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秘书长。1967年，上海爆发了“一月风暴”，随之全国各地纷纷开展夺权运动，形势变得越来越乱。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把矛头指向军队，要在部队中开展“揪军队一小撮”，使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和部队受到更加猛烈的冲击。1月19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坚决表示，为了国家和人民，决不允许在部队搞“四大”。针对江青打击陷害军队老干部,企图乱军夺权的阴谋，叶剑英气愤至极，拍案痛斥江青之流，以致右手第三骨远端骨折。江青等人被叶剑英的义正词严吓得呆若木鸡。不久，叶剑英又主持召开军委碰头会，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同志共同研究制定了军委八条命令，经毛泽东批准下发执行，接着又制定七项规定。这些对稳定部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月6日，在怀仁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叶剑英、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叶剑英对陈伯达一伙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他还质问康生“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想干什么?”。事后，林彪、江青一伙把二月前后同他们进行的这场斗争诬陷为“二月逆流”，并进行批判，康生说“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